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对美国文化产生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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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越南最主要的印象是紧张感和生命力，还有越南人特有的那种实用主义。”美国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说。
年届古稀的他，胸袋里夹根钢笔，一身素朴气质。他曾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戏剧系和爱荷华大学编剧系，1969年探讨生甫一毕业，越语专业论文，就被征召入伍参加越南战争，在驻越美军先后从事情报和翻译工作，这段经历成为他后来文学创作的灵感和来源。1987年，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协会颁给他“言论自由奖”，以表彰“一名越战退伍军人对文化的杰出贡献”。
“当年开赴越南的美国军队里，只有17%的士兵在前线作战，越南战争对美国文化产生了巨大作用，不全是因为前线战斗，而是一种文化交融。不仅有越南前线的文职官员，还有在家看电视新闻的普通美国人，我们对战争的看法、与异域文化的相处模式都被深刻地改变了。”他说，“1963年我刚进大学时，美国在南越只有几名军事顾问，但到当年年底，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三周前，南越总统吴庭艳也被暗杀，美国人顺水推舟扶上了杨文明。所以，公允地讲，越南战争是美国挑起的。自1963年到1968年，局势一步步升级，直到1968年初南越军方发动‘春季攻势’，美国人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
当年刚入伍，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巴特勒“只想找个不用杀人的岗位”。征兵站长官哄他，“你可以从事敌后资料收集工作”，他天真地以为自己会被派去“芝加哥、洛杉矶或纽约”。后来才发现，他被送入一所情报学校攻读越南语，等了6个月学校才开班。“因为大家都不愿入伍，长官对每个进来的人都说一样的话。”
两年后，他被派往越南，赶上的却是一辆“末班车”：美国部队即将从越南撤退。但他决定留下来，“到达越南后，我很快迷恋上了当地的自然和文化，和越南的农民、渔夫、伐木工人和警察都成了朋友。”去往西贡后，他成了市长身边一名美国军事顾问的翻译。
走在凌晨的西贡，巴特勒的处境十分危险，好比拿着一把来复枪穿行于越南的热带丛林，但他在文学著作中描述的西贡市后街却透着一股诡谲的魅惑力，酷似音乐剧《西贡小姐》的历史背景。“我当时住在一家非常老的法国酒店里，最喜欢每天午夜去西贡水雾缭绕的后街游荡。那里没有人去睡，我可以和当地人一起蹲在路上。”
与许多沉痛的越战文学不同，巴特勒描写的越南人像一种精灵，身处战乱却显得纯净无辜，甚至带有几分浪漫气质。“越南人民是我见到过的最热情最开朗最好客的人，他们邀我进入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
小说《奇山飘香》中，巴特勒讲述越战后移居美国南方的越南侨民的生活，这些人来自社会各阶层，既有南越共和军上校、越共政委、投机商人，也有饭店服务员、酒吧女、普通士兵和民众，书中的17个故事，融合越南民间传说、可怕的战争记忆、美国流行文化和家庭冲突。
故事以第一人称手法，通过越南移民自己的声音，叙说他们在美国的生活，虽然这里更舒适，还有与家乡相似的片片稻田和头戴斗笠在田里劳作的身影，但处处透露出战败的沮丧、国破人亡的遗恨、挥之不去的乡愁、妻离子散的痛苦，以及文化身份的困惑。
1992年，巴特勒在西雅图“艾略特的海湾”书店举办《奇山飘香》朗诵会，全场只有6名听众，学过表演的他还是“掏心掏肺地”朗读了自己的著作。第二天查尔斯・约翰逊（第二年普利策小说奖评委）听说了这场精彩的朗诵会，在书店买下一本他的签名著作。
“约翰逊显然没把700本参评著作通读一遍。”巴特勒说起自己交上的好运，“一定有些好著作没被读到就此湮没。我觉得自己配得上普利策奖的荣誉。不过，如果我没有在一个美好的西雅图春夜对着那仅有的6个人来一次尽心尽力的朗读，越语论文，恐怕我都拿不到这个奖。” 人不要自我画地为牢
巴特勒如今住在佛罗里达州乡下的Capps小镇，据他介绍，自己已成为小镇镇长，不过，该小镇目前只有两个人――他和他三十多岁的娇妻。他们拥有一座建于1840年的房子，厨房里保留着当年专给黑奴进出的门。房子很大，容得下他养的狗和猫。他曾一下养了5只鹦鹉，它们在他的客厅里积累了极大的词汇量，可惜他的前妻离婚时把它们带走了。
“我写过一个男人死后变鹦鹉的故事。这只鹦鹉记得自己以前是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它被放进一只鸟笼，在自家客厅看着自己老婆和她的情人。鹦鹉气急了，咬了自己老婆一口。这是个很好笑的故事，然而也很伤感。”
