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解密的一些档案和资料显示，为了“体面”而迅速地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曾不止一次地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并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和打击目标。然而，由于国内外各种反战力量的钳制、北越顽强的战斗意志以及美苏关系、中美关系的变动，尼克松政府最终只得放弃其疯狂的核选择。 是年8月，尼克松对基辛格的这一应急计划进行了审阅，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到8月底9月初，基辛格担心尼克松对战争采取果断行动的决心正在消失，决定采取行动催促尼克松同意这一被称作“11月选择”的行动方案。9月9日，基辛格会见了惠勒将军，讨论了“鸭钩行动”的军事计划，并向他传达了总统个人的命令，即这一计划将严格限定于军方渠道，因此甚至排除了与国防部长讨论这一计划的可能。[14]在9月初，基辛格还召集了他选定的特别行动小组讨论了“鸭钩行动”军事层面的因素。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基辛格写道，他对他们表示，“目前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军事计划，它将用来对敌人的军事能力产生最大的冲击，以迫使他们快速结束战争”。这些选择可能包括“在一种单一的、精细控制的情况下使用战术核武器”。9月中旬的一份绝密的“行动概念”（Concept of Operations）文件再次表明美国决心“使用任何可能的力量取得美国在东南亚基本的目标，国际和国内的压力及苏联和中国的反应可能是重要的因素，但它们将不会排斥大胆和有想像力的行动……”。[15]基辛格告诉小组成员，“我不相信对付一个小小的第四流国家越南竟然会找不到突破口。约翰逊政府从来没有抓住这一要点，我们想找到这一突破口。”[16]据说，这一方案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军事效用的略论上，很少考虑过伦理或政治的因素。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助手认为，“整个演练的过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非常冷酷和不人道，没有考虑人员伤亡的因素，没有考虑战争升级的因素，只有有效性的问题”。[17] 迄今仍不清楚这一特别小组在建议对北越进行封锁时是否可能考虑过使用核武器。塔德・朱尔克（Tad Szulc）在他的作品中认为没有考虑过，并认为基辛格后来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件事。[18]而基辛格的助手罗杰・莫里斯（Roger Morris）却说，他确实看到过有关核打击目标的计划，而其他的助手则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基辛格曾考虑在“鸭钩行动”中使用核武器。[19] 在当年的9―10月期间，尼克松继续威胁要对战争进行大规模升级。为了加强这一威胁，他命令在全球进行秘密的核警戒，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秘密军事行动之一。该警戒行动始于10月13日，持续时间一个月。[20]后来由于考虑到国内抗议团体预定在10月15日和11月13―15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尼克松取消了“鸭钩行动”。在其本人的回忆录中，尼克松表示“由于世界各国对战争升级的愤怒，他决定取消这一计划”。[21]而据罗杰・莫里斯的说法，这一攻击行动最终被放弃不是因为“更多地顾忌国内因素和国际后果，而主要是因为尼克松不能确信这一行动的有效性”。[22]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另一名助手劳伦斯・里恩(Lawrence Lynn)对升级行动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认为，封锁北越将不起任何影响。[23]据信他的观点对基辛格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三、第二次核选择：寻求最后的“致命一击” 1972年整个春天，尼克松一直在思考对北越发动一场“远远超越”全面轰炸的行动，这就是著名的“疯子战略”。根据最新解密后公布的白宫磁带，4月25日，即在尼克松下令战争升级几周前，基辛格交给他一系列的升级选择，其中包括轰炸北越的发电厂和大坝。当时，他的亲密助手哈尔德曼和白宫新闻发言人罗恩・齐格勒（Ron Ziegler）也在场。尼克松说：“我仍然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将大坝炸毁。那将淹死多少人？”基辛格回答说；“大约20万人。”尼克松说：“不，不，不，我们最好还是使用核武器。你听到了吗，亨利？”基辛格说：“我认为那太过分了。”尼克松回答说：“核武器，那东西让你感到麻烦了？亨利，我只是想让你认真考虑一下，天哪。”[24] 根据哈尔德曼的日记，随着巴黎谈判陷入困境，5月2日，尼克松、基辛格和黑格又重新讨论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在这次会议上，尼克松否定了核选择，同时也放弃了入侵北越和轰炸红河大坝。他转而赞成对北越的港口进行封锁，并将轰炸的范围扩大到北纬20度线以北。5月4日，尼克松在与基辛格和黑格再次讨论他的决定时，他用拳头敲着办公桌，吼叫着说：“南越可以输掉这场战争，但美国不可以输掉这场战争。不管南越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将把北越打烂。我们将使用国家的最大力量对付这个该死的小国家。”[25]第二天在尼克松与基辛格的交谈中说：“你和我唯一的不同点在于轰炸问题上。你那么在乎平民的伤亡，而我不想考虑，也不在乎。”[26] 尼克松建议使用核武器或采取别的杀死大量平民的极端方法，清楚地反映了他对战争所产生的巨大挫折感。然而，这些方法都未能实施。其实，战争到了这个地步，核武器的使用，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看，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行的。5月8日，尼克松自己在当天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澄清。他要求对越南目前的形势进行冷静的略论。在讨论了布雷计划后，尼克松解释说：“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必须避免说我们不打算做什么，比如核武器。说到核武器，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必要的。显然，我们不会使用核武器，但我们应当让核威胁笼罩着他们，我们还应当让陆战队的威胁也笼罩着他们。我们不应该让敌人放心我们不会这么做。”[27]� 四、制约核选择的主要因素 在越南战争的十多年中，尽管历届美国政府都曾相继提升战争中使用暴力的水平，尽管他们推行了非常有争议并惨遭挫折的政策，尽管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人民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核选择问题上为自己划上了警戒线，“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传统得到遵奉，核禁忌准则在越战的血与火中得到检验。 总体来看，在越南战争中大致有以下一些因素对尼克松政府的核选择产生了较大的制约影响：一是对战争升级的顾虑，认为如果美国对这种难以控制的升级风险估计稍有不当，可能招致难以收拾的、灾难性的后果。美苏核恐怖均衡局面的形成对基辛格后来的核论证作用较大；二是努力维持不使用核武器的传统，认为决不应由美国来打开使用核武器这一“潘多拉之盒”，美国如果打破这一先例不仅将破坏恐怖平衡基础上的有效威慑，而且将鼓励其它国家或游击力量的效仿，最终将使美国受到更大的伤害；三是核武器的军事效用与其导致的政治风险不相对称，这在基辛格、尼克松的核决策中隐约得到体现；四是实用主义的政治考虑。