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记载来看，如今越南地区的历史只有2200余年，最早的记载还出于汉朝学者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前，如今五岭以南的“山越”人还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既无文字也无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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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华夏地区，随后50万秦军进入五岭以南的越南地区，顺利地建立了郡县政权。
统一岭南的秦军将领是河北人赵佗，在秦朝灭亡后才在当地建立了“南越国”并自立为王。不久汉朝建立，他表示臣服中原，此后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内，都成为中原王朝管辖的州、郡、县行政区，汉代称为交趾，在越南史上也被称为“千年郡县时期”。不过越南现代史书将此期间说成“延续一千多年的亡国时期”，则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曲解，因为此前岭南山越地区根本没有建立国家，何谈“亡国”？
越人反对中原王朝统治有过暴动，“二征夫人”被树为典型
从汉朝至唐朝末年，中原王朝对交趾地区（即如今越南北部）的统治确有封建盘剥的一面，激起过当地民众的不满。东汉初的公元37年，交趾太守苏定实施暴政，引发了当地民众反抗。两个女首领征侧、征式姐妹乘机聚众造反，陆续攻克六十多座城池。
据后来的越南史书称：“二征夫人的母亲叫谩善，本是雄王的外曾孙女”，早就有独立建国的心思。公元40年3月，征侧和妹妹征式举兵后，当地许多人纷纷响应，攻打东汉在交趾的统治首府赢偻（令越南河北省顺城），交趾、九真、日南和合浦（在如今中国广东省内）四个郡也相继爆发了暴动。据称暴动者一度占领了65个县城，征侧被推祟为“征王”，在两年时间自立建国。
岭南地区的暴动，惊动了东汉王朝。东汉光武帝刘秀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军2万南征，经过三年苦战，终于平定岭南，征侧、征式于公元43年兵败自杀。
在中国史籍里，马援是“平乱”英雄，可是后来越南史书却把“二征夫人”写成了使“民族独立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建国的“民族英雄”。如今河内的“二征庙”是重要名胜，从越南阮氏王朝的帝王到后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都到此祭拜。
如何看待“二征”的暴动呢？中国古代史籍中将这两人称为“女贼首”，在新中国成立后颂扬反封建王朝起义的史学思潮作用下，又有人将其看成“起义领袖”。周恩来总理访问越南时，曾由留学法国时便相交的胡志明陪同游览河内市区，看到许多民众向一个庙进香非常拥挤热闹，便询问是什么地方。身边的“革命老大哥”有些为难地说明了这是“二征庙”，然后想回避这一话题，周恩来却说也可以代我表示一下祭祀。在中越关系恶化时，越南有人曲解这一举动，说成是为“侵略”道歉。其实周恩来的举动，表现的是当时中国国内的一种思潮，只是称赞反对封建王朝的起义者。
在三国的吴国、南北朝和隋朝统治交趾（后称交州）期间，越族人一再发生暴动，唐朝重新平定当地并改名“安南”，此名在后来千年间成为当地称呼。唐末藩镇割据后，公元906年唐朝任命安南豪强曲承裕成为节度使，朝廷实际上对其已不能控制，越南史书又将此人称为“民族独立的奠基人”。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安南节度使曲氏集团也割据当地，不过又一度被立都广州的南汉国控制。不久，安南节度使吴权指挥当地军队，在白藤江上打败了南汉国军队。取得这个“白藤江大捷”后，938年，吴权废除了中原王朝任命的节度使职务，自称为王。
