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南海争端的升级以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等诸种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面临一系列困境。越南由于自身战略地位和在东盟组织的重要性以及与中国关系的多种特殊性，成为中国开拓东南亚外交的突破口以及理顺东南亚外交的通道。越南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趋同性、在文化上的同源性、在经贸上的互系性、在外交战略上的契合性，都使得中国可以依靠越南及发展中越关系这个抓手搞好与整个东南亚的关系。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关键词 越南东南亚外交
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必须以良好的周边环境为依托，翟��：《 突破中国崛起的周边制约 》，载《国际展望》2017年第2期，第2页。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中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载《人民日报》 2017年10月26日第001版。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和总体外交棋盘的重中之重，关乎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安全环境的维系，关乎中国“和谐世界”理念的推行，关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和战略目标的推进。不过，近年以来，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困境与麻烦，一定程度上作用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利益和地位。突出表现在中国解决区域争端与冲突的能力不足和效果不佳，中国与相关国家沟通的机制失灵与错位，以及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和支持度在下降，疑虑、警惕和担心在增加。
要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和处境，需要寻找突破口，找准关键环节，摆脱这种不应有的困境。事实上，这个突破口和关键环节就在于越南，处理和发展好与越南这个在东南亚举足轻重以及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的关系，关于突破当前的东南亚外交困境以及更游刃有余地开展东南亚外交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发展好与越南的关系不仅有着理论上的可行性，还具有现实上的可操作性。中越两国之间具有发展两国关系的一系列利好因素，只要两国下大力气，下足功夫，中越关系就会迈入更加友好、更加健康和更加良性化的轨道，从而必然会带动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得以转机。
一、 中国东南亚外交出现困境的原因
要破解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博弈所遇到的障碍以及中国在东南亚外交空间压缩的现实，我们需要深刻剖析、把握与理解出现这种外交困境的根源。客观地说，中国东南亚外交的困境，不是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多种要素、多个因子相互作用与交织影响的产物。
首先，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出现的“不适症”，对中国发展方向和战略意图有着较多的顾虑、疑惑与担忧。中国“成长的烦恼”不仅与中国自身始终相伴，也与东南亚国家形影不离。东南亚国家一方面感悟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并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获取实实在在的好处与真真切切的利益。同时在另一方面，“红色中国”惊人地成长为世界强国以及巨人般地屹立在东南亚的身旁，这让以中小国家为主的东南亚国家心理压力倍增。东盟国家认为“中国作为东盟身旁的一个大国，经济实力、政治作用力与军事能力均在不断增强，生活在其阴影下的弱小国家很自然地把它当作威胁或至少是一个潜在性威胁”。Alien S.P.Baviera， “China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Politic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 PASCN Discusion Paper，Published by Philippine APEC Study Center Network，2017， pp.8-10.东南亚国家对当前中国的身份认知把握不清，对未来中国的角色扮演判断不明，尤其是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恩怨，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动向的警惕、疑惧就在所难免了。就有东盟人士指出，无论中国面向何处，对东盟都是威胁。Elizabeth Economy，“Chinese Rise in Southeast Asia：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14， 2017， p.44.也正是如此，为中国在东南亚顺利、有效地开展外交活动设置了无形的心理和认知障碍。这种基于中国崛起及其引起的东南亚国家关于中国实力应用方式与发展前景不确定性的观念认知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深层次障碍，观念对冲性认知是双方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其次，南海主权争端是中国在东南亚外交处于被动与困境的一大现实要因。南海是位于中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之间的半封闭式边缘海，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以及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南海的主权与资源争端中，中国与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有着性质不一、等级各异、烈度相别的冲突与分歧。应该说，南海争端已经多年，谈判已经多起，协商已经多次，然而各方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能为大家所接受的解决路径。它如同一个悬在中国与东南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造成了地区紧张局势，作用着中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的关系健康和顺利地发展，制约着中国在东南亚外交战略的有效开展，也使得“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国家颇有市场。围绕着南海争端，中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如菲律宾、越南等国经常发生海上渔民纠纷甚至武装对峙。尤其是越南、菲律宾等国积极争取南海问题“多边化”与“国际化”，以图依靠东盟组织对抗中国，增加问题解决的难度，也导致中国与东盟一定程度上出现重大分歧。新华网：《东盟吁用国际法解决南海问题》，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7/11/c_123395555.htm，访问日期：2017年10月7日。另外，一些东南亚国家在自身实力不济无以制衡中国的情况下，积极引入区外大国的军事力量维系自身南海政策，成为南海问题的新变量。Liselotte Odgaard， “The South China Sea ASEANs Security Concerbs about China，” Security Dialogue， Vol.34， No.1， March 2003，p.22.区外大国如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等不断以维护“南海航行安全”为借口介入东南亚事务，某种意义上挤压了中国的外交空间，缩小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 再次，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重返东南亚的战略对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美国担心中国很有可能取代美国，主导东南亚地区事务，最终使得美国在该地区的作用日益边缘化。韩玉贵、安秀伟：《 论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塑造》，载《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59页。或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指出的，“美国忧虑中国会发展针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并将成为比美国在20世纪所遇到的任何一个潜在性霸权都更为强大与愈加危险”。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M]， W.W.Norton & Company，New York & London，2001，p.401.