由于美国国内政治舆论的压力及尼克松本人对连选总统的现实考虑，加上政策班子中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如莫里斯、哈尔德曼及后来的基辛格，迫使他最终放弃核打击的念头。与此同时，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缓和也为尼克松寻求摆脱越南战争指出了新的可能，并使核选择这一疯狂举动不再显得必要。最后，不可避免的道德争论使得不使用核武器俨然成为某种禁忌。之所以说成为“禁忌”，是指它已在实质上成为一种宗教信仰式的东西，至少是一种受到道德规范严格制约的信念，这种禁忌观对约翰逊总统的作用最大。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约翰逊时期，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反观尼克松、基辛格及早些时候的艾逊豪威尔，他们的军事政策较少受到其个人道德理念的作用，驱动他们的政策选择的动力来自于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其决策依据是风险与利益的平衡，核禁忌对他们来说充其量不过具有某种功能性的制约。 当然，也不能绝对地说核禁忌准则没有对尼克松政府的核决策产生任何制约。如果说在尼克松时期，控制战争升级的现实压力比禁忌准则的道德约束力更多地制约了核选择，但至少后者也发挥了相辅相成的影响。在战场上，一方的武器选择将直接对升级的判断产生建构影响，也就是核武器的选择将直接标志着战争的大规模升级。如果美国领导人只是将战术核武器仅仅当作是“另外一种武器”而已，那么他们也不会在决策中那么严肃地考虑使用这一武器所带来的升级效果了。因此，还是禁忌准则帮助界定了升级的内涵，并指明了其风险所在。基辛格后来曾满怀遗憾和无奈地指出，“从来没有一个超级大国与一个无核国家的军事差距会那么大，而这个超级大国却从来没有这么小的可能去援用这一差距”。[28]黑格作为当时基辛格的军事助手，也是一位强硬派，他曾帮助策划过“鸭钩行动”，他将在越南战争及其它冷战冲突中没有使用核武器归结于道德制约。他在1992年的作品中认为，“在美国方面，反对使用甚至是威胁使用核武器的道德争论，产生了一种宗教信仰式的力量”。他本人反对这一道德观，并担心这种制约将破坏威慑的有效性。他又写道，“我们作为超级大国这一简单的事实经常帮助我们摆脱这一潜在灾难（指使用核武器――作者注）可能引起的困境，尽管在我们这个民族心理的深处决心从不使用这一武器”。[29] 注释： ［1］ H.R. Haldeman and Joseph DiMona, �The Ends of Power�， New York: Times Books, 1978, p.81. ［2］ C. L. Sulzberger, �Seven Continents and Forty Years: A Concentration of Memoirs�， New York: Quadrangle/New York Times Book Co., 1977, p.507. ［3］ H.R. Haldeman and Joseph DiMona, �The Ends of Power�， pp.8283. ［4］ The Ball Memo, The Past Has Another Pattern, p.410. ［5］ Roger Morris, �Uncertain Greatness: 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p.154. ［6］ Richard Nixon, “Needed in Vietnam: The Will to Win，” �Reader's Digest�, August 8, pp. 3743. ［7］ “An Interview with Henry Kissinger: ‘We Were Never Close to Nuclear War，”�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1, 1985. ［8］ Henry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reface. ［9］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March 1976. ［10］ Terry Terriff,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U.S. Nuclear Strate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5460. ［11］ SM7169, Haig Special File, Vietnam Files (Jan.�March, 1969), Box 1007, NSC Files, NPMP. ［12］ Memo for Laird from Kissinger, March 3, 1969, Haig Special File, Vietnam Files, (Jan.�March, 1969), Box 1007, NSC Files, NPMP. ［13］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the Nixon White House�，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3, p.120. ［14］ 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Kimball, “Nixon's Secret Nuclear Alert: Vietnam War Diplomacy and the Joint Chiefs Staff Readiness Test, October 1969，” �Cold War History�, Vol.3, No.2 (January 2003). ［15］ The Pentagon Papers, “Vietnam Contingency Planning: Concept of Operations，” September 16, 1969. ［16］ Tad Szulc, �The Illusion of Peace: Foreign Policy in Nixon Year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8, p.150. ［17］ Ibid., p.153. ［18］ Ibid., p.152. ［19］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p.98. ［20］ Haig Special File, “Nixon's Secret Nuclear Alert”. ［21］ 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Grosset, 1978, pp.4035. ［22］ Roger Morris, �Uncertain Greatness�， pp.165166. ［23］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p.128. ［24］ White House Tapes, April 25, 1972. ［25］ White House Tapes, May 4, 1972, EOB Tape 33444, NPMP. ［26］ White House Tapes, May 5, 1972. ［27］ Ibid., May 8. ［28］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28. ［29］ Alexander M. Haig, Jr., �Inner Circles: How America Changed the World: A Memoir�，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2, p.554. （作者简介： 汪伟民，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探讨院副教授、；王珏，复旦大学运用经济学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探讨院，，上海，20008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