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发展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与面临新形势时所应有的题中之义。而越南共产党发展党内民主的一些具体做法则于路径取向层面对中共的党内民主建设颇有启发，并拓宽了相应的制度空间与思维空间。同时，中越两国及两党所存在的一些实际异同也成为思考相关问题时所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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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越南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政治体制
在任何一个实行了现代民主体制的国家中，政党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政治元素。而现代政党政治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运行方式。因此，政党内部的民主往往成为一个政党进行自身建设时的重要主题。具体到中国共产党而言，其关于自身的党内民主问题也相当关注。1994年，中共召开十四届四中全会，越语专业论文，通过《中共中央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党内民主称作“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重要途径”[1]（p.783）。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则将党内民主提升到“党的生命”的高度。在2017年召开的十七大上，更是将党内民主视为“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2]。2017年的十八大则第一次规定对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实行差额考察。同时，中共目前已有党员约8000万，这个数量超过了欧洲大国法国的总人口数。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中共的党内民主建设能够得到进一步推进，那么其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将是十分可观的。虽然中共的党内民主不能等同于整个中国的民主，但至少是中国民主的重要先导。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方法向来具有极强的国际性，并受到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在党内民主的问题上也不例外。而就近年而言，越南共产党在主导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自身的党内民主建设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某些具体做法则于路径取向层面对中共的党内民主建设颇有启发，并拓宽了相应的制度空间与思维空间。本文拟择其大者予以申述和阐发。
一、集体领导的制度化
在根据列宁主义建党模式所组建的政党中，主要领导人往往具有极大的权力，并可以决定党在一定时期内的大政方针。这就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共产党亦曾深受此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危害。因此，如何防止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便成为包括中共在内的此类政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结合到历史与现实的诸多状况来看，实行集体领导并使之趋于制度化是一个较为切实可行的做法。在这一方面，越南共产党从政治局布局的重新设置入手，并对一系列相关权力的安排作统筹考虑，从而取得了较大进展。
2001年，越南即取消了政治局常委，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其成员除总书记之外，皆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此之前，越共的常委往往也被称作“五人小组”，乃是其政治结构中的绝对核心。而在取消常委之后，越共政治局核心成员则扩充至10余人，彼此之间分工明确、分权制衡。同时，越共又将党权与行政权和军权的分配相结合。越共总书记有实际的军权和有限的党权，却不担任国家元首，从而无行政权；总理掌握实际的行政权，却无党权和军权；而国家主席则在名义上拥有行政权和军权。在这样一种权力分配模式逐渐固定之后，越南便逐渐形成了强势者任总理，温和稳健者分任国家主席、总书记的态势。并进而更加导致越共内部权力的分散，呈现相当程度的制衡色彩。集体领导的制度化建设基本趋于完成。
与越南相似，中国共产党也对集体领导的制度化进行了响应的探究。尤其是在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渐废除了以往一些非制度化的政治决策机制。政治局会议等不仅定期召开，而且往往每次都于事前向媒体和民众公布会议主题，会后相应的决议与公报。同时，党的各级领导也基本实现了明确的分工，各人都分管相应的领域。这使得即使是作为最高领袖的总书记也不具有单独决定整个局面的能力，其所做的往往是对其他领导人所分管的领域进行系统化的协调。而在十七大上，更是决定实行党委会常任制，从而更有利于遏制所谓“一把手”的独断专行。
但是，与越共相比，中共集体领导的制度化层次还显得相对较低。这主要表现为领导人之间的分工格局还呈现出一种非条文化的特点，且随意性较大。一旦出现了资源丰富、手段灵活且行事勇猛的政治强人时，集体领导的局面往往就面临极大冲击。近年来，此类的事例也时有发生，最典型的便是陈良宇与薄熙来。特别是后者，其在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重庆市任职期间，所作所为“造成严重后果”，并“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声誉”[3]。然而却能始终屹立不倒，并层层提拔，直至位列政治局委员。这不能不说与中共集体领导的制度化程度不足有很大关系。