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及中美权势“拉平”趋势，美国加强了在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安全部署的两根支柱，即轮轴状的美国双边军事同盟及美军的前沿军事部署。Dannie Twinning， “Americas Grand Design in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17，p.79.美国积极介入东南亚国家的事务，巩固与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同盟关系，加强同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的伙伴关系。美国还积极插手南海争端问题，从“中立不介入”到“介入不陷入”的策略转变，很大程度上是为制衡中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力服务的。客观地说，在南海争端等问题上，在没有强有力外在干扰因素的情况下，地区内国家通过相互调适和相互塑造已经产生积极效果，美国的介入与挑拨使得相关问题趋于复杂。马荣久：《中美权力转移与亚洲地区体系》，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1期，第30页。而伴随着美国亚太新战略的推行，一些东南亚国家比如菲律宾似乎找到对抗中国的依靠，在南海争端等问题上态度越来越蛮横，口气越来越强硬，行动越来越粗野。这在一定意义上也造成了中国的反弹，政策的选择余地变得更加狭小，从而使得在东南亚的外交空间变得更加狭窄。
最后，东南亚一些国家内部局势的不稳定与动荡以及区外大国对东南亚的积极介入也作用着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布局和开展。缅甸2017年民主化以来，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逐渐热络。尤其是近期，缅甸国内地方武装势力与政府军的战事加剧，一定程度干扰到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如果处理不当甚至会作用到中缅友好关系。新加坡的亲美倾向有所强化，主动向美国提供军舰停泊点，开展有声有色的大国平衡外交。泰国的政局动荡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了与中国的关系，这个传统上对华较为友好的国家的外交政策势必有所波动。越南国内南方改革派的主政以及民间亲美力量的强化，也会成为中越关系发展中的消极因素。另外，一些国家的华人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可能成为中国与相关国家冲突的暗藏爆发点。
二、 越南在中国东南亚外交中的价值
要解决中国东南亚外交所碰到的困境，破解中国东南亚外交的窘境，需要做的是通盘考虑、创新思维、转变思路，有层次性、差别性和重点性地对待与处理同相关国家的关系。稳定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东帝汶等国家的友好关系，保持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正常关系的同时，尤其要以越南为东南亚外交的重要支点和突破口，寻求在东南亚外交的转机，实现中国东南亚睦邻外交的新生。之所以要把越南作为中国东南亚外交战略的重要棋子，将越南作为中国理顺东南亚外交脉络的一大抓手，是由越南在东南亚的重要地位、越南在中国东南亚外交中的有效价值以及中越关系的特殊含义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重大影响等所决定的。
（一） 越南在东南亚地区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力
越南依凭自身的能量与实力在东盟组织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东南亚地区有着一定的作用力，可以成为中国开展东南亚外交的桥头堡与拱顶石。
从地缘上看，越南作为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与多数东南亚国家陆地相邻或隔海相望，联系颇多，交往颇密。尤其是越南位于中国与东盟两大板块的结合部，可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中枢与有效纽带。在东盟与中国的各项合作中，越南的参加加大了这种合作的成功率。刘志强：《越南在东盟中的地位与影响》，广西民族大学学位论文，2017年，第38页。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性开发合作以及中国新近提出的“一路一带”建设与互联互通推进工程中，越南均可以成为重要的联结纽带，能够发挥着积极影响。
从政治上看，越南一直在为增加在东盟组织的发言权而努力。近年来，越南在东盟框架内，表现得积极活跃，频频主办国际会议，强化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区外大国的合作。2017年越南被东盟推举作为东盟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竞选并成功当选。越南与中国、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得到维持与强化，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关系得到大幅发展，扩大了越南的地区作用力。同时，越南在东南亚政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力，越南与老挝、柬埔寨的特殊联系使得越南在东盟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不容忽视。②王国平，李见明：《越南：新兴的东盟中坚力量》，载《东南亚纵横》2017年第11期，第9页。随着老东盟国家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相对没落，越南作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新兴国家逐渐成为东盟的主导国家之一。
