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为这是种族歧视。一个对亚洲毫无认识的瑞士人，当他所遇见的一百个亚洲人都是泰国人时，他猜测那第一百零一个也是个“泰国人”，只是很简单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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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来欧洲之前，就听说了欧洲人如何看重服装仪容的整洁规矩；颜色要求协调，布料讲究品质。对美国人的随便、邋遢，欧洲人是嗤之以鼻的。
我早就打定了主意：以前怎么穿，现在还是怎么穿，运动鞋又轻又软又舒服，可以使我健步如飞。牛仔裤又粗又耐脏，可以使我坐立自如。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牛仔裤上有点番茄汁、水彩、墨水、泥土，还有孩子的鼻涕。
孩子蹲在沙堆里玩，我就坐在草地上看书。一旁的瑞士人问我：
“您是泰国人吗？”
我看他一眼，那么天真和善的蓝眼睛！可是我知道他为什么猜我是泰国人。翻开报纸的小广告，到处都是亚洲女郎的小照片：“美丽温柔泰国女子，与你做伴，永不变心……”每星期都有满座的747班机，载着欧洲的男人直达曼谷，成千上万的亚洲女人等着送上自己的肉体，换取金钱。许多女人随着寻欢的机会来到了德国与瑞士。
“您是泰国人吗？”不管走到哪儿，碰到的都是这句话，和蔼的态度、礼貌的声调，所掩藏的是他对我的评价：或许又是一个卖春的亚洲女人，不过身边跟着一个孩子，大概从良了。
“不是，我是中国台湾人。”
“哦，”他思索一下，寻找对台湾女人的印象，“那您是个护士吗？”
我的地位升了几级。上世纪70年代，有许多中国台湾与韩国的护士来德、瑞工作，继而定居。
“不，我在大学里教书。”
“哦！”他怀疑地应了一声，低头看看我糊着番茄汁、水彩、墨水、鼻涕，带一点香蕉味的牛仔裤。
我站起来，走到沙堆去和孩子玩。
不，我没有必要对这个长着蓝眼睛的人解释：我不是一个从良的妓女，泰语论文题目，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我是所谓的“”“教授”“作家”，一般人以为很了不起的头衔。
我也没办法开导他：喂，木头，亚洲也有不卖春的年轻女子。开导了他一个，还有千百个其他蓝眼睛、天真和善的人要问一样的问题。我哪有那个工夫。
Two
许多人会说，这是欧洲人的种族歧视，我应该生气的。
我不认为这是种族歧视。一个对亚洲毫无认识的瑞士人，当他所遇见的一百个亚洲人都是泰国人时，他猜测那第一百零一个也是个“泰国人”，只是很简单的推论。当他所遇见、听见的一百个亚洲妇女中，有六十个是妓女，那么他猜测第一百零一个也是妓女，不见得表示他有歧视，只是“以此类推”罢了。
“以此类推”的假设，不只限于自觉优越的欧洲人，中国人也一样。关于台湾人而言，任何西方人都是“美国人”――欧洲人可不愿意被看做美国人，加拿大人更不情愿。在中国商家的眼中，西方人也是有钱人，价钱要推高一点。兼家教赚取生活费的穷学生就苦不堪言。
中国人也常说西方人缺乏贞节观念，见一个爱一个，始乱终弃。所以中国的父母不愿意子女与外国人结婚，尽管对方也许是个比许多中国人还要保守的犹太人或是天主教徒。中国人也常鄙视西方人没有家庭伦常，却不知道家庭对一个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一个口快的中国人很可能问一个陌生的西方人：“你是美国人？很有钱？离过很多次婚？父母在养老院？看来你还得付房租？”而事实上，他可能是瑞士深山里养牛的农夫，过着勤俭的生活，与父母妻子同住一个屋顶下，认为离婚、堕胎都是违逆人伦的大罪。
把我当做泰国来的妓女或中国台湾来的护士，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以偏赅全。以偏赅全是人的通性。现在到香港及台湾帮佣的菲律宾妇女相当多，一位菲律宾女教授走在街上都有人问：“你是不是在找工作？我们需要一个佣人……”
Three
“好可爱！”一位老妇人停下脚来，微笑地看着孩子用胖胖的小手堆沙。孩子转过脸来，给她一个微笑，露出稀稀疏疏的细小牙齿。
“来，给你买玩具。”她打开皮包，掏出五法郎的大铜板，放在小手里。
我赶忙笑说：“不要不要，会把孩子宠坏了。”
老妇人的样子非常典型：染成金黄色的头发，枯燥得像烧过的草原，泰语论文题目，虽然梳得整齐。浮肿苍白的脸表示她有病，粗糙的大手表示她工作吃力。她很可能是一个死了丈夫、没有儿女的孤单老妇，依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我是否也在以偏赅全呢？），五块法郎并不是太小的数目。
可是她很坚持。让孩子收下之后，她很满足地蹒跚离去。
接二连三地有陌生的瑞士人把钱给我“好可爱”的小孩，我突然醒悟了过来：这一回，我不是泰国的妓女，不是台湾的护士，恐怕是越南的难民了。
1980年以来，斯里兰卡的难民开始拥入，使瑞士人兴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排外、憎外的情绪渐渐传播开来。政府开始立法阻挡难民的渗入，主张“人道精神第一”的声音渐渐变小。但是显然这是个令瑞士人非常为难的道德问题，瑞士的传播媒体上每天都有对于难民的报道与讨论。
老妇人显然是动了慈悲心肠，给我们这对“难民”母子几块钱，买点难得的玩具给孩子玩。
对她以后的老妇人，我该怎么做呢？拒绝她的赠与，对她说：“老太太，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们不是难民。您以偏赅全了。”这样说，我大概表现了我的尊严，但是，我是不是伤害了一个人性中很高贵的品质――同情心？尤其在排外情绪逐渐滋长的国度里，而瑞士又真有那么多难民，他们不正需要老妇人那样的同情者来支持他们吗？会不会因为我的拒绝，这些难民失去了一个支持者？
我还可以以另外一个理由拒绝她，对她说：“你之所以给孩子钱，表现你的同情心，只不过使你觉得站在给予的地位，自己因此高人一等。同情心只不过是优越感的掩饰罢了，你用五块钱来买优越感的满足！”
这样说，也许显出我对人性的透视，但是破坏更大；如果关于一个最简单的同情的动作，都赋以最卑鄙、最低下的动机，人类的道德架构就整个垮了。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轻轻松松地让“可爱”的孩子接下钱，轻轻松松地对老妇人说：“别让他下次碰到你，他会要十块钱呢？”这么说，老妇人快快乐乐地走了。她下回碰到真正的难民，还会笑眯眯地又掏出几块钱来给小宝宝；全民投票的时候，她或许会投帮助难民的票。四千多个斯里兰卡的难民之所以尚未被瑞士政府强押出境，就是因为许多妇女的反对。
可是，收了她的钱，岂不加深了她对亚洲人“以偏赅全”的刻板印象？她岂不更加认定了亚洲人都是需要同情、需要帮助的“弱者”？我如何给她“机会教育”，改变她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呢？
一个聪明的办法是换掉我邋遢的牛仔裤，穿昂贵优雅的衣裙，举止庄重，表情严肃，使任何人一望就有敬畏的感觉，就不会有人问“泰国来的？”或者施舍钱了。
但是我有个一岁半的小伙伴，他的番茄汁、水彩、墨水、香蕉皮、泥，以及一手的鼻涕，都需要有个地方去。我不能不穿这条牛仔裤，也不能不盘腿坐在沙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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