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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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攀升，通胀失控。由于食品及能源价格飙升，2017年5月，越南的CPI按年算已高达25.2%，比2017年12月份翻了一番，创下1992年以来最高水平。对此，2017年6月11日前，越南国家银行已将银行存款利率从年初的8.25%调高至14%，同时允许各商业银行将最高贷款利率由原来的18%上调至21%，并将越南盾每日参考汇率一次性下调2%，但目前通胀上行压力仍然较大。
汇市持续走低，越南盾贬值加快。2017年3月下旬，越南政府扩大了每日越南盾兑外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但这一调整却使汇率持续下滑，越南盾在短时间内由升值变为贬值。
股市和房市价格暴跌。2017年10月3日到2017年6月16日，短短8个月的时间内，越南证券交易所胡志明指数从1106点下跌到了370.18点，跌幅接近七成，跌幅居全球之首。同时，越南大、中城市多年来居高不下的房价也开始出现大幅下滑，房市成交量明显萎缩。
经济增速放缓，部分银行经营陷入困境。2017年第一季度，越南GDP增长7.4%，低于去年同期的7.8%。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股市和楼市价格大幅下跌，公司生产成本增加，以及银行贷款利率高调，越南的商业银行特别是私有银行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客户违约率迅速上升，经营陷入困境。
越南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经济过热，外贸财政“双赤字”。越南自1986年实行全面“革新开放”以来，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经济连续8年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长，GDP总量从2000年的312亿美元增加到了2017年的713亿美元。越南因此被国际社会看成是仅次于“金砖四国”的第五个新兴经济体，越南国内也逐渐兴起了“超印赶中”的豪情，以致于忽视了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经济过热问题。高投资导致越南机械设备、零配件和原材料等大量进口，加上美国次贷危机造成进口成本上升、出口疲软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越南贸易逆差由2002年5.98亿美元上升到2017年124亿美元，占GDP比重由1.7%上升到17.4%，这远高于1997年泰国爆发金融危机时其贸易逆差占GDP6.5%的比例。同时，越南政府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使得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
资本项目开放过早，外资大量涌入引发资产泡沫。在国内资本短缺的条件下，越南政府为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不仅大量举借外债，还迅速开放资本项目，导致热钱大量涌入。2017年前5个月，FDI高达142.73亿美元，同比增加298%。在资本账户流入的外资中，房地产和旅游方面的投资增长尤其迅速，部分资金甚至绕开限制进入了股票市场，引发了当地消费和投资热潮，推动了股市和房市等资产价格不断走高，通胀压力持续累积。
宏观调控政策不力，货币政策偏松。一是越南政府应对通胀上升的政策方法比较滞后。在2017年10月，越南的CPI已经达到了12％，高通胀已露端倪，但越南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势头，对物价上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货币政策明显偏松。2017年第一季度，越南信贷投放同比竟增长了65%。但是，越南央行直到2017年5月份才将存款准备金率从9.3％调到12％，基准利率由8.75%调到14%，这一利率水平仍远低于通胀率。二是越南对通胀的调控政策有失偏颇。越南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于通胀愈演愈烈，越南政府在2017年3月下旬接受了外国专家“以本币升值控制通货膨胀”的建议，将每日越南盾兑外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由0.75%扩大到1%。由于越南盾存在强烈贬值预期，汇率幅度的扩大反而加快了贬值的步伐。
此外，越南经济体小，股市市值有限，对国际市场冲击的抵抗能力相对较弱，也是导致此次越南金融风波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越南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治通货膨胀。越南金融危机已为我们敲响警钟。防治通胀是我国当前经济工作之重中之重，在自然灾害比往年加重的情况下，从紧的货币政策将是首选。新兴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对境外资源有很强的依赖性，极易增大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因此，越南语论文，我国在不断促进FDI流入和贸易增长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由此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占款大量增加造成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必要时可以实行提高存款准备金、保值储蓄与信贷规模控制三管齐下的方法，及时回收市场流动性，有效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避免人民币快速升值，严防热钱兴风作浪。虽然汇率管制的金融抑制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贸出口和FDI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但是，这种金融抑制却又削弱了本国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削弱了金融资产价值创造中所需要的风险管理和企业治理的基本功能，也削弱了政府对金融风险进行监控的能力。越南金融危机再次凸显币值被长期抑制会给宏观经济带来巨大风险。因此，从长远来看，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必须的。但从历次货币危机来看，在通胀高企的局面下，放宽汇率波动的幅度，反而会加快本币贬值。因此，我国人民币升值应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项准则。
审慎开放资本项目，加强外资流向监管。一是审慎开放资本项目。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总是出现在金融自由化和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之后。为确保经济金融安全，我国应坚持“不到合适的时机，资本项目就不放开”的准则，保持防火墙，以增强对国际金融动荡的抵御能力。二是加强对外资流向的监管。应该说，目前人民币升值远未达到热钱满意的程度，人民币走势逆转的压力在日复一日地积累，一旦基本面受到外部冲击出现恶化（如严重通胀等），很可能出现金融动荡。当前我国应当强化外汇监测，完善监控体系，及早察觉外汇流向异动，大力控制FDI进入股市和房市，越南语毕业论文，同时，注意外汇政策和制度设计的可逆性。
扶优限劣，优化经济结构。在保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要注重对不同行业实施有差别的信贷政策，扶优限劣，防止经济结构失衡，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目前在国内商业银行和本土公司资金链已经极为紧张的情况下，要避免应用一刀切的信贷规模和贷款利率政策，防止利率的过快上调，使绿色产业、民生工业等行业经营陷入困境，甚至因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停产休克，造成经济衰退。
进一步挤压楼市泡沫，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目前，在无法有效阻止热钱进入的情况下，如何降低热钱的获利预期和获利机会，避免热钱“功成身退”，是宏观调控面临的重大问题。虽然现在大中城市的房价上涨趋缓，小部分城市还出现了大幅下跌，但是相关于大多数居民而言，我国城市的房价仍然偏高，在许多城市的中心区域，房价收入比已经高达10～30倍，远远高于国际上公认的合理程度（3～5倍）。因此目前仍需进一步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对土地规划储备和房地产开发等进行更仔细、更有效的监管，适当时候可以实行行业和地区双线信贷规模控制和进一步提高第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实行限价房等制度方法，坚决遏制住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消除资产价格泡沫隐患。
关注消费者，尽快增强财富管理功能。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更多关注的是它对公司融资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消费者对金融资产增值的正常需求和对银行有效内部治理的期望，造成产品创新滞后，风控能力没有本质改变。在价格发现功能缺失的金融体系内，出口带来的大量外汇财富和流入的巨额外资，出于保值需要，就大多直接或者间接进入了股市、楼市，投机追逐价值增长。因此我国的银行业要加大业务和产品的创新力度，解决海外财富增值需求问题。
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保持合理外汇储备。我国仍然需要顶住国际压力，通过稳定出口，保持外汇储备稳健增长，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实力。同时，考虑到用大幅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巨额发行票据等方法抑制通胀，会造成金融系统和本土公司资金链的普遍紧张和货币恐慌，因此需要加强与东盟及周边国家的监管合作，加强对货币危机的监测报告，增进信息交流，联手应对以降低传染效应，共同维护区域经济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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