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越之间悠久的历史情谊、相通的文化联系和唇齿相依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构成了两国特别深厚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也是中越友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中越关系史上，和平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是发展的主流，这突出地表现为双向的互动性的特点，但两国关系也呈现恩怨纠结，友好与矛盾并存的复杂状况。以史为鉴，发展与越南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一种战略考虑与战略抉择；展望未来，中国与越南的睦邻友好关系必将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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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越关系 睦邻友好 地缘政治 新型国际关系 南海
【中图分类号】K333.0 【文献标识码】A
越南是我国的友好邻邦，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着非比寻常的紧密联系，但在中越关系的历史长河中，时而又伴有并不和谐的波折，呈现出恩怨纠结、友好与矛盾并存的复杂状况。当前，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南海风云再起，越中两国在南海摩擦不断，中越关系又一次面临诸多变数，人们关注着中越关系起伏变动的缘由及今后会怎样发展。笔者试从历史学的角度，就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特点与发展趋势，谈几点基本的认知。
悠久的历史情缘与密切的历史联系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陆地边界长达1650公里，有许多条来往的天然通道，成为两国人民之间联系的交通纽带。越南毗邻中国南疆，面向太平洋，东临南中国海，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口，扼南海航道要冲，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中越是兄弟民族，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和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国古籍很早就将今越南北部地区称为“交趾”，先秦古籍记载有多位先贤人物对于“南抚交趾”或“南至交趾”等传说。例如，《准南子》载：“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①《尚书大传》和《墨子》等也有对于尧治天下，“南抚交趾”的记载。②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在战国、春秋或者更古的上古时代，中原地区便与远在南方的“交趾”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了。中越两国对于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都显示出对龙的崇拜，也折射出上古时期的中越之间的亲缘关系。中国人称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越南人则常说自己是“龙子仙孙”。中国历来以黄帝和炎帝为始祖，中华民族为炎黄子孙，而越南人则认为越族系炎帝神农氏的后代，并把炎帝、黄帝和伏羲氏写入史书，供于神庙。这些传说显然杂有许多神话成分，但透过上述神话故事，却可以看出中越两国人民亲密的历史情缘。
考古发掘资料是比神话传说更为有力的证据，中国南方和越南的史前文化遗迹的发现，进一步地证实了中越两国人民之间悠久而密切的联系。越南旧石器和新石器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许多实物与中国华南发现的文物属于相似的类型，如在越南北部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中期的“和平文化”遗址，其特点是分布于沿江沿海的台地或石灰岩洞穴中，以砾石为原料，打制的器物以砍砸器和刮削器为主，这些磨制器物与中国南方的文化遗址内出土的器物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美国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说，新石器中期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实际上属于同一文化区域。③1924年，在越南中部清化省东山县发现的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青铜器物和少量铁器，一些铜器属于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3世纪）及汉代（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初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东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批造型独特、纹饰繁茂的青铜鼓，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发现的铜鼓十分相似。中国探讨古铜鼓的专家大多认为，迄至目前已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云南中西部地区是原生形态铜鼓集中的地方。尽管中越两国探讨者对古代铜鼓的发源地、年代和“谁作用了谁”等问题有不同的见解，但古代铜鼓是中国南方和越南等东南亚许多地区古代居民都使用过的文化遗物。在这两个地理毗邻、环境相似又各有不同的区域内，人们从新石器时期就有频繁的交往，到青铜时代双方交流更多，彼此之间相互作用是很自然的。中越两国境内出土的铜鼓既有跨越今日国界的相联系发展的相似性，又存在各自的地区性特色。④
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资料表明，自远古以来，越南土地上就有原始人的足迹。在越南谅山、义安、安沛等地发现有猿人的牙齿化石及其劳动工具。越南学者认为，这些猿人与距今50万年的北京猿人相似。而现代越南人则直接起源于广布扬子江以南的百越人的一支，称“雒越人”，他们濒江海而居，分布于红河中下游两岸地区。早在2000多年前，即我国秦汉时期，中国中原地区的人民就开始向越南北方迁徙，双方关系已有确切的文字记载。有信史为据的中越关系史一般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一是郡县时期，越南称“北属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10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约1000多年，当时今越南北部和中北部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和中原内地一样，设置郡县，受中央王朝派驻的官吏治理，与中原地区有紧密的关系。这一时期，越南由原始社会解体进入封建社会阶段，经济、文化发展迅速，海上交通与对外贸易日益繁荣。