从经济发展上看，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被称为东盟经济振兴的“火车头”。越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充沛的人力资源，人口9 000多万，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越南经济不断取得成功，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7%以上，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②国际社会也对越南的发展潜力寄予厚望，越南作为东亚新兴经济体被誉为“钻石国家”“展望五国”“灵猫六国”“亚洲最有吸引力的国家”等。
从军事实力看，越南在东盟中的军事地位绝对是排在东盟各国的首位。刘志强：《越南在东盟中的地位与影响》，广西民族大学学位论文，2017年，第35页。越南拥有东南亚最为庞大的军事机器，近年来的军事现代化进程特别引人关注。在当前东南亚地区局势不甚明朗的时期，越南的军事力量是东南亚的一种不容忽略的存在，也为提高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的作用力提供支撑。尤其是2017年以来，越南在保持与俄罗斯等传统军事伙伴的同时，强化了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后者还对越南开放武器市场，开始向越南出售先进武器。中国网：《美媒：中国在南海立场强硬 美国武器新客户猛增》， http：//military.china.com.cn/2017-10/13/content_33743470.htm，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0日。 （二） 中越解决陆上及北部湾争端的经验可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与借鉴
中越两国的领土主权争端原本包括1 000多公里的陆上边界纠纷、北部湾划界矛盾以及南海的主权争议等三部分。中越两国通过1979年的边境战争以及之后多年断断续续的边境冲突所带来的损失和伤害认识到，通过非和平的手段与激进的方式解决争端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中越两国在1991年关系正常化后，经过漫长、艰难与卓有成效的谈判，解决了两国在陆地和北部湾的边界分歧。中越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国家能够解决比较复杂的边界争端，给南海各方围绕着南海主权与权益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良性的参考。
首先，通过双边对话与谈判的方式解决涉及主权争端的问题是一条正确与有效的途径。对于领土等敏感问题的争议，多边外交通常显得力不从心，双边谈判则是有实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张植荣：《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及对解决海疆争端的启示》，载《国际论坛》2017年第3期，第33页。一些南海争端方力图使地区争端多边化、国际化，力图一揽子解决南海岛礁和领海争端，这只会使问题复杂化和更加难以解决。中越两国通过多轮艰苦的双边谈判，成功解决了原本焦灼化的陆上边界及北部湾海疆争端，是值得当前南海争端各方学习和借鉴的。
其次，公平协商、互谅互让、坦诚交流、尊重历史和照顾现实是解决主权冲突必备的精神武器。中越两国能够将长期困扰双边关系发展的边界争端化解，是与两国在谈判与沟通过程中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分不开的。南海争端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各争端方以更足的信心、更多的耐心、更大的决心、更高超的智慧和更频繁的协商与互动才能得以化解。那些为了追求一己之私，为了达到自身利益不惜以弱小的国力强化军事能力甚至拉外部大国做帮手的做法，是与世界和平大势相违背、与地区稳定相冲撞以及与各国根本利益相冲突的。
再次，政治上良好的双边关系是领土与主权争端得以解决的重要保障。在中越陆地边界、北部湾争议的演变与解决过程中，双边的政治关系与争议的互动极为明显。张沱生：《东亚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及其政治经济含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第29页。政治关系的改善与友好有利于为争议的解决创造良好的环境，争议的解决又会促进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南海争端各国完全可以从这种政治关系与争议的互动寻找灵感，寻求突破。为了政治目的刺激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借助区外大国力量的举动，是不能真正解决南海争端的。
另外，主权争议的解决会带来双方经济关系的发展。中越两国在边界问题化解之后，两国的边境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截至2017年5月，两国的边境口岸共有九个，有利于推动两国边贸的发展以及两国经济关系的融合与融洽。这对围绕南海领海与资源争端的各国会带来很大的启发，如何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准则落实到实处，深深地考验争端各方的智慧。
（三） 良好的中越关系可以消解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地区有着广阔的市场，东南亚的精英们倾向于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中国未来可能改变睦邻政策，转而寻求地区霸权。翟��：《分析东南亚地区的“中国威胁论”》，载《亚非纵横》2017年第5期，第52页。尤其是近几年，中国在南海所采取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系列正当行为被很多东南亚国家所误解和误判，主观断定中国在采取“进攻性”或“前进”政策。中越两国关系的特殊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东南亚存在的“中国威胁论”，缓解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自身）对中国崛起以及南海政策的疑虑与恐惧。
