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2日至19日,“东亚政治发展探讨”课题组一行三人,应邀访问泰国。访问泰国期间,正值泰国政局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街头抗争不断,红、黄两军正在酝酿新一轮角力。与台湾相似,泰国也进入了高度政治化的时期,政界、商界、文化教育界人士高度关注政治形势,意见分歧,争拗甚多。这也正好为我们观察和略论泰国政治及发展趋势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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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已进入调研中期,在前三次调研的基础上,在关注和求证一些政治发展普遍性、规律性问题的同时,进一步聚焦于泰国自身特色问题,重点有二:其一,泰国在君主立宪制的宪政体制下的权力结构状态;其二,工业化进程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冲击东南亚地区及泰国经济的条件下,泰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利益结构关于政治权力结构的作用。
泰国的政治与经济分离现象
根据政治学的一般知识,国家的权力来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以及拥有大量资源的社会集团;政治活动以及产生的以法学政策等形式表现的社会结果,归根结底,反映的是统治阶级和重要社会集团的意志与诉求。列宁所说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映的即这样一种政治原理。但在泰国的政治实践中,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与经济的相关性并无明显的表现。事实是,泰国的政治与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应当说,这是泰国政治的一个特色。
泰国政治经济分离的外在表现是:政党政治不发展。尽管泰国上世纪30年代后就开始实行君主立宪的宪政体制,建立了议会制、普选制和多党制等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但长期以来,泰国的政党政治并未真正发展,政党及政党体制很不稳定,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极其有限。在另一方面,国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国王、军队和一部分依附于国王和军队的政客手里,这种权力结构长期稳定地存在运行,有人将泰国政治权力的形成和运作称为“政治家的政治”。
泰国“政治家的政治”现象的实质是,泰国在经济上占主体地位的资本集团、公司家阶层疏离于政治权力,政治地位低下,政治影响薄弱。因此,在泰国没有出现在当代政治中普遍存在的那种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泰国政治体系中,国家权力结构与社会利益结构没有形成清晰可辨的对应关系,国家的政治行为背后的经济利益动机和作用不明显,政治权力的运行似乎很超脱;泰国的经济精英没有明确有力的参政行为,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关系疏淡。经济精英主要是通过依附于军人、政客集团,表达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形象地讲,泰国政治是一种剧院模式,即观众花钱买票看戏。泰国的“观众”们――泰国的资本集团、公司家群体以及其他社会阶级、阶层,“花钱买票”――出资、纳税,但他们对“剧情”――国家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当然有观看和喝彩的权利,他们是相当被动的角色。
政治与经济分离现象在泰国是一种传统。泰国曼谷王朝六世王时期,由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统治集团为了限制在经济上越来越成功的华人参与政治活动,就提出了政治经济分离的准则,由此,开辟了泰国政治经济分离的传统。
今天观察和探索泰国政治经济分离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的原因与历史有关。泰国没有经历过殖民主义,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社会革命。由此,泰国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精英阶层得以保留。这种传统对泰国政治发展产生着深远作用,权力精英对政权的控制没有因为宪政体制的建立而改变,也没有因为社会结构包括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消失,权力精英一直保持着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宪政体制和新的社会利益结构。
另一方面的原因与泰国社会结构――主要是泰国经济精英阶层的成分有关。华人是泰国的少数民族,约占泰国人口的10%,但泰国社会资本的90%掌握在华族、华裔资本家、公司家手中。华族、华裔资本家、公司家是泰国社会经济精英的主体。正是由于这个重要的结构比例,占人口很少数的华人由于本民族的“客卿”身份,在泰国社会当中,特别是泰国政治生活中,需要保持谨慎与低调。一般来说,华族、华裔资本家都是奉行赚钱发财不问政治的处世哲学在泰国谋求生存发展的。
