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在越南华侨中的革命活动，以及越南华侨对祖国的民主革命所作出的贡献。 黄明堂等在关上奋力抗战来扑清军，坚守4天后，弹尽粮绝，弃守突围，令部下退入越境的燕子大山。此役歼敌200多人，革命军只阵亡两人。 李齐业回忆说:“孙先生为人很守信义，记得有一次，他在河内托一家洋行代转寄军火去镇南关，但那一次起义失败了，孙先生要离开河内到新加坡去。临走之前，他再三嘱咐同志们要算清款项还给那家洋行。”这更加印证了孙中山确实曾在侨商参与赞助下，从河内购置军火输往镇南关前线。 镇南关之役的翌年戊申(1908年)春，孙中山再谋于河口举义，仍命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3人负责，起义力量迅即部署完毕；预先潜伏于边境者百余人，扮成苦力散布于铁路沿线者两百余人，策反清军兵将作为内应者多人。孙中山继续派黎仲实､麦香泉等8人潜入老街，一旦义旗揭起，即供应粮饷器械。但老街法国警局觉得黎仲实等人“形迹可疑”，将他们拘留警署，后询知为革命党人，虽略予宽待，仍限制不许自由活动。时孙中山远在南洋，只能遥为节制。胡汉民擅催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发动起义，1908年4月29日凌晨2时，河口起义自越南边界渡河打响，不少清军倒戈归附，缴获武器甚多。 几天内，王和顺､关仁甫分别进军，攻略各有战果。孙中山闻讯，自新加坡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协调节制各军。恰黄兴亦已于5月3日自钦州抵越南，接中山先生命令后，于5日晚自海防乘车进人河内，7日早乘车至北仁老街，奔赴前线督师。无奈人心不齐，统一指挥无法实现。黄兴欲重招钦廉旧部为直属核心，但途经老街时竟因“貌似日本人”而遭法警拘捕，询知为中国革命军重要人物后，允护送出境，但禁止在越活动。黄兴被送抵西贡后，又被送往新加坡，黎仲实等则被送往香港。 王和顺､黄明堂等人原拟西进普洱，攻取思茅，终不成功，后与关仁甫等皆先后退据河口。起义官兵最后从河口退入越南境内，拟迂回而入广西边屯驻扎，另谋再举，但法军勒逼“缴械”，革命军严词拒绝，双方摩擦数月之久，后经梁正礼调停息战。革命军解甲后，竟被法方“资遣出境，送往南洋安置”。 “河内华侨杨寿彭､黄隆生､甄吉亭､刘岐山等人，因送粮弹接济钦廉､镇南关､河口诸役之革命，被法殖民政府递解出境。”“革命军韦云卿等入越南，先后被羁留缴械者600人，均由法国官方‘护送’到新加坡。”这批起义军抵星洲后，英殖民者又禁止登陆，几经交涉，虽许上岸，但仍拘羁于拘留所。 孙中山知道后，委任《中兴报》董事长张永福延聘律师，向“华民政务局”保释。 中越边境举义失败后撤退的华人革命义士，被解送抵英殖民地，英人竟视之为囚犯，虽经“保释”而免囹圄，但充分印证了中山先生在邓泽如等人信上的批语:“我们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常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欺之国家､受欺之人民耳。” 包括越南华侨在内的革命军义士，虽流落在新加坡，但不做寄人篱下的可怜虫，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保存力量､力图重振。中山先生一方面令著名南洋爱国侨领陈楚楠等人创办“中兴石山”，安插就业;一方面把他们介绍到槟榔屿､吉隆坡､毗加文岛的各工厂､矿场､农场劳动谋生。 孙中山与越南革命者 联合互助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以潘佩珠､潘周祯为代表的越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越南著名历史学家､上世纪50年代越中友协副会长陈辉燎先生写道:“谈到越南革命，孙中山不仅是越南革命家所非常熟悉的人，而且在1930年以前，还是一些越南革命家的导师。20世纪初，在向海外华侨宣传革命和在中越边界武装起义时，孙中山曾经在越南国土上逗留，并与‘东游运动’和‘东京义塾’运动中的一些越南爱国人士有过联系。” 他接着描述了具体情节:“1905年，越南革命领袖潘佩珠初到日本，通过犬养毅介绍，在日本第一个遇见的人正是孙中山，当时他正在横滨组织同盟会。孙中山和潘佩珠在致和堂的第一次谈话中就指出了越南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并批评了潘佩珠在《越南亡国史》中的君主思想。”正是孙中山作用了潘佩珠的思想观念日渐向民主方面转变，使他进一步明确了谋求民族独立必须依靠人民大众。 在谈到中国的国土与人民是越南革命的后方与后盾时，陈辉燎写道:“几年后，日本军阀与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主义者相勾结，把越南革命家驱逐出日本国境，这样越南革命家除了中国国土以外，再没有立足的地方了，因此必须依靠中国人民和进步人士，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家合作。”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之后，广州就成了包括越南革命家在内的东南亚各国革命者汇聚和协作的中心基地。与此相对应，越南的国土也曾成为中国革命力量的避难所与临时后方。越南老革命家､20世纪50年代海防祖国战线主席诗山先生，就曾是黄花探所领导的著名的法国侵据越南时期最伟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安世起义(1887―1913年)的军需负责人。 黄花探的安世根据地曾接待､掩护､供养过一支孙中山领导的边界起义失败后撤下来的义军。现在的河内东区行帆街路北有一座高大的中国式瓦顶建筑，即河内“粤东会馆”，1955年曾暂作中华中学师生开会场所。据河内老同盟会员李盛宝述说，1907―1908年，孙中山曾多次在此处跟华侨及越南革命者晤面､开会。 安世军需负责人诗山先生说，1907―1908年之际，他“经常到河内行桃街的‘东京义塾’(越南革命志士来往的地方)联络，听此地负责人梁玉斡说，孙中山常到这里与越南革命志士们联络，越南革命志士也常到会馆来找孙先生。