应该说，在所有涉及南海争端的当事国中，中越的主权争议最大、涉及区域最广、延续历史最久，更是曾经发生了两次海上武装冲突。指的是1974年中国海军与南越当局海军的冲突，以及1988年中国海军与越南海军的冲突。中越关系的一个特殊性就在于它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这也赋予了越南在解决南海争端中的影响与价值。作为南海争端最大的两个声索国，中越如能在双边框架内平和地、合理地解决这个折磨与困扰本地区多年的棘手问题，那么其他声索国就会看到希望，就可能为整个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某种示范、参考与榜样。整个东盟也将会看到中国的和平诚意，中国的东南亚外交的困境必定会有所缓解或者根本改观。如2017年10月，李克强总理访问越南就破解南海这个两国关系中唯一的历史遗留问题，达成一定共识，包括成立中越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积极推进中越海上共同开发。新华网：《李克强与越南总理阮晋勇举行会谈》， http：//news.xinhuanet.com/2017-10/13/c_117697587.htm， 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0日。这在东南亚国家受到广泛关注，被认为是南海问题解决的积极信号。
同时，越南关于中国的不同凡响和与众不同在于，越南是东南亚国家中与中国有着最为复杂的历史恩怨情仇的国家，是曾经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唯一的一个东南亚国家，也是一个现在与中国有着主权争议的国家。基于历史经验以及地缘政治的考虑，一种以来，越南对中国存有顾虑，把中国当作“北方难以预测的巨人”。Brantly Womark，越语论文范文，“China and Vietnam：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p.9.如果中国能够将与越南的关系处理得当、妥善与友好，如果中越关系能够步入一种良性化的轨道，那么东南亚其他国家在一定层面上会有一种认知：那就是既然中国能够与越南处理好关系，既然能够与友善、理性地与越南发展关系，中国也会和善地对待相关国家。中国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就会得到东南亚国家更为广泛的认同与认可。在这种认知利好的情况下，“中国威胁论”也会逐渐消解，中国在东南亚外交的主动权会有所增强。
三、 中越友好关系的利好因素
事实上，将越南作为中国东南亚外交的突破口不仅有着理论上的极大必要性，而且还有着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在当前中越关系的基础之上，中越发展更为巩固、更为持久和更为稳定的友好关系是有着诸多的有利条件和利好因素的。 （一） 意识形态的趋同性是中越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的趋同性为中越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理论，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两国在反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以及前进方向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语言。
在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后，价值观上的同质性为中越两国共同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寻找到共同的联系纽带。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外交中的价值观倾向和野心，在奥巴马上台后推行的亚太战略中，多角度实施和平演变是一个战略目标，它把促进民主和人权的目标对准中国、越南、缅甸和朝鲜等国。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载《国际问题探讨》2017年第2期，第62-67页。越南对美国一直以来意欲权力渗透和颜色革命以推翻越南共产党领导的企图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越共八大上，再次强调了越共的领导地位，坚决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总书记杜梅呼吁保卫社会主义，防止并粉碎一切“和平演变”、反叛和颠覆的企图和阴谋。倪霞韵：《越共八大后内外政策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8期，第15页。越南世纪之交的两任总书记黎可漂和农德孟致力于与中国建立意识形态同盟关系，曾经几次向中国提出类似建言。Alexander L.Vuving， “Strategy and Evolution of Vietnams China Policy：A Changing Mixture of Pathways，” Asian Survey.Vol.46， Issue，6， 2017，pp.816-817.在这方面，中国可以成为越南的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中越两国相互支持，共同抵制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的政治压力，夯实社会主义的东方堡垒，捍卫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