“公司家的政治”
冲击“政治家的政治”
政治经济分离是泰国社会及泰国政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随着泰国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日益促使泰国经济、社会更加开放的条件下,传统的政治经济分离现象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与挑战。
2001年,泰国电信业巨子他信领导“泰爱泰党”在大选中获胜,他信出任总理。他信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对外推动泰国经济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开放泰国市场;对内打破传统产业和资本集团的市场垄断,改革公务员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扁平化”。他信的改革直接触犯了传统产业集团的利益,同时也引起了与传统产业集团关系密切的政治精英――政治家集团的不满。随着矛盾与冲突的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军队的干预。2017年,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他信政府。
他信的执政及其改革,反映了泰国新兴资本集团不再满足于政治经济分离条件下的“剧院模式”,希望通过政治参与,甚至直接掌握国家政权,实行改革,为其发展开辟道路。他信的执政在泰国政治发展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人将其概括为:“政治家政治”向“公司家政治”转变的开始。的确,他信的执政和他发动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泰国资产阶级政治低调的传统,他信是掌握泰国经济命脉的资本集团的代表人物,直接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第一人。“公司家政治”冲击“政治家政治”,是对泰国政治经济分离传统的巨大冲击,深刻作用了泰国传统的经济格局和政治秩序,因而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作用,甚至导致了社会两大阵营的分化与对立,最终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动乱。
虽然,他信暂时被赶下台了。但泰国的经济精英,特别是其中的新兴资本集团要求政治参与,要求掌控国家政治权力的行动趋势并没有改变和消失。他信的上台与下台只是这一趋势的开始。有趣的是,他信本人正是一位华裔富商。今后的泰国究竟是“公司家政治”最终取代“政治家政治”,还是继续保持“政治家政治”的传统,是需要继续观察的一个重要问题。
腐败、反腐败的政治化现象
腐败问题本不是东亚政治发展探讨关注的重点问题。但从台湾和韩国的调研开始,这一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访谈和座谈当中,也日益引起课题组的关注,特别是在韩国形成“行政性腐败”与“政治性腐败”的概念后,课题组开始系统地关注这一问题。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是腐败的高发区,则更加有利于关于相关问题的深入观察和探讨。特别是随着对东亚地区政治发展探讨的进行,课题组进行比较探讨的能力日益提高,包括腐败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可以从比较探讨的措施中受益,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深化认识。应当说,在泰国的调研中,课题组在以往积累的基础上,获得了关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腐败现象的比较系统的认识。
泰国就其腐败的程度而言,恐怕不及印度尼西亚,但泰国由于权力结构多元化的程度不如印尼,权力精英集团内部关系相对紧密复杂,加之特殊的政治经济分离现象,泰国的政治性腐败现象显得更加突出,可称为泰式腐败。泰国的腐败政治化问题成为泰国政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所谓的“腐败政治化”问题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斗争,把反腐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击政治对手;二是政治交易,利用腐败案件讨价还价,进行政治交易;三是政治保护,政治势力操弄政治议题,干预司法,偏袒本方。
第一,政治斗争,以反腐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伴随着工业化与经济发展,腐败在泰国日渐盛行起来。在泰国政策分歧和政治争议往往不以通常的政争方式进行,而大多以腐败为借口打击政治对手。泰国政坛充斥着相互揭短,相互控告。事实上,从60年代他侬在沙立过世后追查其腐败问题以清洗沙立派系政治势力,到1991年军方以差猜・春哈旺政府贪污舞弊为由发动政变以重掌政权,再到2017年军方以政策性腐败为由发动政变推翻他信政府,都充分体现了反腐败这一旗号的有效性,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政治斗争的风险与成本,无论斗争成败,都不会给自己留下过于恶劣的社会作用。