公元968年，吴权政权被“大瞿越国”（也称丁朝）取代。丁朝对北方只称万胜王，在内部却已经称皇帝，等于宣告了越南正式独立。
古代越南实行“北守南攻”战略，千年间国土扩大四倍
唐朝灭亡后独立的越国，其疆域只占如今越南国土的四分之一，即位于河内为中心的红河流域。越国脱离中国版图后，在千年内持续采取了“北守南攻”战略，即对力量远比自己强大的北方“天朝”尽量缓和关系，对南边的占城、真腊（柬埔寨前身）和西边的老挝则是“柿子拣软的捏”，从宋代至清代不断向其征伐拓土，发动战争数十次，扩张的领土面积达到独立时的四倍。
古代的征服和领土变迁，自然不能按现代人的是非标准要求，而现代越南史学家为强调“民族自强精神”，总是宣传所谓“两千年反侵略斗争史”，若按此逻辑，它自己独立后也有一千年侵略他人史。有的西方史学家探讨越南史后，称该国为“东方普鲁士”，恰恰说明其自古就有征战扩张传统。
越南独立后，难免引起中原王朝不快，宋、明两朝都曾想恢复对那里的郡县管辖，越南也曾乘宋朝衰弱多次出兵掠边。蒙元征服亚洲之际和清朝中叶，蒙古军、清军也曾出兵越南。从总体上看，越南因国力比北方强邻要弱得多，难以向北扩展势力，因而多采取守势，以保障其向南扩张时能有后方安全。
从军事地理上看，越南北部易守难攻。其边境一带山高坡陡林密，只有少数山口可以通过，易于扼守。山岳丛林地带又便于守军隐蔽，伺机实施游击袭扰。南进的军队即便越过几条东西走向的山脉，又会遇到数条湍急的河流，再向前还要进入红河平原水田地带，步骑兵都会困难于行进而感到困窘。
越南特有的气候，往往是北方军队的克星。异常潮湿，半年是雨季，还有外来人难于抗御的疫病，千年间被中原人称为“瘴疠之地”。在当地进兵作战，一般都要选择旱季（从11月至翌年5月），一旦到了雨季便会河流泛滥。从历史上的战事看，北方军队一般只能选择旱季到此作战，如不能速战速决，一旦把战事拖到雨季，往往就会因患病众多、供应困难而被迫撤退。
公元10世纪后期宋朝统一华夏时，灭掉立都广州的南汉国，越国的丁朝国王丁琏也上表称臣，被封为交趾郡王。不久丁朝权臣黎桓篡权自立。宋太宗为维护藩属原来的王位而发兵征讨，于981年春以水陆两路进兵安南。宋军深入陌生之地后，在白藤江水战不利，进入山岳地带陷入伏击，前锋被击败，后续部队又供应困难。安南丁朝见战争陷入僵持，便派使求和愿意称臣。宋朝进军不得，在北方又受辽国、西夏牵制，无奈之下只好封黎桓为交趾郡王。 宋朝曾同越南进行过多次战争，深深领会到那里的作战条件恶劣。来自北方的军人一旦深入便感到“水土不服”，战争一拖延便陷入困境。安南王朝毕竟国力弱小，也难以持续对抗，挫顿对手后马上又表示愿意进贡和尊奉中原皇帝，甘居于藩属地位以求得自保。
安南也曾大举北犯，遭宋朝反击后又称臣求得息兵
回顾中越之间的古代战争史，并非只是北方南征，越语论文范文，越南封建王朝也曾向北进犯，只是因其兵力不足采取了取巧的袭击方式。
1075年，李朝太尉李常杰利用宋朝因王安石变法出现内部不稳，率10万军队分三路大举进攻两广，攻陷钦州、廉州、邕州等地，屠杀军民数十万，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三州大屠杀”。尤其是在进攻邕州（今中国广西南宁）时，由于知州苏缄不愿降服而率全家大小36人引火自焚，李常杰便在城内“尽屠五万八千余人，并钦、廉州死亡者几十余万人，常杰等俘虏三州人而还”。邕城光复后，宋神宗追赠苏缄为“奉国节度使”并溢号“忠勇”。邕城人民敬仰他一家崇高品德而在原州署衙门废址建起一座“苏忠勇祠”纪念。
这次安南主动进犯的作战和屠杀，显然不是什么“抵抗北方入侵”。越南史家却一直将主持这些行动的李常杰称为“民族英雄”，1974年西沙海战时南越还有一艘军舰为“李常杰”号。越南民主共和国编写的现代史，虽然也承认是李常杰主动向北进攻，越语论文，却说什么“宋军的侵略阴谋已暴露无遗。边界那边，以邕州城为中心的敌人的许多侵略基地，正像许多把尖刀指向我们民族的躯体。李常杰认为：不能被动地等待宋军的侵略，而是要先发制人主动进攻！”
