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欧国家在翻开历史,俄罗斯也在翻开历史｡无名烈士墓和纪念碑――这就是历史｡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历史将为谁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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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4月底爱沙尼亚政府下令拆除塔林解放战士纪念碑,波兰政府也宣布将立法要推倒苏联时期建立的纪念碑｡用法案的起草者､波兰文化与国家遗产部部长乌雅兹多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在波兰,共产主义专政的象征将从城市街道上消失”｡尽管他解释说:“这并不是意味反对俄罗斯和红军｡问题并不是不尊重､不维护苏军战士墓｡所有的墓葬都将得到尊重｡”但是,在法案所附的应“消失”的象征中却有着一系列苏军纪念碑,甚至包括华沙的苏波战斗兄弟情谊纪念碑｡
法案表述出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即这些解放战士纪念碑是“外国统治的象征”,它们依然耸立在波兰国土上,是波兰人失败的象征｡对此,俄罗斯的反应较之对塔林事件更为强烈｡5月9日,普京总统在莫斯科俯首山新纪念碑揭幕仪式上重申了俄罗斯多年来的基本立场:“我们的人民不仅保卫了俄罗斯,而且解放了东欧国家｡”他还强调说:“勇敢､坚定､我国多民族的团结成了消灭纳粹的主要力量｡我们将记住并纪念胜利者一代的功绩,他们捍卫了我们生活的权利､我们有自己国家和文化的权利,捍卫了我们孩子们的未来｡”这话的针对性和警告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战中东欧国家的“解放者”
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欧国家在翻开历史,俄罗斯也在翻开历史｡无名烈士墓和纪念碑――这就是历史｡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历史将为谁辩护?
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似乎应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分为两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是苏联红军进入东欧国家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在法西斯军队被击垮和德国投降后苏军在东欧的驻扎和对东欧国家事务的参与时期｡苏军1944年7月进军波兰,但被德军挡在华沙城外的维斯瓦河东岸｡8月1日,华沙发生了反对德军占领的武装起义,经过两个月的残酷战斗,起义失败,华沙城变成废墟｡随后苏军进入华沙,10月进入匈牙利,经过约两个月的作战,在年底解放了匈牙利的大部分领土,随后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春天,苏军的三个方面军展开了向柏林的全线进攻｡5月2日,苏军攻占了柏林;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5月9日,苏军解放布拉格｡在第一阶段中,三个方面军的大量苏军在东欧国家的土地上作战,伤亡严重,仅在华沙城下和解放波兰的战斗中,苏军就阵亡几十万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牺牲了的战士随地而葬,因此在东欧的土地上到处都有苏军无名烈士墓――当时也就是一个大坟冢罢了｡这一时期,东欧国家人民热烈欢迎苏军的到来,支持他们作战,庆幸自己摆脱了德国法西斯的羁绊和奴役｡这是历史事实｡
在德国法西斯投降后,苏军没有立即撤出东欧地区,苏联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对这些国家党政事务的干预｡尽管这些工作在战争结束前夕已经进行,但是战争的胜利无疑加速了这种干预｡东欧国家由什么政党执政,哪些领导人执政,执行什么样的路线,事无巨细都要与苏联政府“商谈”｡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领导人强化了“解放者”这个角色的意义和实际影响｡“解放者”一词源于在二战中起主要和决定影响的是苏联､苏联红军这个概念｡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演说中对于这次战争的胜利只是说到:“战争的结局是敌人失败,而我国和我们的盟国得胜｡”他所说的“解放”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解放概念:“苏联参加反轴心国的战争,只能加强,并且确实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的和解放的性质｡”
东欧国家对“解放者”的异议