二是邦交时期，越南自主国家时期。公元10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下半期，这一时期约900多年，是越南自主的封建国家建立与兴衰的时期，也是中越两国邦交关系建立与发展的时期。中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越南脱离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成为中国南方的一个重要邻邦。越南在政治上仿效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同时与中国朝廷维持“宗藩”交往。建立在“宗藩”关系基础上的中越关系的基本特征是，越南朝廷受中国朝廷册封，并定期纳贡，同时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继续保持密切的交往，双方的关系甚至比过去更为密切。在此期间，中越之间虽发生过边境冲突和战争，但和平友好的经济贸易和宗教文化交流仍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越南在历史上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巨大作用。有学者说：“昔之四裔漫染中国文化最深者莫逾越南。”⑤在文化传承上，越南归属于东亚文化系统，属于“汉文化圈”，⑥与属于“印度文化圈”的其他东南亚国家有区别。
三是殖民时期，又称“法属时期”。公元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近100年，中越两国相继沦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二战时期又同样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法属时期的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殖民政权系统开始在中央和地方（圻、省）三级建立起来。在中央一级，即阮氏王朝的中央朝廷里，法国派遣总驻扎官，作为法国政府的代表，主持越南朝廷的一切对外事务。越南的国名被取消，变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一个部分，与中国“宗藩”关系结束，双方已无邦交，但殖民统治阻隔不了中越两国的传统友谊和文化联系，却使两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形成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友谊和互助的关系。 四是睦邻时期。二次大战的胜利为中越两国建立独立、平等和友好的睦邻关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945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越关系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1950年1月18日，中国首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从此两国建立了友好互助的睦邻邦交。在越南的抗法战争和抗美救国战争中，中越是肩并肩的战友，胡志明主席曾用“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诗句来赞美新时期的两国的友好关系。虽然1976年后两国关系一度出现过波折，但自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日益全面发展。
由此可见，中越两国之间非比寻常的紧密的历史文化联系、和平友好交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有探讨中越关系的学者指出：“在环绕中国的邻邦中，与中国接触最早，关系最深，彼此历史文化实同一体的，首推越南。”⑦中越两国人民在近代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中，又一向互相同情、互相支援，有着深厚的情谊。正如胡志明主席在《致华侨兄弟书》中所言：“我们中越两民族，数千年来，血统相通，文化共同，在历史上素称兄弟之邦；且国土接壤，地区毗连，更属唇齿相依，互为屏障。”⑧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这是中越两国保持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基本支撑点。
和平友好是历史发展的主流，矛盾冲突是短暂的支流
在我国与邻国关系史的长河中，和平的交往、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斗争中的互相支持，无疑是发展的主流。一部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史是以经济文化交流与和平友好交往为重点的历史，中国对外来的宗教文化从来是开放、宽容的，这是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发展的主导方面，中越关系也不例外。但在历史上，中越两国曾有过相互间的摩擦、冲突，甚至发生过战争，且由于认识上的分野，这往往成为中越两国的历史性纠葛，易滋生偏激的民族情绪。因而，研究和评估中越历史上和平交往及战争关系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中外关系的发展轨迹告诉我们，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和平共处的，但国家之间的和平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国与国之间的边境冲击或战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难免的，这是国家实行的对外政策在国际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在探讨中外关系时也不能忽视或回避国家之间的战争，关键是应依据历史事实，进行具体略论。翦伯赞说过，我们“既不要专写战争，不写和平，也不要从历史上删去战争，甚至删去人所共知的战争，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写出一个历史上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和平共处的局面”。⑨上个世纪50～60年代，对于中国与邻国的战争关系的探讨一度成为“禁区”，涉及这方面问题的文章与作品常不能公开，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就没必要掩饰历史上中国王朝的对外战争。