二、选举的去单一化
选举是民主的基础，而党内选举则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环节。中共历来重视党内选举，不仅作出相应的制度性规定，也积极地进行了有关实践。但与此同时，包括中越两党在内的列宁主义模式政党中也长期存在着党内指定的现象，从而使得相应的党内选举流于形式，呈现出单一化的特点。虽然这一状况的出现自有其合理性，但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已使之日益凸显出不合时宜的一面。
具体说来，在成立之初，中越两党乃是于非法的环境中秘密生存，因此进行一定程度的党内指定乃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同时，在尚处于革命党阶段时，中越两党所依靠的阶级基础也较为单一，主要是工人与农民。因此选举中的单一化现象也就显得不可免。而在成为执政党后，两党已完全可以在较为充裕的条件下推行更深层次的党内选举。同时，在社会利益趋于多元化的状况下，两党所依靠的群众基础也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在现行体制下，中越两国都不存在西方式的反对党与直接民主。因此，将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中越两党就势必要代表和反映社会上的各种利益诉求，并将其容纳于党内。在此情势下，党内选举则必须要逐步地去单一化，增强竞争性，从而力求在体制内实现对各种利益的表达与协调。
而就实际情形看，从各级党委领导的差额选举入手，逐步扩大差额比例，并最终过渡到直接选举乃是实现党内选举去单一化的主要手段。就越南而言，其于2017年的“十大”首次对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等实行“半数票否决”的淘汰制。此后，各级党委领导的差额选举比例逐步提高，有的高达80%左右。至2017年，越南又进一步达成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局面。 而中共各级党委领导的差额选举也已推行了很多年，并具备了一定的持续性。2017年十七大所产生的政治局委员乃是由党的400位高级干部直接推选而出，这标志着中共党内的差额选举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与此同时，直接选举的尝试也在进行。2017年，南京在363个城市社区党委换届中采取了“公推直选”办法，投票率超过90%。这是中共建政60年来首次在城市大范围进行党内直选试点。从总体上看，此类尝试可以使党的领导人获得相对更为广泛的合法性来源，拥有更大的权威。同时，选举的去单一化也使得有志于进入领导层者需要获得整个领导群体的支持，从而将进一步巩固集体领导的制度化基础，提升党内民主的整体水平。
三、党代会的常态化
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则是党内民主的一项根本性制度。因此，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必须常态化，并从制度上加以保证。在这方面，马、恩、列所作出的设计是党代会实行年会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规定于每年8月召开代表大会，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坚持于每年三四月间举行党代表大会。而从现实情况看，由于中越两国都存在着社会利益多元化，而中越两党又都将长期处于单独执政地位的状况。因此，如何处理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社会利益表达之间的关系，探析出合理的解决之道，成为摆在中越两党面前的重要课题。对此，越南采取的是强化国会影响的措施。2002年，越南国会即可质询中央政治局等核心机构。2017年，实行国会议员直选。2017年，又推行了国会代表差额竞选制度。这些方法极大增强了越南国会的活力与主体地位，也使得社会上的多种利益诉求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达。
而关于中国而言，由于历史与现实所造成的种种原因，如果似越南一般迅速将人大（国会）的影响予以强化，则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问题在短期内的集中爆发。有鉴于此，当下较为可行之策便是将相应的利益表达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又不使其失去典型性与活力。而由于中共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将逐渐接受各种社会利益于党内。因此，充分发挥党代会的影响，使之常态化，并成为各种社会利益得以表达的固定平台便成为了一个较为可行的现实选择。具体说来，可采取类似于年会制之类的方式，将党代会的召开年限加以缩短。同时，召开年限的缩短又可使党代会得以对与党有关的一系列日常政策及举措进行及时研讨，而非如现在一般仅对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大政方针作宏观性的探讨。而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参与或主持的党代会，都有代表作大会发言，发言的内容可对党的相关问题展开广泛争论；可对党的领导人和中央机构提出质询和批评。在列宁时代，不同意中央委员会观点者可在大会上作副报告；甚至还可在一定数量代表联署的情况下提出事先所没有的新议案。如此，既可以使社会上各种主要利益群体都获得“发声”的机会，又可通过党内会议的形式将其予以一定的限制，从而实现动态的平衡。