有一次，孙中山先生到东京义塾来，要求梁玉斡设法帮助掩护3000多名从中国撤出来的革命军。梁玉斡将这件事情告诉潘周祯(越南革命志士)，潘周祯立即到安世区(安世起义的根据地)面见黄花探，得到他的同意后，3000多名革命军经由谅山到北江省，暂住在安世区里。” 诗山先生说:“当时因为我负责安世区的军需工作，所以也要负责解决这些革命军的口粮。当时的粮食大多是由越南革命志士们自己耕种生产或由人民捐助的。这3000多名革命军在安世区住了近两个多月，才离开安世区回国。” 这一历史事件，有力地说明了中越两国革命者不但互相支持､积极参加对方的斗争，而且在战斗暂时失利､形势转入低潮时，互为掩护，以资修整重振。在这些活动中，越南华侨既出了大力，又成为中越革命的联系纽带与桥梁。 孙中山对越南的重要作用 以及与侨胞的鱼水情 毛泽东同志曾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他又说:“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正是孙中山先生这种彻底革命､一心为民的伟大精神，对广大侨胞产生了无比巨大的感召力，他在越北活动的岁月中，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事迹。当年曾尽心赞助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已故海防著名老华侨钟念祖先生的侄儿钟炳昌回忆说:“孙中山先生大约在1908年到海防来宣传革命。他到海防不久，就被法国殖民者通缉，在海防华侨的帮助下，孙先生多次脱险。”钟炳昌那时已十七八岁，对这些事情记忆清晰。他说:“孙中山曾在我伯父钟念祖家里住过一段时间，法国殖民者曾经派遣士兵到伯父家里搜查，伯父把孙先生藏在屋顶阁楼上。后来孙先生为了进行秘密活动，便在这个阁楼上居住，还在阁楼上摆了台子工作。吃饭的时候就用一条绳子绑着一个小篮子，把饭菜放在篮子里吊上去。孙先生就是这样艰苦地工作着。”“有时孙先生要外出，我伯父便帮助先生改装。有一次孙先生要离开海防，当时无法得到出境证，后来因为伯父的相貌跟孙先生很是相像，于是伯父便把他的身份证借给孙先生，结果孙先生取得了出境证，平安地到了香港。”“孙先生住过的那个阁楼目前还在，就是潘佩珠街(原叫东京街)158号楼上屋顶的那个阁楼。”现在有不少华侨仍前去那里瞻仰､缅怀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钟家暂住时使用过的墨砚及挂钟仍保存完好，《新越华报》曾特为拍摄，刊登了图版。 陈辉燎还写道:“十月革命通过中国给越南带来了巨大作用，与越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形成､成长同时，孙文学说和‘三民主义’在越南爱国人士以及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中发生了很大的作用。1925年，‘南同书社’在河内成立，出版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许多译本。当时还出现了一些秘密小册子，以越南民族的内容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作了补充。当时团结在‘南同书社’周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几乎全都接受了孙中山的作用。” 在越南革命者学习､传播孙中山思想的活动中，华侨进步青年起了重要影响，他们接受孙文主义的“南同书社”，扩大宣传，发展组织，成为后来创立于1927年的越南国民党的核心。当时的越南国民党，是以经过孙中山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为样本建立起来的进步资产阶级政党。1927年底“安沛起义”加紧准备期间，“三民主义”被正式公认为越南国民党的主义。 老华侨李盛宝先生说:“孙中山先生不但启发和鼓舞了华侨的爱国热情，同时还帮忙河内华侨建立了侨社的文化基础。当时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华侨文化事业是很落后的。在孙先生的号召下，河内华侨建立了‘河内广东商业中西文学堂’(简称‘广东商校’，在河内行帆街中华中学旧址)”。1955年越南长期抗法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北部国土解放，中华中学就是在这个校址复课开学的。可见几十年前中山先生肇建侨校事业的深远作用与嘉惠侨胞的厚意。 李盛宝追述说:“这所在孙中山直接指导下诞生的河内广东商校，由黎仲实先生担任教师，黎先生是中山先生从国内介绍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山先生对侨胞文化事业的关心。”但应说明的是，黎仲实不仅是一位教师，更是中山先生整个革命活动的左臂右膀，他参加过多起武装起义的筹划与实行，他在校任教，主要是掩护革命行踪。20世纪50年代后期，河内侨校在多年战火之后复课，老华侨以该校富有革命传统､历来为中越两国培育革命人才的史实来教育青年一代，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孙中山先生在河内､海防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以及得到越南华侨响应､支持的事例，除侨胞及越南人士的口碑传述外，在官方档案中也有部分存留。钟炳昌继续追述说:“后来，孙先生回国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曾从国内寄来一张‘旌义状’(奖状)，上边有孙先生的亲笔签名，奖给我伯父钟念祖。这张旌义状，一直保留着，最近(指1956年――引者)我已寄往北京。” 越南华侨不但踊跃捐款资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勇敢投身参加孙中山先生指挥的边境起义，还亲笔撰写记事录､贡献革命文物，从而使孙中山与越南华侨间这段重要的历史事迹得以真切而生动地昌明于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