[美]亨利・基辛格著 慕 羽译 如果苏联人的回复的确就像是表面上说的那样，还真有可能给撤离腾出些喘息的工夫。虽然这个回复只确定撤离美国人，但实际上也有助于撤离越南人，因为我们是两组人员同时撤离的。而且如果河内真的想按照巴黎协议的规定做出些政治改变，可能还能赢得更多的时间。 当然，结果会是一样的：共产党将全部接管由四届美国政府奋力抗争了二十年的地界。然而为了能救出更多的越南人，我们准备咬紧牙关再干下去。为抓住最后每一次可能的机会，4月24日晚上8点25分，我们回复了苏联。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希望苏联同河内协调的同时，运送难民的飞机可以继续起飞。这封信提到“(苏联)建设性的回复……美方在条件仍然许可的情况下将继续撤离美国人”，同时还要求得到河内关于如何执行巴黎协议中“对于达成政治解决”之条款的看法。总统请勃列日涅夫放心，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打消国会干涉撤离的念头。我们的信还说，只要不干涉撤离，美国将“不会采取任何恶化局势的举动”。 四天之后，也就是华盛顿时间4月28日晚上(越南时间4月29日)，随着北越对新山一机场发动火箭弹攻击，西贡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虽然战火不久将停歇，但是难民的恐惧却几乎使他们精神崩溃。惊慌失措的人们蜂拥在机场跑道上，实际上却阻碍了空运。4月28日华盛顿时间晚上10点45分，福特极为不情愿地下令进行最后一次撤离。就在不久前，我们还说过，还没到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那种情况只在历史书中才可能出现。关于那些我们将要放弃的不幸的越南人来说，痛苦占据了主导位置： 基辛格：他们有权在今晚的任何时间――华盛顿时间――调拨紧急救援飞机，而且他们必须在今天撤离前提出要求。 福特：那儿的今天还是我们这儿的明天? 基辛格：到我们这儿的明天上午，如果那时C-130飞机没能将他们撤离，就用直升机撤离。 福特：那实在是耻辱1 24小时以上还是12小时以上? 基辛格：12小时以上，而且我们本该多救出8000人。 福特：亨利，我们已经尽力了。 基辛格：总统先生，你这是太坚持己见了，而我们现在要尽力改变一下。 福特：我只是希望[霍门将军]史密斯(美国西贡国防官员)和[格拉汉姆]马丁能明白我们现在的处境，并能毫不犹豫地展开行动。 基辛格：我们和马丁沟通过，15分钟前还和他说过话。我不能说他很愿意这样做，但他会这样做的。他想和另外两个人留到最后，以便能照顾可能穿过丛林的美国人。但是我认为还不能说此事做对了。 福特：亨利，我也不这样认为。 晚上11点，我给格拉汉姆・马丁打了电话，还让他赶紧撤离：在无法避免实行最后一天空中撤离的情况下，撤离所有美国人的时候必须尽可能多地用直升机撤离越南人。马丁同意撤离，但是提出和两名志愿者坚守到最后，以监督军人的撤离秩序。这证实了我的猜疑，他计划像查理・乔治・戈登一样――他是位著名的英国军官，1885年，他担任苏丹总督期间，因拒绝撤离，在喀土穆的一次战役中遇难。在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的最后一天，越语论文，我们决不能让我们驻西贡的大使成为北越人的人质。所以我下令要马丁撤离：“我们需要我们的英雄回到华盛顿，这里缺这样的人。” 那时，我相信在福特图莱恩演说时已经加速了河内的行动进程，因为实际上，这消除了美国再次发动武装干涉的最后的危险――虽然事实上北越人的偏执达到了相当程度；它本需要认真对待这个威胁。(北越)指挥官文进勇将军的回忆录里并没有像对美国国内争辩中几乎每一次别的重要事件的反应一样。提到福特总统的演说。然而，据文进勇的回忆录，似乎加速河内做出决定的是“美国及其傀儡”的“狡猾的外交方案”： 美国及其傀儡的狡猾的外交方案一个接一个出台，对我们构成了威胁，他们的目的在于给我们的军队对西贡的总攻制造障碍。很明显，我们必须加紧战斗，加快发动攻击，还要利用好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从而取得全面胜利。 河内所谓“狡猾的外交方案”指的是西贡尽力执行的美国十年来一直要求的行动步骤：撤换阮文绍和扩大政府。 4月24日，阮文绍的继任者陈文香聘请杨文明将军出任总理，扩大了政府。“大明”――正如他的外号一样，自1967年以来他一直被反越的抗议者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在和阮文绍的力量对决中一度出局。杨文明是所谓的中立主义者，必定能被共产党所接受，虽然黎德寿曾给过我相反的印象。 杨文明不愿在最后的斗争中去驾驭一艘沉船，拒绝出任总理职务，因为他说这个委任来自现在已被推翻的旧的政权机构。不过，他反而要求国民大会任命他为总统，负责结束战争，并组建过渡政府。他花了两天的时间达到了目的，4月27日大明终于当上了总统。大明就职总统的时间不超过72小时，只够有时间做两档子有意义的事情：他要求河内停火并进行政治谈判，但均遭到拒绝；4月29日，他要求所有的美国人在24小时之内全部撤离。由于这正好是我们撤离的时间表，所以实际上也帮助了我们的撤离，避免了那些对美国抛弃盟友的指责。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还尝试在共产党驻巴黎的临时革命政府和美国外交官之间进行外交接触――据说是因为临时革命政府的外交使节也急于寻求这种接触。 但是，河内的领袖在斗争了三十年后，绝对不会忍受在西贡存在过渡政府。更不用说一个独立政府了，尤其是在共产党的国家中。颇为荒谬的是，杨文明当上总统后却加速了河内的行动步伐。如果阮文绍还没有离任，他本可以比那些可怜的继任者们多给南越宽限些日子。阮文绍的政权正在崩塌，而且再有几天也到头了。但是如果有一个国际认可的政府出现在西贡，能谈判停火并和美国打交道，它可能会导向南越的独立――虽然是一个共产党的政府。对此，河内并不同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河内在西贡的最后战斗目标针对的是南越共产党，早些年前正是他们的游击运动引发了全部悲剧。 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同驻巴黎的临时革命政府的协议从未实现过。 