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的一个寒冷夜晚，弗拉基和妻子海尔加，在德累斯顿看望生病的母亲。那些日子阴雨绵绵，海尔加的母亲严重中风，80岁的父亲已经年迈。照顾他们一个星期之后，弗拉基觉得应该去朋友那里吃个饭。那个晚上过得还不错。十多个朋友在一个小小的公寓里交谈，讨论政治局动向，喝了大量啤酒。 邵明白他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脚下的土地站不住人。他的一生走过不少路，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忙着在基辅做买卖，决定加入。他觉得这网络应当延展到苏联的每个城市，而且应当与东欧的越南劳工发展关系。 “商品需要流通。”邵笑着说，“谁有本事流通得比我们还快？中国人统治了我们好多世纪，然后是法国人，然后是俄国人。现在该我们来建立一个跨国经济体系。” 邵和他的朋友们发展了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中间人网，跨越整个苏联，他们赚钱如山。苏联开始解体，他们早就要求付美元马克。有的钱他们输回越南，结果河内出现了许多新摩托车，电视天线。河内突然发达，赶上了胡志明市，那个城市可以说依然是西贡。 “起初，”邵往下说，“我们必须与大大小小的党官分利润，从基层到中央委员会。后来他们制度变了，起初我们很害怕：怕我们也完蛋。在中等大小的湖里，我们是小鱼，在大海里我们就是虾米，大鲨鱼会统吃一切。结果证明，错得不能再错了，我的朋友，错得不能再错！” 他停下，大笑起来，笑了又笑。他的笑声里有一种歇斯底里。 “什么事这么好笑，邵叔叔？”卡尔很纳闷。 “好笑的是，我们是苏联垮台惟一提前占好位置的人。没人能预先见到苏联垮得那么快，但就是那么快，那么快。叶利钦要抛开戈尔巴乔夫，如果为此必须先抛开苏联，他也会做。果然他做了，俄国黑手党措手不及，他们的联络网没有我们广泛有效，他们太依靠党官。旧的体制一垮，商品分配网就跟着垮了，靠我们越南人来救俄国。当然，有代价的，就像俄国人到战争中救我们一样，有代价的。我们建立了一个指挥系统，我们运送货品，我们建立了自己的运输体系。小卡尔，我们占住了空档。现在你的邵叔叔有个法国老婆，在巴黎有公寓。我可以到任何地方旅行，但是弗拉基和海尔加是我的老朋友，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朋友。记住了，卡尔，记住了吗？” 后来他就走了。 一星期前他打电话给弗拉基，告诉他将到柏林来有要事办理。他们说好一起吃晚饭。弗拉基就去赴约。 邵，这个越南农家子弟，正在凯宾斯基饭店四楼的豪华套房里，泡在浴缸中。他情绪不佳，这一天万事不顺。伦敦来的航次晚点，柏林边防检查他的法国护照未免太仔细，最大的失望是，那天他竟然无法买到一个法国17世纪的丝绸阴茎套，上面绣有王室百合花纹章，据说是路易十四亲自用过的，虽然目录上没有说明效果如何，是否“太阳王”真的靠此挡住了梅毒。 邵想买下这东西作为他父亲70大寿礼物，但在苏斯比拍卖会上，一个穿皮大衣的车臣人意志坚定地击败了他，可能此人给莫斯科或柏林的什么大人物代理。邵从浴缸里站起来穿上舒适的浴袍，心里想到：至少我让这婊子养的付了5万美元享受太阳王的感觉。这些日子俄国印的美元数量超出美国印的美元，他盼望苏丝比误收假币。邵觉得他被一向很照应他的世界推开了。 问题还没解决，他应当买什么给父亲？前几年他寄回去绸衬衫，手工做的鞋，越南古袍，整篓的香槟柯涅克。大部分东西落进了河内黑市。 今年他父亲第一次亲自点了礼物，老头子在杂志上读到路易十四的阴茎套拍卖，就点着要这东西，不知道出于什么深刻神秘理由，邵完全不明白。他觉得心中有愧，他应当跟那个车臣人较劲下去，因为这是他父亲第一次向他要一件东西，他却失败了。邵是讲孝道的人。 邵的父亲1954年在奠边府作过战，那是越南北部的一个镇子，法军占着，法军认为镇子万无一失，当时他是在法国一边作战。这件事人们已经不提，不记得，家史总说他是共产党打进去的间谍，这事说不清。 他只是个穿军服的仆人，服侍一个法国贵族上校，这个上校在尼姆附近有个巨大的庄园。