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50～1970年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下)[越南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越南语论文 责任编辑:Nguyễn Thị
更新时间:2017-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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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中越反目的几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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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中越走向反目的原因，除历史、民族、领土纠纷等基础问题之外，还有另外几个重要的政治因素。
第一，中国强调必须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19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不断深化。由于中苏两党的分歧，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标准，以谁为领袖的大势，与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相联。到1962年末1963年初，中共领导人开始以反对美帝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为首要途径，展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争夺。通过反帝斗争进一步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把反帝反修两个目标紧密结合到一起，将1950年代确立的建立反美统一战线、集中一切国际政治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一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战略，调整为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战略。伴随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大论战而来的是，中苏两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和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反帝必反修”的口号应运而生，而此外交方针的核心实际是“反帝必先反修”。
自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关系紧张以来，中越两国在对苏认识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中国方面认为，越南劳动党某些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采取不分是非，只讲团结、不讲准则的错误态度（1963年3月《中央对于在对外接触中有关越南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应注意事项的通知》）。例如，1961年，在苏联调整对南斯拉夫政策的作用下，一贯敌视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与苏联的关系急转直下，苏阿斗争日益尖锐。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胡志明开始斡旋苏阿关系。对此，维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中国领导人直接劝阻胡志明说，两国吵架要先分清谁对谁不对，不分清是非去调解，就等于帮助犯错误的人压服别人，让被压迫的人投降。并认为胡志明与赫鲁晓夫有共同的地方，受了赫鲁晓夫的一些作用。进而联系中苏之间的分歧和争执，指出真理在中共一边，这不能调解，只有修正主义者才会来调解。马列主义是团结的核心，放弃马列主义就无团结可言。
在这期间，中国党认定越劳党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持有错误的看法，其已对国际反修斗争起了不好的影响。为此，中共领导人不断向越劳党施加作用和压力，力图扭转其在反修斗争中的骑墙立场。1963年5月，访问河内的刘少奇在越劳党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就反复强调，在当代条件下要与“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不能“袖手旁观”，“走中间道路”。
中国“反帝必反修”的强势姿态，使得夹在中苏之间的越南不得不格外关注中国领导人的脸色。越劳党领导人赴莫斯科会见苏共领导人，或参加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等活动时，事先都要与中共领导人磋商，了解中国党的态度。1965年初，苏联大规模援越以来，越南在中苏交恶之中更是如履薄冰。根据中越对于中国部队于1965年5月进入越南的磋商，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向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正式提出中国方面已做好准备时，越方的副总参谋长起初表示经探讨后再答复，进而又将此事推托至交通部决定。待中方询问交通部时，对方表示正在加紧准备，完毕后再通知中国部队开进；并说为保密起见，不同意中国部队沿公路乘车或徒步开进，也不同意乘坐敞篷车，而要求全部乘客车。对此，中国总参谋长罗瑞卿批示说，对方一定要坚持，只好同意。看来他们又想又怕，既怕帝，又怕修。是年7月，中国外经委和对外贸易部在与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中，建议越方转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提出17个成套设备项目和2.3亿元的物资，越方顾虑重重，迟迟不愿提出，只是反复要求由中方承担。中国方面认为，这反映了越南在越苏关系和反修斗争问题上回避矛盾的态度。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后，在毛泽东与黎笋、林彪与范文同和长征分别进行的三次会谈中，中共领导人都指责越南劳动党支持了修正主义路线。
中共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干涉越劳党的内部事务，这无疑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倾向。中国领导人曾提出，我们坚持“反帝必反修”，这两件事不能分开。对此越南领导人表示，我们之间的判断有所不同，主要是如何评定苏联问题，你们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我们不这么说。其他一切问题都植根于这种评判之中。越南领导人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所依据的应该是国际主义准则，而不是其他，曲折地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