也正是因为中越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两党关系在两国关系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越频繁的党际交往配合着国家层面的往来，体现了明显的双轨性，有利于两党两国关系的深化和互信的增加。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历程来看，两党关系在两国关系中一种扮演着积极正面的角色。两党不断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各个层面的交流，相互学习对方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领导人互访之频繁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也是罕见的。熟络的党际交往和友好的两党关系有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与以及面对争端与矛盾时的“软着陆”，这是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所不具有的。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卡莱尔A.塞耶所言，“越南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处理两国的双边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澳] 卡莱尔・A.塞耶：《越南与崛起中的中国：成熟的不对称性动力》，载《南洋资料译丛》2017年第4期，第36页。
同时，作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好同志”，中越有着共同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向着更加民主和自由、更加繁荣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迈进。正如越南前国家主席阮明哲指出的“中越两国拥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Sethmydans， “Vietnams Leaders Wants U.S . Visit to Be All Business，” New York Times， 2017-06-14， p. A.这种关于未来美好理想社会的共同期盼有助于当前两国采取更为协调和友好的政策。可以说，在双边关系层面上，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中越“好同志”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润滑剂和压舱石，有助于配合和推进中越两国国家层次的友好关系。
（二） 文化的同根性是中越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
文化上的密切性与相近性可以为国家关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越南的中国问题专家阮辉贵教授曾说过，中越两国之间有“三同”，即同文、同种、同志。“同志”就是前面所指出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一致性，“同文”与“同种”在很大层面上就是指中越两国在文化上的同根性。事实上，越南是儒家文化圈的重要一员，是与中国文化最为密切的国家，是历史上中国文化最为积极的学习者与接受者，是受中国文化作用最为深远的国家。正如有学者指出那样，“越南受中国作用之深，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文化同根性为中越关系的积极健康发展注入“甘泉”，营造了一种相对更容易相互理解的交流与沟通的环境。儒教两千年来对越南的社会和家庭产生了巨大作用，潜移默化为人们的思想文化、教育、习惯行为。古小松：《东南亚儒释道文化》，载《东南亚纵横》2017年第2期，第55页。正是基于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模式上的相似性，中越两国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处理好双方之间的关系。这在中越的长期交往史上已经得到深刻与明显的体现，比如越南人民敬仰的胡志明主席就是怀揣着中越“同根同族”的情怀与中国建立友好和亲密的关系，演绎了中越关系史上一段美好的回忆。越南学者也谈到，“越南文化，无论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艺术、信仰，没有哪一点是不带儒教印记的”。[越] 潘玉：《越南文化本色》，河内：文化通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中越两国均以儒家思想为根基，重视社会和谐、家庭关系、尊重权威、崇尚礼义、讲究道德等东方价值观，
同时，文化同根性能够夯实和扩大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支撑。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近些年来，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中国的文化产品如电视剧、流行歌曲等都在越南风靡一时，关于汉语的热衷在越南也是经久不息。这种文化上的密切性有利于民间层面的友华、亲华倾向的增加，有利于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减少误解、增进理解和强化认同，为更好地开展中越关系奠定坚实的民间基础。
（三） 经贸的互系性是中越关系发展的强劲动力
国家关系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利益的驱使。中越两国关系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融洽和经济利益的互系。可以说，中越两国在经济贸易、投资、经济区域一体化方面的合作为两国关系利好走向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首先，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势头明显，双边贸易额增长速度惊人。在中越关系正常化的1991年，两国的贸易不过区区0.32亿美元。而在2017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502.1亿美元，同比增长22%，中国也连续多年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越南人民报网：《2017年越南的六大贸易伙伴》， http：//cn.nhandan.org.vn/economic/commercial/item/1731501-2017， 访问日期：2017年11月13日。中国出口越南的主要商品是电子、机械等工业制成品，进口越南的主要商品是农产品、燃料等初级产品，双方经济结构互补性较强。只要今后双方解决出口产品单一、贸易结构失衡等问题，两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必将会更加密切，也必将会造福于两国和两国人民。