李常杰组织的这次犯边，引起宋朝震怒，随后便调集数十万军队反攻，大败李朝军并进逼升龙（今河内）附近。不过战事进行了三个月拖到雨季之后，宋军半数患病，且因洪水泛滥而粮道中断，李朝军又不断进行袭扰，战局陷入僵持。此时李常杰也明白以本国的力量难以对抗宋朝，认为应乘机议和，“毋需劳累将士，避免流血牺牲，而又能保全宗庙”。于是，当李朝仁宗表示愿对宋纳款称臣后，宋军就于1077年撤兵。
三次挫败强悍的蒙古军，受明朝统治后又复国自立
1258年1月，忽必烈率蒙古军首次南征，越国皇族逃入海岛，京城升龙（即今天的河内）被占。不过蒙古军进入空空如也的京城驻扎了九天，就因找不到粮食处于困境。加上蒙古军队水土不服，患病和病死者众多，只得迅速撤退，在撤退途中还遇到越国大将陈兴道（此人后来也被越南称为“民族英雄”）伏击，兵员损失不小。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派使臣要越南臣服，陈朝表示愿称臣却不肯接受实际统治。1285年1月元军再伐越南，还想扫荡流亡到当地的南宋遗臣。安南国又实行焦土抗战，清空京都，君臣率军逃入山林。蒙古骑兵在水田无法发挥特长，又陷入游击战困扰，进入雨季的6月后只好撤退。
强悍的蒙古军在越南连连无功而返，元朝统治者也恼羞成怒。1287年，元军从三个方向南征，陆路从广西、云南以步兵和骑兵进攻，还以一支水军从海路沿着白藤江进犯。2月间元军攻占京城升龙，陈朝君臣逃入山林而采取坚壁清野，并分散兵力于山林中袭击元军，使进攻的蒙古军因战斗和疾病死亡过半。可实力弱小的安南连遭进攻也损失不小，在战事拖了一年多之后向元朝称臣纳贡。元军得到面子，也就此撤退，放弃了在安南建省的计划。
明朝建立后，成祖朱棣时兵力最强，曾在越国出现内乱时南征获胜，平定了整个交趾并设立郡县，越南史书将此间称为“亡国”期。不过以黎利为首的反抗军仍退入山林，持续同明军进行游击战。明成祖死后，仁、宣两帝都无法镇压或安抚，明宣宗便同意封黎利为王，将明军撤回。随后越南的后黎朝建立，中原王朝最后一次尝试恢复在交趾的郡县制的努力也就此告终。
1788年清朝曾派兵入越，主要是应黎朝求救，派兵去协助镇压反叛的西山军。清军初战获胜，却在欢庆春节时被西山军偷袭，受挫后退入镇南关。西山军阮氏夺得统治权后，害怕清兵再来报复，又急忙上表称臣并纳贡，清廷也顺势下台阶，承认了阮氏为王。
1802年阮福映登上国王宝座后遣使清朝，请求以“南越”为国名。嘉庆皇帝对此类问题非常敏感，认为南越之名包罗甚广，于是册封该国为“越南”，这一国名也就此沿用至今。
中越历史上和平交往是主线，战争的消极作用也不可忽视
虽然古代的中越之间的和平交往是主线，但确实存在不平等的宗藩关系，不过今天的人们也无法苛求古人要有国家间的平等思想。对华处于弱势的越南在千年间向南方采取扩张之势，对中原王朝在臣服的同时又当成防范重点。不过因其实力远不能与北方相比，一般是在显示自身强硬不好对付之后，又要尽快在表面上臣服以取得实际利益。这种历史基因，后来长期传承到越南的上层人物的观念之中，也严重作用了后来的两国关系。
古代历史上的宗藩关系，也包括“天朝”要帮助藩属的一面。19世纪中叶法国入侵越南时，阮氏王朝向清政府求援，中国还为此从1884年至1885年同法国打了一场中法战争。在战争期间，中国付出了数千万两白银的军费，沿海还受到不小损失，越南国王却率先屈服，当着法使的面焚烧与中国的藩属文书，甘心投靠法国充当傀儡。虽说这是因为法国势力强大，越南上层对华传统中不良的一面也起了一定的影响。后来法国统治越南期间，大力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故意大修“二征庙”，把越南人的仇恨心理转移到北方，这又在当地人心理上留下了不小的作用。
摘自小米军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