第二，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领导人态度强硬。
与毛泽东因长久以来充当苏共的“小伙伴”而对斯大林怨气十足一样，黎笋等越南领导人对中国的怨气，也是由其在中共领导人面前时常处于忍气吞声的屈辱地位而积累起来的。此情可追溯至1950年代初中国帮助越南进行土地改革时的恩恩怨怨。
1953年末，越南国会颁布土地改革法后，越劳党中一部分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积极主张进行土地改革。胡志明按照斯大林对于在这个问题上按毛泽东等中国同志意见办的指示，要求中国派有经验的人去越南当顾问，帮助他们推行土改。由此，中共中央派出一批干部，同在越中国顾问团中的部分干部一起，组织了土改顾问团，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帮助越南搞土改。从1953年12月21日进行土改试点开始，至1956年7月止，越南的土改共进行了5期。中国土改顾问团在指导越南开展土改运动时，引入中国的土改经验和模式，以阶级斗争为主导方针，左倾思想迅速支配了越南土地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国顾问们以消灭地主、富农，以及镇压敌对力量、反动力量和首恶力量为工作重心，直接向越南党中央、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和土地改革工作团提出和部署对于发动群众和实施土改的各种具体建议，土改进程在划分阶级成分、发动群众打倒地主阶级、将土改与镇压现行破坏者相结合、彻底粉碎反动组织、整顿农村组织等多个方面，呈现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趋势。特别是第四、五期土改，以极为残酷的手段推进，大规模的镇压行为导致死亡事件不断发生。土改出现严重偏差，一些地区怨声载道，越南社会一度呈现混乱、失控的局面。尽管关于越南土改中的错误，越劳党自身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越南党内依然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抱怨中国党的情绪，而关于一开始即反对搞此项运动的越南领导人武元甲、黎德寿等人来说，责怪的心结更是久久不能解开。即便是最初积极响应中共意见，坚持发动土改的越劳党总书记长征，在检讨自身错误时也说，“我们崇拜地听顾问，不帮助中国同志掌握越南情况，少与顾问同志讨论越南情况，以及缺乏共同考虑如何正确地把中国经验应用到越南……”埋怨之情溢于言表。 针对这种局面，1955年夏中共中央摆出了强硬姿态，决定年内从越南召回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顾问。为此，胡志明在北京逗留期间曾请求中国方面，即使留下一部分顾问也好。但是，中方不予同意，并主张总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通过高层交换意见，此前已在中国和越南之间讨论过了。胡志明和范文同无奈之下只好向苏联驻越南大使反映情况，表示全部召回中国顾问将给越南人民造成新的困难。苏联大使也认为，越南在安排国家机关工作、恢复经济，特别是制订计划等方面，还非常需要中国同志的帮助。以此，苏联外交部认为，委托其驻中国大使馆有分寸地向中国朋友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苏联方面关心中国顾问继续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是适宜的。
在中国的压力下，深受土改斗争扩大化作用、不断接待乡亲告状的胡志明，不得不忍辱负重，自我承担土改错误的全部责任。1956年8月至10月，越劳党二届十中全会召开，越劳党中央提出了土改中的错误，着手进行纠偏。胡志明在会上发布“罪责诏”，承认在土改出现偏差问题上他有责任。长征辞去总书记职务，越劳党高级领导人中凡积极主张土改的都退了下来。胡志明并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越南土改出现偏差，要由越南自己来承担责任，不能由中国土改顾问团负责。只是，关于胡志明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行为，毛泽东并不认可，他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曾告诫与会者说，有反必肃，抓起来再说，不能像胡老头一样，罪己诏千万不能下。
从1965年起，中国开始十分关注苏联大规模援越对苏越关系、中越关系的潜在性作用。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当政时，苏联不能把中越分开，因为苏联对越援助不大，而现在苏联加强了对越南的援助，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如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所说：“我们总担心站在我们中间的修正主义者。”为此，中国领导人反复告诫越方，苏联的援助不真诚，他们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国；二是进一步控制越南，改善苏美关系；三是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也可能给越南制造麻烦。苏联就是要在中越关系中投下阴影，分裂越南和中国。
在越南逐步转向依靠苏联、疏远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方面在处理对越关系问题上也采取了某些强硬态度。如1966年4月中越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和邓小平向越方声明。你们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这对我们是个污辱。因此从现在起，在你们提苏联援助的时候，不应提中国的援助。另据邓小平回忆，周恩来和邓小平在1965年与胡志明的一次会谈中，针对越南方面有人提出的来自北方的威胁问题时表示，如果胡主席也认为中国威胁越南，中国就把部署在广东、广西的几万驻军撤走，放到北方去，苏联正在威胁我们。1966年4月，邓小平在与黎笋等人谈及毛泽东对于中国方面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的批评时表示，中国可以立即将在越南的支援部队、在中越边界地区的军队撤走。
在越南抗美战争形势紧迫之时，中国的这种表态，已带有明显的施加压力的性质。对此，越南领导人在极力表白自己并不担心中国控制的同时，离异心理事实上也加强了。越南在历史上曾是中国的附属国，因此存在着由民族自卑转而过分敏感的心理障碍，一直具有摆脱中国控制的倾向。作为邻居大国、大党的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领导人施以强硬态度，无疑进一步将越南推向了苏联一边。
第三，苏联在中越之间挑拨离间。