最后一日 4月29日(华盛顿时间)上午，就在美国人从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乘直升机撤离的时候，福特、施莱辛格和我正向国会的领导介绍着情况。立法者们继续头一天的舌战，依然喋喋不休地主张“政治”解决，然而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所谓的撤离已经终结了美国关于取得政治结果的作用力。 此后，所有人都默不作声。我独自坐在白宫西侧国家安全顾问的办公室里，被一种重大事件临头的不安的孤独感包围着。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是撤离行动的华盛顿指挥中心，虽然实际空运是由五角大楼所指挥。五角大楼再三提 出迅速撤离的要求被记录在案，确认了如果在最后关头有问题发生，福特和我将负有责任。另一方面，福特和我对事态结果不再有任何作用力，我们已经成为了旁观者。因此，我们两人坐在办公室无所事事，对正在发生的悲剧也无能为力。我们的心悬在无法平息的痛苦和我们无法把握的未来之间。 在几乎神秘的静寂中。我感到筋疲力尽，以至于无法略论各种各样的导致最后希望完全破灭的决定。但是，当我重新审视它们时，我开始反问转折点在哪里呢?是肯尼迪政府推翻了吴庭艳吗?是约翰逊政府所做出的和美国公众所坚持的看法背道而驰的消耗战略吗?抑或是尼克松在国内的政治意见动乱中对越南化的选择?这一策略将撤军、战争和谈判全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如果我曾进行系统的思考，我有可能已经找出了导致悲剧发生的症结，尼克松就职以来，没有承袭下来别的选择。我们的继任者们已经放弃了胜利的可能性――由于我们所提出的体面的概念，避免了单纯的放弃。单边迅速撤离――这一由许多批评家们在1970年后提出的观点――会带来比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梦魇更令人备受煎熬的局面。最近几周以来，撤离6000人的难度给我们施加的压力使我们仿佛置身于这个梦魇中，即在几百万武装的越南人包围下，美国要尽力撤离几十万人。 但是，这几个小时最折磨我的是一个更接近战术性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事态中，我自己将扮演怎样的角色：1972年10月8日黎德寿提出一个突破性的建议以来，我还在继续加速谈判的进程。让我颇为痛心疾首的是，最终于1975年陷落的西贡政治机构，其士气的消沉是否开始于我们在1972年曾促成的谈判呢?谈判究竟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有利条件呢?1972年10月8日，当黎德寿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接近了体面的结束战争和国内和解的时候，越南语论文，我的谈判小组和我当时真的有兴高采烈的理由吗? 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抓住机会履行职责比最后辞职强。毫无疑问，如果我拖延时间，北越人甚至早就将事态公之于众了。无论怎样阮文绍本会固守自己的立场。巩固自己的地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如果有这样的途径的话)肯定没有结果，国会本来也会切断经费迫使达成一个结果。 我们中没有人能想到紧随总统连任选举彻底胜利的就是总统权力的丧失。我们深信我们正致力于一个能让南越人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反对全面入侵的协议。抗议者会说越南现在处于极为异常的社会条件下，但是当我和我的同事们想到越南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有很多充满着献身精神的男男女女――军人和驻外事务处官员等――他们在那里为我们的越南盟友浴血奋战。不惧艰难，却要被宣告将面对一个并不确定但注定痛苦的命运。这些美国人自豪地相信，他们正在为保卫自由的事业而与残忍的敌人在密林和稻田中激战。在新闻媒体的辱骂声中，在国会的质问下，在抗议运动的奚落中，他们坚持着美国理想主义的传统，把他们的青春热血和生命献给了这场战争。这是一场由几任美国领导人发起，然后又放弃，到最后还备受诘难的战争。当我坐下来思考越南问题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他们，而并非几个坏家伙。我也想到他们的目的，而不是他们最后的失败；我还想到了美国对自由世界的安全负有责任，而并非受挫的过程。 我的沉思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这个电话和直升机撤离人员的事情并不相关。打电话来的人是我的一位的朋友卢・沃瑟曼，后来此人成为好莱坞的一位巨人――环球电影企业的总裁。他说：“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你在越南问题上遭遇的所有麻烦，有许多为你着想的朋友想为你分担。”他很快就挂断了电话，我还未来得及回答。卢・沃瑟曼是一位诚恳的民主党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越南政策的批评者，而且我想不出我对他的事业来说有什么用处。这是真诚的关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后来，当最痛苦的时刻到来时，越南又让我感受到了挫败和可悲。到现在，我仍记得，那是华盛顿的午后，西贡的凌晨，尽管最初决定在越南时间的黄昏前结束运送。福特还是下令整晚继续行动，以便营救出尽可能多的越南人――特别是那些还滞留在使馆内的人。下午2点左右，我得知仍然还有760人滞留在那里，由于某种原因，在前两个小时内只有一架直升机降落。我让施莱辛格去讨论我们如何在最后期限之前营救出这些人，最后期限一过，所有的撤离都将停止。因为事实很清楚，北越人将在拂晓前占领西贡。施莱辛格和我合作得非常融洽，我们计算过13架直升机就能完成任务，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同意用19架直升机。马丁将搭上最后一架直升机返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