退役回国后，巴特勒一度有些落魄。他当过钢厂工人，开过出租车，做过高中代课老师，后来进入曼哈顿一家出版社担任能源和电子类报刊的编辑。这段时期，他每天乘一个半小时地铁上下班，趴在自己的膝盖上写出了第一部小说《伊甸园后街》，曾被21个出版商退过稿。
“刚回美国时，我还在用学校教的措施一步步写作，结果在我第一部小说前，我共写了5个讨人厌的长篇、44个差劲的短篇和12部糟糕透顶的戏剧，之后我经历了转变，我明白了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意思：好的小说家总是记性很差。格林说，作家把他记得的事写成纪实著作，想不起来的事化为虚构。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故事背景就在越南。”
在小说《伊甸园后街》中，男主人公和巴特勒本人一样没有立刻随军撤退，而是选择留在了西贡的后街。“虽然越南存在很多问题，然而在主人公的眼中，越南存有更多的尊严以及对传统的认同，这些都是美国所缺乏的。”
作为普利策小说奖得主，巴特勒最“叛逆”的地方在于，他先后拒绝了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评审委员会的邀约。“参评著作太多，而我读书太慢;如果不去认真读完所有著作，我无法做出公正的选择。就我所知，没有一个文学奖项的评委可以做到公平地阅读每一本书，即便公平地把每本书最重要的部分读一遍都做不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巴特勒现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创意写作教授，“我在写作课中不断提醒学生们，艺术包括音乐、舞蹈和绘画，当然也包括文学，这些都是感官的产物。战争让我的感官时刻紧张着，感觉一切都藏在幕后，我们惟一能感受到的是自己身体的感受，这才是文学应有的素材。”
他一直相信，是越南促成了他对“人性”的再发现，因为那些越南人发现他能说越南语，就把他当成了好朋友。“人类被不同的属性所区分，包括种族、文化、宗教、政治，如此种种都让我们内部显得区别甚大。西贡的后街让我明白，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必须坚信，这些属性与我们所共有的人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从本质上来讲，美国人和越南人是同一回事，所有的人都是同一回事，这是我全部学艺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课。”
越南题材之后，巴特勒的选择常有别于主流。1996年出版的《小报之梦》，重新演绎了他在报上读到的俗滥标题;2004年出版《过去的好时光：美国明信片上的故事》，基于他自己收藏的旧明信片。“写这本书之前我收集明信片已有14年，到今天我还有这习惯。我使用明信片背后的这些文字，它们是上世纪初人物情感的小小爆发，就像今天的推特一样。”
201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身首异处》中，他把目光聚焦于一群人的死亡：蛇发女妖美杜萨、施洗者约翰、罗伯斯庇尔、被亨利八世斩首的安妮・博林、被萨达姆处死的什叶派人士……最后一个则是他自己，落地的头颅在垂死刹那检视过去的一生，忏悔自己的罪孽，甚至开口描述死亡的整个过程。 1968年，越南，西贡之战 图/Philip Jones Griffiths
“人类唯一关心的两件事就是性与死亡”，想到叶芝这一名句，巴特勒2017年还为《身首异处》特别写了配套著作《交欢》，描绘男男女女（甚至动物）在鱼水交欢时的联翩浮想，查尔斯王子和黛安娜王妃、克林顿夫妇、小布什夫妇等名人也无一幸免地出现在他的著作中，结果小说一出版就引起极大争议，甚至被人指控侵犯隐私。对此，巴特勒表示，自己只是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而已。
“黑泽明曾说过，从事艺术，就永远不要回头。作家还没成为大师之前，都有很深入地描写自己的过程。我相信，一本接一本地写，如果作家能保持凝视的状态，最后他可以打破自我的牢笼，进入一个大同领域，那里的灵魂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不分宗教信仰和国籍种族，那里只有人类的灵魂本身。到达那种境界，你可以领悟整个人类心智的实景，可以理解那些完全不同于你的人物的个性，即便他们已躺在历史长河之中。”巴特勒说，“虽然人和人之间有一些肤浅的差别，例如语言、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等，我们最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最根本的身份是一个人，如果坚持狭义地定义自己，画地为牢，与他人订立界限，就不可能不与他人发生冲突，一旦我们意识到共有的人性，世界就能变得好一点，描绘这样的图景是我的使命。我想，这也是艺术家应尽的义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