1960年夏，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生激烈争执，中共表面上参加签署会议公报，却在会议结束后在《人民日报》上社论《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阐释宣扬中共对于国际问题的认识，实际批评该公报，继续与苏共叫板。鉴于越劳党对中苏两党的这次争吵立场模糊、态度暧昧，赫鲁晓夫开始尝试于中越之间打入楔子。他在苏共中央1960年7月召开的全会上提起一桩往事：1954年奠边府战役进行期间，胡志明因越南人民军已无力再战而向中国领导人求助，希望中国出兵代他们继续打下去。周恩来当时即以中国党的名义向赫鲁晓夫表示，我们现在不能、也不会参战。如果胡志明撤退至中国边境，我们将保卫自己的领土，但不会越过边境去为越南人战斗，这是千真万确的。你们要理解我们，我们已在朝鲜遭受了重大损失，而这将意味着一系列新的牺牲。考虑到不能打击越南方面的士气，赫鲁晓夫当时嘱咐周恩来暂时不要让胡志明知道中方的这一态度，苏方也未向越方通报此情。这段小插曲在同样精疲力尽的法军失守奠边府、越军获胜之后，尘封在了中苏两党领导人的记忆中。
事实上，周恩来的上述回应，是其坚持中国援越抗法既定方针的体现。经历了朝鲜战争中的军事碰撞，与美国无意直接卷入印支战争相同，中国也不愿以作战部队军事介入印支战场。为此，中共中央确立了不同于入朝作战的对越援助方式，即秘密向越南提供军事、财经援助，派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而非直接入越作战，“只当顾问，不当指挥员”。中国坚守这一底线，关于日内瓦协议的达成、避免中国同时陷身东北和西南两个战场的局面，越语毕业论文，维护自身的安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关于越南来说，恐怕难于接受中国可以出兵朝鲜却不肯用兵印支的现实，进而心存芥蒂。赫鲁晓夫重新揭此疮疤，无疑是在触动越南人的那根敏感神经。
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开始后，苏联加紧了拉拢越南的步伐。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执政伊始即调整对越方针，转而增强其对越军事援助的力度。这种援越新举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胡志明和范文同等人高度评价说，越南人民军已基本上是苏联的武器装备，越南的现代化正规军得以建立，苏援的巨大数量和效果是不容置疑的。与此同时，面对中国拒绝参加1965年3月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抵制与苏联联合援助越南的局面，苏联一方面指责中国拒绝在援助越南时采取共同行动，千方百计地贬低苏联对越援助的意义，并且尽力妨碍这一援助；另一方面致函胡志明、黎笋等人，建议苏共、越劳党和中共就越南所面临的严重局势举行最高级会议，讨论解决的办法。越方随即同中国方面商量，试图促使中共同意举行三方会谈。在此建议未果后，勃列日涅夫又请黎笋传话，只要毛泽东同意，苏联已准备好在任何时间，以官方或非官方的任何形式与毛举行会谈。因为在苏联看来，苏中关系的改善是加强反帝斗争的有效方法。此时就越劳党领导人而言，联合反对美帝侵略越南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等大事。以此，苏联的建议实际上是将中共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予以响应，其前景将是服从苏共的号召和领导；置之不理，则是把中苏两党分歧搁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之上，越南语毕业论文，不仅使自己的反帝旗手形象大打折扣，也势必激起越南方面的不满情绪。 这一时期，苏联不仅在对越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方面与中国一争高低，努力提高自己在越南的地位，而且还密切关注将越南纳入苏联轨道，使其对外方针政策的倾向由北京转向莫斯科。尤其在中美开始寻求接触之后，苏联方面对越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充分利用所谓“印支事务中苏联路线的一贯性和国际主义准则，与北京政策自私自利特征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挑拨越南认为中国调整外交战略是对越南的“出卖”和“背弃”，激化中越矛盾；并对越南独立自主倾向的增强予以支持和鼓励，使之依靠苏联顶住中国的压力。
如此种种，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增大。越南的报刊杂志开始影射历史的文章，宣传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越南的“侵略”，制造反华舆论。越南政府并对中国入越军队封锁越军内部情况、兵力数字、战况等军事情报，以及向中国政府隐瞒其与美国接触、研讨和谈可能性等外交消息。中国援越人员与越军指挥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例如越港口以维护主权为由，禁止一艘执行贸易协定任务的中国船只进港；要求中国援越高炮部队在名义上受越人民军防空指挥部指挥，并派联络组进驻；减少承认中国援越高炮部队击落美机的战果，以防中国军队“扩大政治作用”；阻止中国支援部队向驻地群众宣传中国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情况，要求中国部队的宣传工作只限于部队内部，对越南人民的宣传工作由越方自行组织；指责中国援越部队医护人员为越南民众免费治病配药等行动是收买民心，喧宾夺主等。
此后，越南方面提出不要求中国派作战部队赴越，表示自己能打，不需要外国援助的举措，已带有了某种戒备中国的成分。到1971年，中国为排斥苏联插手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提出建立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五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越南未予接受；次年，当中国提出派两个师的军队去越南帮助抢修铁路和桥梁时，又遭越方婉拒。这种情况表明，越南其时对中国的戒心愈益加重。
随着苏联对越南事务的插手，中国对越南的最大援助已由物质转为精神，即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理论，而越南对中国援越意义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过去评价是越南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现在则只是“基本因素之一”了。即如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张如磉所回忆的，党早已决定同苏联结盟。向这个方向移动，早在1969年就开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为越南正式做出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之所以没有什么公开的宣言，就是因为还需要中国的援助。