首先，须指出的是，古代国家之间的战争完全是统治阶级发动的，要谴责的是统治阶级进行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人民群众是受压迫的、无权的，是强烈反对侵略战争的，应将发动战争的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侵略战争是统治集团的罪行，不能要求人民来承担历史的责任。这是我们探讨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包括中越在历史上的战争所应具有的态度。
第二，纵观中国对外关系史，包括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历史，中国王朝对外侵略的记录是比较少的，规模也较小。中国王朝所进行的战争并非一概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其中也包括一些反侵略、反掠夺的正义战争。例如众所周知的明代援朝抗倭战争和清初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等。在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关系的主流是和平友好交往。南海是东西方和平自由交往的海上交通航道，也是中越海上合作互助的一个渠道，中国与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从未发生过类似于现今的南海主权争端。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南亚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与战争。例如与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都未兵戎相见。对缅甸只有过两次战争，与印度尼西亚仅有一次，发生在元朝时期。
第三，对越南的陆地边境冲突或战争虽然次数较多，但要作具体略论，不能把“侵略者”的帽子一古脑儿全扣在中国头上。历史上并非只有中国封建帝王侵略越南的战争，而没有越南封建帝王侵略中国的战争。越南正式建国是公元10世纪中叶。在此以前，越南北方属于中国王朝的版图，中国王朝在今越南北半部设立了郡县。在漫长的郡县时期，从公元初年至10世纪中叶，在交趾地方就曾多次发生地方的起义与反抗斗争。重要的事例有，东汉初年发生的越南史上称为“二征起义”的事件。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麋冷县氏族贵族后裔征侧、征贰姊妹举兵起义。起义获九真、日南等地响应，攻略岭外六十五城，侧自立为王。东汉朝廷派遣马援率军于公元44年镇压了起义，二征被俘殉难。⑩二征起义是封建朝廷与地方豪强势力和当地民众矛盾激化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原文化传播进程中与地方越族的氏族贵族体制和传统文化之间的撞击和冲突。关于这一事件，我们应作实事求是的全面评价。二征起义并非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一方面，起义带有交趾地方民众的反抗东汉朝廷统治和剥削的斗争的性质，因而1964年7月赴河内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就曾亲自前往二征姐妹陵庙献花圈，表达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同情和敬重的心情；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马援在进军过程中，在当地建筑城廓，开凿沟渠，灌溉农田，确立封建郡县制，大力推行汉朝政法制度，使当地旧的雒侯雒将制瓦解，政治体制进一步封建化。为安抚当地人士，他“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马援采取的改革方法，对战后交趾的重建和社会的进步起了促进影响。
从10世纪中叶越南建立自主国家后，中国古代王朝确曾与越南发生过冲突或战争，其中有中国王朝侵犯越南的战争。例如，13世纪元蒙军队三次发动对越南陈朝的战争，战争不仅给越南带来很大的苦难，也给广大中国劳动人民造成了痛苦。中国人民用逃亡、怠工以及武装起义等方式表示对这些非正义战争的反抗。元军劳师远征，损兵折将，不得不撤军回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内人民的反抗。越南王朝也曾侵扰中国南部边疆。中国史籍记录有越南王朝多次“寇边”的事件。1075～1076年，即宋神宗熙宁年间，李朝军队入侵，攻陷钦州、廉州（今合浦）和邕州（今南宁），造成广西边境军民重大的伤亡，但遭到宋朝的还击，不得不议和。综观越南古代中越两国间的战争，时间是很短暂的。自从吴权抗击南汉起，经过丁、前黎、李、陈、胡、黎、阮等几个朝代，约1000年，其中发生战争的年代加在一起大约只有20年，而且每次战争后，双方都采用了和解的策略，以求和睦相处。 可见，在两国历史上交战的时间是短暂的一瞬，仅是历史发展中几个小的漩涡，而两国的和平友好的交往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而且，由于地理上山水相连和悠久的历史联系，中越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比起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更为密切。两国人民在近代反帝反殖的斗争中，尤其是共产党诞生后在革命运动中互相支持、援助，使中越关系进入极为亲密的新阶段。探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史上和平的和战争的两个方面，并作一些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将有助于认识我国与越南及亚洲各国关系发展史的主流，且有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经济文化交流是基本途径，双向互动是突出的特点
在中国与周边邻国文化交流关系史上，相互促进和互动构成了重要的内容和突出的特点，探讨中国与东亚国家文化的交流，既要注意中国的先进文化对东亚国家的巨大的作用和促进影响，同时也要注意探讨东亚国家对中国的作用与促进影响，这两个方面均不可偏废。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早就与四邻开始了最初的交往。从秦汉时期起始，中华古典文明逐步走向繁荣昌盛。两汉时期，横贯欧亚大陆的中西交通大动脉――陆上丝绸之路形成。公元2世纪时，从南海沿岸出发经过印度洋、红海通向地中海的海上丝路也直接开通。特别是到唐宋时期，中国已使用罗盘指针，造船和航海技术大有提高，越语论文网站，海上丝路日益繁荣，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出现新的局面。至元末明初，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和平交往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作用最大的事件是15世纪初的“郑和七下西洋”。有人把郑和下西洋说成是武力的“西征”或“南海远征”，这种说法使人以为郑和航行是一种军事行动，历史实际并非如此。“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形成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一大高潮。