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7日的曼谷爆炸案将人们的视线又一次拉回到这个国家不平静的政治上。他信派与反他信派最新一轮的较量以军队的再次出场而终结，自2017年5月的政变以来，军队逐渐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控制，而且丝毫没有表现出在第一时间还政于民的意向。与2017年的泰国政变相比，军队对管理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体似乎有了更多的信心。他们揽权不放，也意味要投下更大的赌注：除了应付迫在眉睫的王位继承危机，还要制定一部新宪法，一劳永逸地终结他信派的选举优势。迄今为止，他信派并未发起大规模的动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忍耐克制只是蓄势待发。这场经典的阶级冲突不会因为上层建筑的宪法修改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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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政治集团数轮搏斗的历史已为人们所熟知。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反他信派尝试了各种手段来遏制他信体制――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缩小选举机制在立法和行政机构中的影响，削弱总理权力，强化一系列非选举机构的权力;司法政治化，以法院判决取消他信派政党，在五年内禁止数百名他信阵营政治家参与政治;发动军事政变。自2017年以来，已经有四届他信派政府为非选举方式的军事政变和司法政变所推翻。
反对派明白，在现有的选举体制下，占人口少数的他们无法掌握国家政权，因此该集团丧失了对选举民主的信心。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更高地举起民主的旗帜，但加以重新定义，强调道德和权威的重要性，主张“好人治理”。关于王室、军队等传统精英势力而言，这一立场是顺理成章的，但关于主要分布在曼谷及其周边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这就显得有些奇怪了。在标准的政治学教程中，习惯于政治依附状态的中产阶级经常站在王室、官僚等传统精英势力的对立面，而在泰国，他们却集结在代表传统精英的王室、军队一边，反对前大资本家他信领导的新体制。
根据泰国学者Pasuk Pongpaichit的略论，他信体制代表着商业资本在泰国的胜利。在通常情况下，大资本并不需要直接出面掌握政权，只要国家有能力为资本积累创造有利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或者至少不去侵害大资本，双方就能相安无事。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却改变了这一状况，危机重创了泰国经济和社会，以他信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意识到，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新条件下，过时的泰国国家结构必须重组，以保障商业资本的利益。利用普遍的社会危机，他信发起了一场政治革命。为取得选举胜利，他信选择与东北部农民结成同盟。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史上，这些农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长期以来，泰国农民尽管人数众多，但在政治上始终处于弱势。在每次选举时，他们也投票，但却是在当地政客和头面人物所编织的庇护体系下投票。那些民选议员根本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从来不对政治抱有任何期望。
他信改变了这一状况，他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个认真关注农村和农业问题的政治家，并从中收获巨大的政治动能，颠覆了传统精英主导的政治格局。一方面，他巧妙地利用泰国的“旧式政治”，利用选举政治中的各种庇护―代理人网络，收编、整合众多小型政治派系;另一方面，他瞄准为数众多的农村人口，广泛建立能够扎根基层的政党和社区组织，通过选举动员，一举将这些政治消极的农村人口变成能动的“政治人口”。在农民这一边，占据人口多数但在政治上沉默多年的他们发现，泰语毕业论文，一个强势的政党与他们在政治利益上是互补的。他信的政党需要农村选民的支持，从而保持政治优势地位，直至实现“一党执政”的目标;而农民则可以通过泰爱泰党遍布全国的基层党支部反映自己的诉求，分享中央财政的“草根政策”拨款――虽然有限，但毕竟是良好的开端。这意味着一种新型国家-农民关系的出现。此时，国家对待农民，不再是剥夺和榨取――通过地租、农业税费、贸易剪刀差等各种手段，强制向城市和工业转移农业剩余，而是转向了反哺和支持。相应的，农民也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看待政治，并期望能在更大程度上左右这一有利于乡村的政治转向。
美国学者Andrew Walker在其作品Thailand’s Political Peasants中，描述了他信体制与泰国东北部农村中占主导地位的“中等收入农民”之间的选举联盟。在这片已经开始被资本主义所侵蚀，但又未被彻底改造的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上，他信建立起自己了的政治基础。他敏锐地意识到占泰国总人口70%的农民关于发展的渴望。这些收入日益多元化的中农虽然不再贫穷，但仍然没有摆脱半自足的经济状态。他信所做的，就是通过系统的国家支持与扶助，推动农村发展，换言之，他将农村整合进了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一点上，不同于拉美常见的民粹主义福利，他信针对农村的扶植项目是要解决农村小型信贷和资本的稀缺问题，培育中农的小公司家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资本主义需要资本。我们需要将资本注入农村地区”。
而在曼谷的中产阶级看来，他信那些倾向乡村的政策是一种侵犯，是贿赂那些泥腿子、文盲和大老粗们的再分配。他们看到的政策本质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通过民主的方式“侵占”了占人口少数的城市市民的财产。除了经济上的损失，他们也不能容忍他信体制下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因为这违反了他们最小化国家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越语论文范文，于是他们加入传统精英所领导的反他信阵营，甘于充任传统精英的小跟班。中产阶级虽然弱小，但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即他们掌握着首都曼谷的媒体。
他信体制是1997年金融危机的产物，他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个直接执政的大资产阶级。执政之后，他信派所开创的新体制触犯了传统精英的利益，他们主要在幕后运作，必要时才冲到前台。尤其是作为传统利益格局的精神支柱的王室，其地位更是危险而微妙：既要维持受到他信严重冲击的旧有体制，又不能太过偏倚，必须表现出某种超然性。这对王室的政治智慧提出了巨大考验，在这个反对派阵营中，曼谷的中产阶级是一股略显奇异的力量，但置身于泰国独特的历史语境中，他们的选择也属合理。毕竟直到1973年，这个国家才迎来了他们的“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刻，但属于另外一个阶级的“1917年”又过早地在三年后降临。历史留给中产阶级的政治空间很小。出于一个阶层的政治直觉，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在反他信运动中退让，否则就意味着他信所开创的新政治模式的稳固。
回到短时段的时政略论，当前泰国的困局在于，他信新近动员起来的政治势力在现行体制下不可能被打垮，一经选举就会卷土重来。而城市民众接受不了“民粹主义”和“腐败”，在通常的议会选举手段无效之后，他们开始尝试街头政治、“司法政变”，乃至军人干预，来颠覆他信派政权，由此形成一个政治动荡的循环。关于反他信派而言，似乎只剩下一个永久的解决办法，就是推翻他信派政府后，成立一个不经选举的政府，或者把宪法和选举法大加修改，把农村势力的代表压缩到少数。在这种方案下，原有的精英阶层固然会失掉他们所心爱的议会选举体制，乃至相当程度的政治自由，但却在经济上保护了自己，免遭来自他信阵营的侵蚀。
葛兰西曾经说过，当腐朽的力量拒绝退出舞台，新生势力难产时，就轮到鬼魅登场。葛兰西目睹的是极右翼法西斯的上台。今天的泰国将会上演的，除了军人干预还会有什么，人们不得而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