其次，中越在投资领域的合作进展迅速，发展前景广阔。在关系正常化的1991年，中国在越南的投资项目仅有一个，投资额也仅仅只有22万美元。而在2017年，中国在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大幅增长了38.7%，达到205.9亿美元。新华网：《中国蝉联越南最大贸易伙伴》， http：//www.yn.xinhuanet.com/asean/2017-02/27/c_133147114.htm，访问日期：2017年11月13日。相信随着越南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当地劳动力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拥有庞大资本的中国必将会输入和投资到越南，也将吸纳更多的越南就业者，从而促进双方共同利益的实现。
再次，区域一体化带来的区域经济的融合与联络也带动着两国关系的发展。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以及中越两国“两廊一圈”“两廊一圈”是指“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这是2004年提出的一项中越经济合作计划。规划的提出及展开，中越两国积极行动、多方协调，努力促进双方相邻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同时，将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合作作为中越友好关系的试验田，以培育出两国“好兄弟、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果子。
最后，中越都是新兴国家，在各自崛起背景下的双边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新动力。在双边层次上，中越各自的发展关于对方都是实现自身更大发展的机会。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关于越南来说是积极的有利因素，正如越南前驻美大使阮心战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崛起关于亚洲、关于越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阮心战：《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载《开放论坛》2017年第1期，第64页。在地区层次上，中越两国的崛起势头有助于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以及区域的经济整合。在全球层次上，中越作为新兴国家积极配合，在关乎自身利益的全球治理等领域相互支持、相互声援。中越两国作为新兴国家需要加强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与完善方面的对话与合作，增强行动的协调性，强化身份认同，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作用力和主体性。
（四） 外交的契合性是中越关系发展的直接源泉
外交政策与国际战略决定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体现这个国家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如果一个国家把另一个国家作为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外交对象，那么表明后者关于前者的重要性，同时表明前者将积极寻求与后者发展关系。中国和越南相互将对方视为重要的外交对象，这种外交取向上的契合性特别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
中国新时期外交将周边国家作为首位、把发展中国家视为基础，同时提出“安邻、睦邻、富邻”方针，要贯彻“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准则。2017年又召开了新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周边外交会议，说明中国非常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南兼具中国的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越南在2001年的越共九大上明确提出其外交优先次序，即邻国优先、传统友好国家优先、大国优先的外交方针。很明显，中国兼备了这样三种角色，也是越南最重视的外交对象。近些年来，越南党政领导人频频造访中国，是越南与其他国家关系所无法比拟的。就像越南学者所坦言的，“中国既是一个大国，也是我国的邻国，双方都认为越中友好合作特别重要。”古小松、梁炳猛：《恩怨过后正常化――中越关系六十年回顾与展望》，载《东南亚纵横》2017年第1期，第26-27页。
也正是这种相互视为重要外交对象的契合性，中越两国在2017年宣布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战略角度和全局高度看待两国和两国关系，以推动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同时，两国在国际场合相互支持，在促进东亚安全与稳定、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和争取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方面相互配合和共同努力。