把“解放”和“解放者”的概念只归属于苏联和苏联红军这个特定对象的,是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实权人物日丹诺夫｡1947年9月25日,他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强调苏联在战胜法西斯侵略者当中所起的决定性影响,提出“苏联是打败德国､日本的领导力量和灵魂”｡正是基于苏联是“解放者”的这一立场,日丹诺夫要求“各国共产党应该忠诚地､公开地执行”苏联的政策,走苏联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坚持党内斗争的道路,“兄弟党为巩固苏联所做的努力,是符合其国家的根本利益的”｡这也正是苏联在战后迅速成立“情报局”的初衷｡然而,当时“兄弟党”恰恰是在两个问题上与“解放者”苏联有着意见分歧:一是究竟是谁在自己的国土上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二是各党应不应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计划和方针,要不要毫无保留地､“忠诚地､公开地”执行苏联的政策｡波兰人因为发动过华沙起义,对苏联的“解放者”角色提出疑义,而公开持有异议的则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领导人卡德尔在“情报局”会议上说,南斯拉夫在战争一爆发就“开始游击行动并迅速转变为全民起义,到9月,我们已有很大一片被解放领土”｡他认为,南斯拉夫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四个基本要素,一是“从被占领的第一天起,我党就有通过开展游击运动武装起义的明确方针”,二是“人民阵线的特别发展”,三是“争取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斗争”,四是“对战时盟国的明确态度”｡在强调了这四个基本要素后,卡德尔才说了句:“另一方面,我们经常向群众指出苏联在战争中的决定影响,指出苏联对我们的无私援助｡”卡德尔还用“联盟”一词替代了“解放者”一词:“莫斯科―贝尔格莱德联盟是我们独立的基本保证｡”
战争结束后,东欧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命名风潮”,即以苏军解放者､苏联领导人和本国社会主义领导人的名字命名街道､广场､城市,同时开始建造各种战争纪念碑､苏军战士纪念碑｡最早的一座苏军战士纪念碑是民主德国柏林市中心的苏军阵亡将士纪念碑,而这座纪念碑恰恰也是苏联解体后第一个被推倒的苏军纪念碑｡而苏联本土二战纪念碑的建造却要晚了许多年,直到1955年6月14日朱可夫将军才给苏共中央打报告,要求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建立二战纪念碑,以便“使苏联人民及其武装部队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流芳百世”｡
俄罗斯将在埋有苏军
战士的地方开设特别代表处
上世纪80～90年代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在“非共产主义化”进程中,这些纪念碑和无名烈士墓被视为“外国统治的象征”,成了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中解不开的结｡东欧国家虽然声称不是反对苏军､不是不尊重牺牲的战士,但仍然要推倒和拆迁纪念碑;而俄罗斯则极力强调推倒纪念碑就是否认苏联作为“解放者”的影响和功劳｡二者的分歧与碰撞随着北约东扩､东欧国家日趋西方化以及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临近而愈加深刻和严重,并常常处于危机的边缘｡
今年5月4日,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纪念中心主任基利宁少将透露,现在在全世界的49个国家中有5200多个俄罗斯军人墓地,共埋葬着910.6万人｡这个数字包括二战中和二战后全部苏联､俄罗斯士兵的墓葬｡按照1949年《日内瓦公约》规定,墓地建筑物的维护管理费用由牺牲了的战士所服役的国家支付｡所以时至今日,俄罗斯为维护和管理在世界各地的数千个纪念碑墓葬建筑,每年需从国家预算中支付150万美元｡《日内瓦公约》还规定,领土上有战士墓地的国家应该将这笔钱用于规定的目的｡这位少将还透露,俄罗斯正在起草一份总统令,根据这一命令,在最近时期内将在14个国家中,不仅在东欧,而且在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和蒙古,在埋葬着苏军战士的地方,开设俄罗斯国防部的特别代表处,以进行墓葬地的计算与战士身份的确认｡由此可见,在纪念碑和无名烈士墓问题上,俄罗斯碰到的和可能碰到的麻烦恐怕还不仅仅在东欧｡
事实上,纪念碑和无名烈士墓的问题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问题的本身,由此还引起了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紧张与恶化｡不过目前,俄罗斯的态度很强硬,俄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称:“俄罗斯决不因在苏联时期签订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向任何人道歉｡”他还说:“苏联占领波罗的海国家的断言,这是奇谈怪论和胡说八道!属于你的东西是绝不会占领的｡”
面对这种压力,爱沙尼亚也好,波兰也好,都表现出谨慎的态度｡最近,爱沙尼亚政府向被重新安置在军人墓地的苏军解放战士纪念碑献了花圈,波兰政府也推迟了对“消除共产主义专政象征”法令的审批｡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
阅读链接: 2017年第10期 闻一
《爱沙尼亚“拆碑”:一根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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