郑和船队远航把中国的工艺制品及生产技术带到西洋，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上交通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双方商品货物的交换，刺激了中国国内手工业的生产，并使中国移民大批地向南洋各地寻求发展。郑和是中国的和平友好的使者。他的船队每到一个国家，首先进行和平外交访问，会见当地国王与官员，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贸易活动，贯穿于船队活动的中心是：和平友好和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包括与越南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也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多层次的，而且是动态的，不仅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还有多种民间的交往。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过程中，既有互派使节、经贸交易、互赠礼品和书籍、文学艺术交流，又有移民寓居，越语论文网站，留学生和僧侣的互访等。其中，“朝贡贸易”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官方的经贸交易的一种形式，而边境贸易和海上的民间贸易则是双方开展经贸交易的另一种方式。民间交易形式下的经贸来往与宗教、文化的交流持续不断，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重要的影响。
历史上，中越两国人民相互迁徙，在经济开发、文化传播过程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文献资料表明，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中原地区就与今越南地区有交往。公元前214年，秦朝曾向越南北方地区移民，此后有许多中国人相继南迁。中国移民中既有上层官员、文人学者，又有游学僧人和下层群众，他们是在越南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与桥梁。越南在中国的移民对中国的贡献也很大。举例而言，明代中越两国人员交往增多，有不少越南人来到中国，越南胡朝王子胡澄（又名黎澄）来中国献“神枪法”，立有大功，官至工部尚书，“专督造兵仗局铳箭火药”，明代“军中凡祭兵器，并祭澄”，他被奉为“火器之神”。值得提出的是，明初交趾人阮安对北京城的建筑的贡献。阮安，约于明代永乐五年入宫为太监，他善于谋划，尤长于工程建筑，在营建北京的宫殿和皇城时负责总设计，在北京城的九门城楼、五府、六部、诸司公宇的建筑以及杨村驿诸河道治理上均有建树。上述史实说明中越两国移民在文化交流中的相互促进和奉献。
中国与越南的经济文化交往，既有物质文明又有精神文明的交流，突出地表现为双向的互动性的特点。在物质文明交流方面，秦末汉初，中原犁耕技术就开始向交趾（今越南北部）输入，促进了古代越南地区农业的发展。史载，今越南北部地区中早已从中原输入金、铁、田器、马、牛、羊和缯布。在历史上，古代中国的制陶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用转盘制陶的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很早便传入越南。唐初，越南已有发达的植桑养蚕业，史载：交趾有“八蚕之锦”，《越南历史》一书说：“峰州（越南北部河西以北、永富一带）到爱州（中部清化），每年都养八次蚕。”养蚕缫丝在当地已相当普遍。越南的一些优良品种的输入对中国品种的改良也甚有助益。例如，槟榔、荔枝、婆罗密、龙眼等热带花果树种是从越南引进的，而且交趾出产的蔗糖产量、质量皆优。《南方草木状》说：“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榨取其汁，曝数日成饴，入口消释，彼人偈之石密。”三国东吴时，石密即交趾的蔗糖传入中国，改善了中国的甘蔗品种。
在精神文明方面，中国文化全面输入越南的同时，也从越南文化中吸收了有益的因素。越南儒教和道教都源于中国，源于印度的越南佛教也受中国佛教的巨大作用，中越传统文化的核心同为儒释道，从思想体系上考察，中越文化“实为一体”。在越南儒学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古代汉文是其主要载体。公元前3世纪输入越南的古汉语汉字在其社会文化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越南人将汉字称为“儒字”，独立后继续借用汉字为官方正式文字。唐代汉语词大量输入越南，学者探讨发现，越语中有一半以上的词汇来自汉语，被称为“汉越词”。古代越南的朝廷奏折、政府文书和科举试卷都采用汉文汉字，文史、地理和医学等作品均用汉文书写。汉字文学是越南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越南人在汉字的基础上曾经创制过一种民族文字，称为“喃字”，但喃字无法取代汉字在古代越南文坛上的主导地位。
越南同历史上的日本等国一样，把儒学称为“儒教”，作为本民族的一种信仰和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纳入本国思想史的范畴进行探讨。越南的儒释道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越南佛教主要属北传佛教系统。禅宗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它融合了儒、道、老庄和玄学思想，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的特色。6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国禅宗相继传入越南，11～13世纪，越南李朝和陈朝的禅宗佛学大为发展，并创立了自己的门派��竹林禅宗派，从而丰富了禅宗佛学。 越南儒教的基本内容与表现形式无疑是源自中国儒学。中国的历代儒家学派，如先秦的孔孟之道、汉代的“天人感应”以及宋明理学先后传入越南，被接纳并加以传播，特别是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学自陈朝初年（13世纪中叶）传入后，备受越南朝廷推崇。经过宋儒注解的经、传，在古代越南受到崇拜，被视为一切思维、语言和学术与艺术活动的规范，受过“孔门儒学”的正规、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成为“士大夫”。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在越南有深厚的土壤，成为越南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它不仅对社会上层有深刻的作用，而且深入到社会的下层。越南村社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儒教在越南社会的广泛作用。越南学者潘玉说：“越南文化，无论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芝术、信仰，没有哪一点是不带儒教印记的。”但越南儒教并非中国儒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带有其民族化的特征。越南思想家并非完全抄袭、借用，而是有所发挥，并有自己的见解。越南古代思想家将儒家思想运用到本国时，使用了民族化的语言，注入了爱国主义内容，带有浓厚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意向。古代越南王朝常以地区“大国”自居，视弱小邻国为落后的“蛮夷”。
