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加入世贸组织一年多的越南，由于外贸依存度特别是进口依存度显著上升，致使去年以来高涨的国际价格向其国内传导，再加上国内投资率高涨等因素作用，形成了两位数的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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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重通胀，越南进行了积极地治理，其在治理中形成的一些思路和共识，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当前抑制通货膨胀会有所启发。
跳出物价谈治理
在严重的通胀面前，越南在治理方面达成的共识是，要把实情告诉人民，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采取举国“共治”的思路。
4月3日越南政府对外宣布一揽子治理通胀、稳定经济方法。据了解，此次提出的一揽子方法，是于3月25日提交政府工作例会讨论的，经过协商讨论，形成广泛共识。越南中央探讨院院长丁文恩说，目前的气氛是：“全党全民保持高度一致，实现控制通胀的目标。”
在考察中笔者感到，越南治理通货膨胀思路是开阔的。他们已跳出“就物价谈物价”的传统思维，着眼于治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社会关怀和行政改革的有机结合，对中国有借鉴价值。
一是治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相结合。2017年越南GDP增长率达8.5%，原定2017年GDP增长率“预期目标”也在8.5%。越南计划投资部副部长高曰生坦陈，国会原定的2017年经济目标正在进行调整，包括控制物价上涨指数和经济增长速度。笔者获悉，这种调整，可能是下调1～2个百分点，保持前五年经济增长率的平均水平，其中的关键，是寻找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平衡点。
中国2017年GDP增长率为11.9%，2017年“预期目标”为8%，但2017、2017、2017三年“预期目标”均为8%，而实际实现为10.2%、11.1%、11.4%，“离差”分别为2.2，3.1，3.4。同时，这里的“预期目标”是“预期值”也不等于“预测值”，世界银行2月4日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3日最新对中国GDP增长率“下调”后的“预测值”为9.6%，9.3%。笔者认为，今年宏观调控的制高点，也在于寻求并实现经济增长8%～10%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4.8%之间的平衡点。
二是治理通货膨胀与社会关怀相结合。
越南是一个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2017年人均GDP只有835美元，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月收入也较低。CPI的迅速飙升，特别是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商品价格上涨，使民生受到作用。因而强调关注民生，通过补贴等手段保障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无论是越南总理阮晋勇的致全国人民的公开信，还是高曰生副部长的介绍，都特别强调这一点。
但这里有一情况，即越南城乡收入差距较小，为1.45∶1，小于中国3.3∶1的水平。因此，在探讨CPI的迅速飙升使居民受到的作用时，除考虑给城市低收入阶层补助外，中国同时要关注农村，尤其是农民的增收（包括从农产品价格提高中的增收）。
三是治理通货膨胀与行政改革相结合。
这是越南朋友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最近，中国有官员提出“防止务工成本上涨”从而引起低收入阶层不安。越南则不在“务工成本”上纠缠，而是瞄准政府的“行政成本”，要求所有政府机关降低10%的行政费用，并把此作为治理通货膨胀的重大举措之一，对凝聚人心起了很好影响。高曰生副部长说，治理通货膨胀，越语论文题目，稳定经济增长，完善社会保障，不能离开行政改革，下一步越南要“把行政改革作为重点”。
集中精力治理通胀
考察中笔者通过深入沟通了解，将越南治理通胀的举措归纳为以下八项：
其一，鉴于信贷和货币供应增长过多，提出采用提升国家信用、确保信贷信誉的手段，实施货币“从紧”政策。除严格控制2017年度信贷和货币供应外，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已发生的业务进行全面检查，严格规范担保抵押，用风险防范手段“倒逼”回收过量放款；与此同时，国际结算方面预留贷款额度，并进一步加大利率的灵活性，从制度规范层面实施信贷调控。
其二，越语论文，重新审核政府采购清单。对各部门、各省市提交的财政支出额度重新核实梳理，“务求2017年国家行政单位日常支出减少10%”，控制财政赤字。
其三，针对国内需求对价格的拉动，强调“治理通货膨胀，发展生产是根本”。通过加大对生产特别是与食品相关的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挖掘增长潜力。
其四，针对贸易逆差过大情况，强调开拓国际市场。放宽出口信贷政策，提高出口品种的数量和质量，减少贸易逆差。
其五，保障国内市场的重要物资的供求平衡，包括燃油、电力、水泥、钢铁、化肥、农药以及粮食、药品等消费必需品，以及飞机票、火车票等实施价格控制。中央政府特别要求，冻结2017年上半年煤炭和用电价格，绝对不予提升；大幅度提高大米的出口税额，减少出口数量（不超过320万吨）。
其六，加大市场物价管理力度，反对垄断投机。对国内贸易进行全面核查，销售、代理网络以及专营产品形成价格的各个环节，为此次核查的重点。
其七，发挥公司影响。改进有关公司管理政策，调整经济市场，保障投资和生产经营稳定发展。
其八，采取各项方法，实行“安民”政策。包括动用投资发展银行政策性贷款，对受灾和因物价上涨导致生活困难的居民提供特别援助。
上述所提八项方法比较具体，其中不乏新意，对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治理通胀具有借鉴价值。（摘自2017年第19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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