第二,政治交易,利用查处腐败进行政治交易。在泰国,政治性腐败十分普遍,但腐败案件很难得到认真查处,重要原因就是都以反腐败作为政治手段的各个政治派别,同样要利用查处腐败要挟对手,以获得对手的让步,分得好处。一个腐败案件的查处过程,实际上是政治派别互有攻守,最终达成妥协的过程。因此,泰国许多重大腐败案件的查处表面上看总是不了了之,而实际上是攻守双方达成了妥协,做了政治交易与利益再分配,以此了结。
第三,政治保护,干预司法。反腐败政治化是把反腐败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同样,也可以利用政治议题阻止腐败案件的查处。泰国政治性腐败盛行,政治性腐败均有政治势力或政党的背景。因此,只要腐败案件涉及某些政治人物,其所属政治势力或政党必然操弄政治议题,以政治迫害为名阻止司法,甚至不惜挑起社会对立和街头冲突。比如,奈温集团的领袖人物奈温・倨促,曾因在他信执政期间参与舞弊而受到反他信阵营的司法追诉。2017年人民力量党倒台后,奈温加入泰国自豪党,离开他信,转而参与民主党的执政联盟。2017年法院开庭期间,奈温一方面以退出执政联盟为要挟,向民主党及司法官僚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组织蓝衫军,聚集在法院门外,随时准备以街头暴力形式维护奈温利益。最终,奈温在所有涉及舞弊的起诉中,都安然过关,而与其同时受到起诉的他信盟友,则都被判有罪,结果引起社会特别是红衫军的强烈不满。
在东南亚,腐败政治化是多元宪政体系中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而在泰国则表现得十分典型、十分突出。
前泰共人员的分化问题
泰国共产党是上世纪中后期在泰国有作用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上世纪80年代初,泰共瓦解,原来在农村和山区从事武装割据的泰共人员回归社会。20多年来,前泰共人员,特别是原泰共的骨干在泰国社会以及泰国政治生活中依然活跃,其作用依然不能忽视。与当年相比,前泰共人员当中关于泰国社会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产生了很大分歧,由此也导致了前泰共人员在政治立场上的严重分化。现在,前泰共人员大致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派支持国王和军队,反对他信,在“黄衫军”中就有不少前泰共人员。另一派支持他信。据一位前泰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讲,他信政府中有四分之一的部长是前泰共人员。他信的一位重要政治助手,前副总理、泰爱泰党的代主席就是前泰共的骨干。前泰共总书记也曾公开声明支持他信。
前泰共人员分化的背景是当前泰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一分化反映和透视出泰国当前深刻的社会矛盾。前泰共的分化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关于泰国问题的了解。
当年泰共有“老泰共”与“新泰共”之说。1976年,因军队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一大批城市知识分子和大中学生参加了泰共,拿起武器反抗泰国军队和政府。这些人一般被称为“新泰共”。在今天的分化中似乎可以看到当年新老泰共的影子。据说,前泰共人员分成的两派,支持军队的“军队派”(国家派)中“老泰共”居多,而支持他信的人员中“新泰共”居多。
“军队派”实际上是转变到了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当前国王和军队是泰国社会发展中的平衡、裁决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国王和军队代表了泰国的整体利益。一位当年的老游击队员竟然说,他可以接受“军队即人民”的说法。在理论上,他们认为,泰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泰国与西方以及国际资本的矛盾。以他信为代表的国际化的新兴资本集团是剥削泰国、扼杀泰国的主要威胁。他信与泰国人民有矛盾,同时也与军队、国王以及泰国传统的民族资本有矛盾,因此,要支持军队和国王。他们对国王的看法也有很大改变。很多前泰共人员认为,国王是带有浓重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袖,他的思想中至少具有农业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的思想,是泰国团结统一进步的象征。总之,他们认为,要从今天泰国的实际出发,不能再把国王视为封建势力的象征,而应当支持国王和军队,支持泰国现体制,以维护泰国的民族利益。
支持他信的一派并不否认他信是泰国新兴产业和资本集团的代表,是泰国新资本主义的化身,甚至也认为他信本人是相当腐败的。但他们认为,他信的产业代表着泰国先进的生产力,代表着泰国的未来和前进的方向。在理论上,他们认为,泰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避免为历史潮流所淘汰。国王和军队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传统产业资本集团是泰国发展的阻力,因此要与他信结成统一战线,破除泰国发展进步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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