儒家思想保持到近现代，在当代越南社会也留下深深的痕迹。近代越南民族主义领袖大多出身儒生家庭，“忠君爱国”观念是越南文绅抗法运动的指导思想，儒教的“民为贵”、“天下大同”等观念促使抗法维新运动领袖潘佩珠等接受民主主义，并向往社会主义的理想。潘佩珠（1868～1940年）对儒教特别推崇，他向往“大公无私，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由此出发，接受孙中山学说，并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儒家的大同社会混在一起，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源于孔子的大同学说。这显然有误，但从潘佩珠的思想发展轨迹可看出儒教对近代越南思想界的作用。现代越南革命运动的领袖胡志明（1890～1969年）首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他与潘佩珠等近代革命先行者不同的重要方面，在于他由爱国主义出发，主动地、自觉自愿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生革命生涯中，十分注意继承、发扬民族传统，善于利用儒教的优秀遗产。他常借用儒家的观念，加以发挥，赋予革命的新内容。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提出要学习四项革命道德：勤、俭、严、正，胡志明思想已被确立为越南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把马克思主义、东方哲学思想（包涵儒家思想）、西方民主思想与民族主义融合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思想体系。他一贯坚持越中友好，他的道德、措施和风格成为整个越南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对当代越南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以史为鉴，着眼未来，拓展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中越之间悠久的历史情谊、相通的文化联系和唇齿相依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构成了两国特别深厚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也是中越友好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回顾中越关系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共同的命运与饱经磨难的遭遇为中越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历史基础，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凝聚成珍贵财产，需要珍惜、培育，使它永远流传、永放光芒，把中越友好接力棒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是两国的共同历史责任。
新中国诞生后，在以毛泽东、胡志明为首的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的精心培育下，中越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但发展并不平坦，1976年两国关系一度出现过较大的波折和关系不正常的状态。冷战结束后，形势发生巨变，两国领导人以两国友好的大局为重，通过协商，于1991年实现了两国邦交关系正常化。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曾赋诗一首：“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展，千年情谊又重建。”之后，中越两国关系恢复并全面发展起来，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两国陆续签署了陆地边界条约、北部湾划界协定和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改革开放、革新、治党治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交流，两国的经贸合作迈上了新的台阶。中越两国不仅成为全面战略合作的伙伴，还共同确定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看出中越之间既有长时期的平稳、顺畅的发展，也存在起伏不定的阶段；既有有利于发展的正面因素，也存在一些不利于发展的负面因素。作用双方友谊持续稳定发展的缘因，既有两国历史遗留的恩恩怨怨和文化认知方式的异同，又有国家利益的现实矛盾和政策策略方面的分野，还有外来势力的介入和干预。当前，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日本右倾势力抬头，插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继续鼓吹“中国威胁论”，企图阻遏中国的和平崛起。在这种形势下，南海争端升温，摩擦升级，东南亚局势和中越两国关系复杂化，中国与越南及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为推进中越友好关系的全方位的持续稳定发展，笔者有几点想法与建议：
首先，巩固和发展中国与越南及东盟友好合作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的战略考虑与战略抉择。中国与邻邦越南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是朋友、邻居、同志之间的问题，完全可以发挥人的智慧，抓住机遇，创立一种新的合作的机制，通过和平协商方式，将那些不利因素消极的作用慢慢消除，让有利的因素占有优势，推动双方关系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与越南及东盟国家友好合作新型关系的形成，可以成为处理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大国和小国之间关系的一个范例，进而为建立和谐亚洲与和谐世界树立一个样板。
第二，重视中越两国关系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现实问题。尤其是南海争端问题。南海问题无非有三种解决措施：谈判解决、军事收复、国际仲裁。南海问题关系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到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理所当然要坚定立场，反对试图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行为。同时，为稳定周边，中国主动与有关国家坐下来进行协商，谈判、对话外交方式是最理性的方式。我们应不断谋求和增强与周边的互信，在互信基础上建立外交磋商机制，政界学界人士应发挥智慧和谋略，寻找互利双赢的方案，使中国与周边邻国的争端能逐步获得和平解决。