而从实际上看，相关的实践也已经在逐步推开。在“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4]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引下，中共于十七大上表示将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如果再将时间上溯，早在1988年，中共的有关部门已开始在某些地区展开此类试点。如浙江台州长期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使得党代表的日常职能得到发挥，促进了许多利益问题的解决；并强化了对有关领导的监督。同时，各种利益在党代会上进行表达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求同存异、统一基本认识的过程；这关于减少社会阶层间的冲突与摩擦，凝聚彼此间的共识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四、比较与省思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风俗彼此相近，中越两党之间亦是渊源颇深。而自进入新时期之后，两国两党又都在探析摆脱前苏联模式的新型发展道路上互有作用。尤其是近年来，师法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而走上“革新开放”之路的越南于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亮点频现，引发世界关注；也为中国的相应改革提供了极好的示范。正是基于此点，笔者于本文中作出上述概略性的论述，以收抛砖引玉之效。但是，越南语论文题目，从另一方面看，中越两国及两党在某些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异同也不可不引起重视。
从具体层面看，这些异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推行新政策前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形势上。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之始，但中国改革的全面启动则要迟至80年代初。此时距离中共建政已有三十余年。由于此前长期照搬苏联模式，推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此时的中国奇缺熟悉市场规律的管理与经营人才，这使得中国的全面改革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而越南于1986年宣布进行“革新开放”，此时距离越共完全统一越南不过十来年，相应的经济人才尚在。同时，由于越南在历史上曾彻底沦为西方的殖民地，相较于中国而言，其反而经历了一个较为充分的市场经济发展期。尤其是在南北越分治的十年中，整个越南南方基本由美国人管理，全盘实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占据了国家经济版图的半壁江山。而在长期的战争中，越共的大批干部曾生活于南方地区，对南方的经济体系更为熟悉和赞同。这就使得越南的改革在启动伊始即拥有雄厚的物质与人员基础。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则长期局限于东南沿海地区发展，在1949年后又遭遇了长期的压制。加之中共内部熟悉现代体制者甚少，越南的后发优势便显得愈加明显。
其次，则是强人政治的持续时间。在越南，胡志明受到全党与全国的一致推崇，拥有无人可比的巨大威望。但胡志明于越南尚未完成统一的1969年即已去世。在此后的继任者
中，无一人拥有胡氏一般的巨大权威，即使强势如黎笋者，亦无法彻底摆平党内各派势力。因此，领袖的早逝使得越南党内及国内的各派力量趋于平衡，源出于南方的党内改革力量得以获得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在中国，享有至高地位的毛泽东凭借开国领袖的巨大威望持续掌握权力二十余年。同时，由于其未能及时完成从革命领袖到执政者的角色转换，长期推行高度集中化的全能型治理模式，亦在无形中压制了党内的不同力量与声音，并作用了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实际方向。而作为其实际继任者的邓小平同样以革命元老的身份而享有相当的权威，并得以亲自开启和引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但亦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改革进程中多样性的缺失。
由上述比较不难看出：越南在推行新政策时所面临的党内及国内压力远小于中国，因而显得水到渠成。而中国则要兼顾党内及国内的各方势力，往往显得曲折多变。因此，具体到党内民主的问题上，中共在集体领导的制度化水平等方面便显得不及越南。同时，中共也尚难以实施诸如总书记差额竞选、强化人大（国会）影响等方法，否则就极易引发各方势力的集中性政治参与，从而导致短期内的利益诉求爆炸，并带来持续性的动荡。
结论
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的状态下，党内民主也面临着如何反映大多数党员需要，整合党的意志，促进共识形成，确保全党以及全社会的安定团结的重要任务。因此，关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吸收、借鉴包括越南共产党在内的各兄弟政党的宝贵经验，发展出更高水平的党内民主，便成为了其所应有的题中之义。相信随着持续的摸索与探析，中国共产党必将寻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党内民主之路，并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探讨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785-786.
[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7-10-25，1.
[3]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N].人民日报，2017-9-29，1.
作者简介：
顾亚欣（1985-），男，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商学院讲师，历史学，探讨方向：党史党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