越南在其进行的抗美救国战争中，既需要中国方面最直接、最及时的大量支援，又不愿放弃争取苏联方面的最大援助，结果是夹在中苏之间，常常陷入一种尴尬、被动的境地。由此，中越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强，矛盾冲突给双方都造成了一些伤害。邓小平在1966年时就曾向黎笋指出，我们的关系不仅是蒙上了阴影，而且已经造成了一些伤害。这不只是由于我们对苏联援越的评判问题，还由于你们怀疑中国援越有自己的企图。两国关系渐渐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以后的兵戎相见埋下了伏笔。
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看中越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
剖析中越两国反目问题的实质，应该还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存在不足。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一是主权观念不明确，表现为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或国家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了国家利益的异同性。在各国共产党之间，目标一致，理论统一，相互之间的关系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原则，较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掌握国家政权后，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持续这种传统，亦即在强调意识形态同一性的同时，掩盖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异同性。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二是平等意识不清晰，表现为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准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之间的矛盾，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领导排斥了同盟各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其实是党际关系的延续，而党际关系则具有基本的组织准则，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沿袭下来的传统，那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因此，党际关系的基本状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现代国家关系所遵循的平等权利准则，显然相互矛盾。
在这一构架下，中越关系与中苏关系相同，最初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状态。这种大国与小国关系的不平等模式，还包含有大国替小国制定政策、包揽对小国援助的传统。但是，施舍和感恩性质的互动，结局往往不佳。中国一方面在1950年代初以向越南派遣顾问团的方式代越制定各项政策、培训干部、加强军队建设，乃至于推动越方按中国的模式进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以超越本国能力的规模无私援助越南抗法、抗美斗争，同时包揽其经济建设项目。越南在接受“兄长”关怀的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国的某种依赖性。由此，当越方要求中方于1974年援助其81亿元人民币得不到满足等情况发生时，其对中国的不满情绪，甚或怨恨心理也油然而生。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痼疾深化的结果是，当矛盾冲突发生时，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准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具体言之就是，当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全局利益与小、弱盟友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时，传统的下级服从上级、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准则也即失去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友关系的分崩离析。中苏关系如此，中越关系实际也是这样。中国在指责苏联侵犯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越南服从中国反苏的需要；在批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又要求越南党接受自己的反苏路线，甚至在援越抗美斗争中一度反对越南接受苏联的援助，并对苏联的援越方针始终持排斥态度。从这个角度反思中越关系，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同越南的交往中，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老子党”倾向。越南对中国的离心力逐渐增强，转而另寻苏联做盟友。由于中越两国无法形成一致的认同，当双方关系面临危机时，自然也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两国关系的破裂随之成为必然。
总之，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异同。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只讲主义，不言利益，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待到分歧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便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面临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则领导与被领导的准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影响，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终结了。
这应该说是中越关系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完）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探讨中心教授，《国际冷战史探讨》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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