第三，创造以软实力或文化力为主的文化大国形象，将文化因素作为中国与越南及东盟国家发展长期合作的深层次基础。为改善中越关系，弘扬两国深厚的历史情谊，增强文化的相似性、认同感，需分清中越关系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培育有利于双边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记忆”，化解不利于双边友好关系发展的过激的民族情绪，树立客观全面解读两国历史发展的历史观；在继续加强政府之间的往来和高层互访的同时，进一步开展公共外交、民间的经贸、文化科技与人员的交流，以推动中越友好合作关系朝着深层次的方向发展。 总之，中越关系的发展道路并不是笔直而平坦的，但从发展趋势看，当前形势有利于中国―东南亚发展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包括解决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海争端问题。2017年6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举行会谈时指出，中越互为重要邻邦和合作伙伴。两国关系60多年走过的历程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不管遇到任何问题和干扰，中越双方要朝着友好合作的道路坚定不移往前走。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正在为实现中共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需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对越关系，将坚定奉行对越友好的基本方针。中越关系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阶段。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复杂变化，中越双方要共同把握好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从双方根本利益和两党两国前途命运出发，坚定不移巩固和推进中越友好，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妥善处理分歧，不使中越关系这艘大船偏离正确的航道。为落实两国领导人的决策。同年10月13日，李克强总理访越时又与越南总理阮晋勇就深入发展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决定成立海上、陆上、金融三个联合工作组，并于年内启动工作，以推进三大领域的合作；两国总理出席了对于海上、金融、经贸、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的成立，发出了双方愿通过合作解决难题的积极信号，显示出中越的共识和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表明两国正努力创新思维，破解南海这一两国关系中唯一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是中越关系取得的重要突破。
登高望远，展望未来，我们相信，在大力发展双边经济合作的同时，中越的睦邻友好必将更上一层楼。中国与越南和东南亚友好往来与互利合作、发展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必将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注释
刘安：《淮南子》卷九，《主术训》，《四部丛刊》本，引自中国社科院历史探讨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页。
伏胜：《尚书大传》、《墨子》节用篇，均载《四部丛刊》本，引自中国社科院历史探讨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页。
张光直：《中国南部史前文化》，载《中央探讨院历史语言探讨所集刊》，第42卷第一分册，1970年。
梁志明、郑翠英：《论东南亚古代铜鼓文化及其在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东南亚探讨》， 2001年第5期。
冯承钧：《占婆史译序》，马司帛洛：《占婆史》中译本，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参阅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郭廷以：《中越一体的历史关系》，《中越交化论集》一，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第1页。
引自麦浪：《战斗中的新越南》附录，河内：新越南出版社，1948年。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页。
范晔：《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范晔：《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参见宋濂等：《元史》卷二○九，安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校注：《大越史书全书》本纪，卷之三，�京大��洋文化探讨所，1986年。
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内地之贡献》，《中越关系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第79、47～52页。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22～123页。
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7年。
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与文化交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第67页。
由于喃字书写比汉字更为复杂，表音困难，难以推广，后逐步衰微。参阅林明华：《越南语言文化散步》，九龙：开益出版社，2002年，第76～77页。
[越]潘玉：《越南文化本色》，河内：文化通讯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
《胡志明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 87 页。
引自前中国驻越大使李家忠：《亲历中越关系正常化》，《湘潮》，2017年第4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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