四、 中国对越外交的相应之策
当然，中国对越南外交也有着一定的困境与问题，集中体现在中越两国的南海争端随着越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与蔓延变得逐渐胶着化。越南在2017年6月通过《海洋法》，宣布对西沙与南沙所有岛礁拥有“主权”与“管辖权”。越南是实际控制南沙岛礁最多的国家，达到29个之多。 越南推行的大国平衡战略以及对华采取的对冲（hedging）战略，特别是借助于美国、日本、印度甚至俄罗斯等区外大国的力量实施对华“软制衡”，对中国开展更为积极的对越外交有着消极影响。中越两国上经济贸易上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中国对越南保持的巨额贸易顺差，成为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症结，势必制约两国整体关系的发展。另外，越南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特别是长期存在的南北派系斗争以及政策分歧也会对中越关系产生一定的波动性效应。这些麻烦与问题均是中国在发展对越外交过程中需要积极应对与有效克服的障碍，因此，要想把越南打造成中国东南亚外交的重要依托，越语论文，需要采取多种手段维护与发展好中越关系，真正使其成为对东南亚外交的有效桥梁与坚实依靠。
首先，中国要加强外交努力，利用地缘毗邻优势，争取使中越两国成为“睦邻友好的好邻居”。中越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着主权与地缘政治竞争，两国需要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准则，坚持在双边框架内解决两国间的分歧，努力控制极端与激进的情绪和做法在南海出现。同时，要充分利用两国在地缘经济上的相吸性与地缘文化上的相亲性，扩大两国在相邻地区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夯实两国交往的民众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亚洲互联互通建设上，中国可以利用新近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大与越南在交通等方面的互助力度，强化两国在区域性与次区域性经济整合框架内的合作。当前，尤其要积极运作的是把两国间达成的“两廊一圈”蓝图与中国提出的“一路一带”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以实现两国相关地区的区域整合。 其次，中国应采取有力的方法，扩大与越南的互信程度，使中越两国成为“相互信赖的朋友”。互信缺失是中越关系的一大症结，持续与有效的互信建设是中越两国关系发展的必然之举。中国需要更多地向越南释放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加大对越南公共外交的力度，改善与提高越南民众和精英层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与恐惧心理，向越南展示与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包括越南在内的周边各国而只会给各国带来福祉。加强两国尤其是两军的定期交流是强化互信的有力途径，中越两国不仅可以更多地采取军方高层互访的方式加强了解，还可以通过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方式提升对另一方的认识。此外，更为频繁的第二轨道外交是释疑的重要途径，两国的学者、智库、媒体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可以加强交流，增加对对方意图与发展前景的理解。
再次，中国需依托政党外交，依据中越意识形态的共性优势，充当越南“志同道合的好同志”。中越两国基于价值观的趋同性，有“理想相同、命运相关”之称。当前，面对美越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需要以理性、成熟与自信的心态看待这种关系的发展。同时，需要认识到美国对越南的“和平演变”企图不变，明确越南党和国家对此保持的高度警惕，加强两国两党在防范西方价值观与人权进攻方面的合作与配合。在国际涉及越南人权与民主问题的场合，给予越南以积极的、有力的支持。关于越南在国内进行的反“和平演变”的行动，中国需给以大力的支持与声援。同时，中国需更多地以政党外交配合国家外交，实现双轨外交的有效运行与有条不紊，从而实现对越外交的顺通与和畅。可以说，意识形态维度下的中越关系更多的是对共同价值观的坚持与类似发展道路的坚定，是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价值与利益的相伴，体现着“好同志”的情谊。
最后，中国应扩大与越南的务实合作，使中越两国成为“真诚合作的好伙伴”。中越都是后发的发展中新兴国家，面临发展的艰巨任务。中越的发展道路相似，发展任务相同，有更多的合作空间。当前，针对中越经济贸易关系的不平衡，尤其是越南对华贸易逆差巨大的现实，采取有效方法加大从越南进口的力度，改善双边贸易结构。同时，扩大对越南的投资，特别是涉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促进越南整体经济的发展，夯实两国关系发展的经济基础。
五、 结语
要想实现中国的和平、顺利和成功崛起，必须要保证周边环境的稳定与安全。东南亚作为中国周边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价值。然而，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面临着一些困境、瓶颈与麻烦。将越南作为中国进军东南亚的桥头堡、突破东南亚外交困境的利器以及重振东南亚外交的抓手，不仅有着理论上的可能性和主观上的必要性，更有着现实的可操作性和客观上的可能性。中越两国在价值观、文化传统、经济交往以及国际外交等层面有着很多的契合之处，这些契合点是中国东南亚外交中的越南战略的重要支柱。总之，中国外交的重点在周边，周边外交的重点是东南亚，东南亚的重点是越南，以越南盘活中国的东南亚外交，以东南亚外交疏通中国的周边外交，以周边外交理顺中国外交全局。
（责任编辑：姚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