让这个头脑简单的越南士兵高兴的是，他经常得到旧衣服，扔掉的靴子，慷慨的小费，剩余的柯涅克酒，还有古怪的客气话。这个越南剃头匠每天早晨给老爷仔仔细细刮胡子。 上校对他如此满意，竟然答应带他回法国。这本来可能成为现实，要是历史不是变得那么怪异。1954年的一个早晨，邵的父亲在奠边府围困战中醒来，哪怕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明白了不可思议的事即将发生，他的这一边正在失败，越南军的指挥，武元甲，法国人都称他“丛林将军”，马上就会取得惊人的胜利。精锐的法国军队只有两个选择：屈辱地投降，或是被消灭。 邵的父亲失望至极，决定做逃兵。他不是惟一者，两天后，整个法国军队投降，第二次越南战争就此结束。 邵的父亲肯定他的主人会宁死不降。虽然他转换阵营很晚，但政治上是高明的一着：法国人败了，从越南半岛撤退，而且再也没回来。上校本人，正如他的勤务兵猜测的那样，朝自己脑袋上开了一枪。 尤其重要的是，邵的父亲遇到了邵的母亲。秀文才20岁，已经在游击队里有老战士的名声，参加过奠边府包围战。她首先看出这个丈夫会有出息。秀文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她仔细对这个爱人进行政治教育，直到他改造成功，成为新人，她才降下身份给他养个儿子，就是小邵。 在1965年和约之后，越南分成南北两半，等着联合选举。邵的父亲留在北方，与秀文和共产党在一起。他虽然悔恨在法军当兵的日子，内心深处却很怀念法国生活方式。说实话，他也怀念上校剩余的柯涅克酒，还有罐头青蛙。他怀念法国人唱的歌，怀念漂亮的法国女人照片和他们头发卷曲的孩子，他怀念法国殖民时期。儿子寄来的贵重礼品食物，味道总不如昔日。 越南一直没有进行选举。为什么？因为美国人来了，代替了法国人，美国人怕共产党会胜利，第三次越南战争开始了，秀文对南方地形很熟悉，她把丈夫儿子留在河内，参加了南方新成立的“民族解放阵线”。 “邵，我不在时，你得好好吃饭。你以前是个胖胖圆圆的小子，像面糖。瞧你现在像个稻草人！答应我好好吃饭！” 邵答应了，她把儿子举到空中，亲了他的眼睛，她自己的眼睛全是泪水。她告别丈夫儿子时，她有个预感再也见不到他们。 “好好照应他。”她在儿子耳朵边说。 就在1962年几个月之后，她在阿坝战役中牺牲了，那次战役让美国人第一次遭到失利。战役本身不大，但历史就由此写成。 一天，小邵走进海防市父亲工作的肮脏的理发铺子，那里主要的顾客是下船的水手。时间已晚，没有顾客。邵在镜子中看到他父亲的注视，突然变成泪流满面，邵沉默地拥抱着父亲。 “美国人不笨。”邵的父亲温柔地说，他正在想念秀文，“他们难道不明白，既然法国人打不败我们，谁也不可能打败我们？” 邵身边一直带着母亲的一张照片，那种式样的照片，是留给后代的，或是为政治宣传用的。她穿着黑色的睡衣，戴着草帽，背着枪。她的脸充满希望，全是笑容。这是她照的最后一张相片，他终生带着。去参加战斗时，骄傲地给战友们看。 她怎么会如此充满希望？邵对此十分羡慕。他现在说话，是个大富翁的口吻，沉静，安宁，但是对未来没有憧憬。 他擦干身子，拿起手表，明白自己晚了，便赶快穿衣服。正当他把钱放进口袋时，电话铃响了。他慢慢扣着鞋带，让电话响了几秒钟。 “对不起，邵先生，有个教授在等你。” “让他上来，让他上来。”邵高兴地说，一边扣上金领扣。 弗拉基是走到库达姆大街来的，冷风让他的脸颊微微泛红。他感到精神抖擞，思绪敏捷，身手矫健。当电梯升到四层，弗拉基脸带笑容，他想起自从他们首次在东德的德累斯顿相遇，他和邵的生活起了多大变化，那差不多是12年前。 邵在开着的门口等他，两个朋友拥抱了。 “教授，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邵开口说，眼睛里有调皮的闪光。“工人们现在满意了吧？” 两人都笑起来。 “不是每个工人日子都过得像你一样。” “真是遗憾。”这个越南人笑道。他们下到底楼，朝龙虾酒吧走去。他要了鱼子酱，龙虾，香槟，一边抱怨说海龙湾的海鲜比这美味多了。弗拉基只要了牛排和色拉。天天有美食，在这个世界，他的运气正在上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