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的“四面佛”坐落在一片现代化的商业楼宇中，却是佛乐袅袅、香烟缭绕的佛教圣地，在这里，你能够真真切切地领略泰国人对佛教的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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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里，我曾见过另一番景象。去年3月，“四面佛”附近曼谷最繁华的商业区变成了一片红色海洋。身穿红色T恤的“红衫军”示威者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呐喊声压过了佛乐声，宁静平和被愤怒取代。笃信佛教的泰国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激进？
泰国社会矛盾的特色
这两年在泰国看到的“红衫军”与“黄衫军”接连不断的示威，实际上是泰国社会阶层严重对立的表现。
从两军的构成看，“红衫军”主要由农民、穷人和低收入者组成，是前总理他信执政期间的受惠者。“黄衫军”主要由亲皇室人士、商人和中产阶层组成，是他信执政期间的利益受损者。尽管这样的游行示威不如一年前那样频繁，但不同阶层间的争斗并没有因为英拉上台而缓解，而是仍在延续。
美国学者福山在略论去年中东出现的动乱时认为，抗议运动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最穷苦的阶层，而是来自受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觉醒的政治意识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
泰国也是这样。这两年这两个阶层都在闹事，“黄衫军”的队伍中据说还有腰缠万贯的富商。泰国中产上街游行是因为自身利益受到了冲击，他们已经获得的“蛋糕”有一部分要被切分给更贫穷的人。
一些专家把泰国的问题归结于民主体制的不健全、不成熟,这显然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在泰国这样具有典型东方文化的国家，有没有可能形成像西方那样“成熟健全”的民主体制？
像很多新兴国家一样，泰国移植来了民主制的“大树”。跟很多新兴国家一样，泰国的民主制也出现了水土不服。
至少从三个层面看，泰国面临的社会矛盾是非常复杂的，处于左右为难的纠结、尴尬状态，再大腕的专家也未必能够提供很快见效的一揽子解决思路。
难解的三重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权力平衡方面。泰国在经历过几百年的封建君王统治之后，到1932年才实行君主立宪，从制度上引进西方民主。此后几十年，绝大部分时间却由军人当政。按泰国学者的说法，泰国真正实行民主制度，不过是从1992年到现在短短20年时间。
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一样，泰国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王室、贵族、军队，已经获益较多的中产，还有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之间的权利平衡。
从理论上讲，像泰国这样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只要能够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分配体制，就可以解决稳定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做起来却要难得多。因为这样的分配体制并不是早就建成并在运行中完善，而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开始重建的，因此存在一个让既得利益阶层让利的问题。
尽管泰国近年的经济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国家的财富积累不断增加，但这很可能会加大财富分配的不平衡，造成一部分人获益更多，而这部分人往往又掌握着国家权力，或者与掌握权力的阶层紧密关连，因此更有力量制约对分配体制的改革。改革实质上变成了如何让部分人让权、让利的“割肉”问题。
第二个矛盾是经济转型方面。像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一样，泰国摆脱贫困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主要是依靠出口和廉价劳动力来实现的。这一模式可以让泰国走出贫困，却不能让泰国走向发达。
这种增长模式也是造成泰国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泰国现在一方面缺少熟练劳动力，难以提升竞争力，向全球产业链的上游转移，因此也难以提升工人的收入，泰语论文题目，从而转向靠内需驱动；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工资又太低，且多为临时性工作，收入少且不稳定，没有福利保障。劳动力从低端向中端、高端的转移缺乏健全、良好的通道。
对泰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第一次分配”可能比“第二次分配”更重要，如果第一次分配不合理，第二次分配就很难纠正过来。而第一次分配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就业问题。
泰国经济要稳定发展，必须保持一定水平的就业率，让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制造业中去。低廉劳动力投入到现有水平的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越多，就越可能导致更大的收入不平衡，加重现有分配体制下不同阶层的矛盾。经济转型问题于是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第三个矛盾是变革所需的环境方面。泰国所需要的变革，必须在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既要促进现代分配制度的确立，吸纳经济转型的负面冲击，又要避免造成剧烈的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动荡，因此需要一个更为强势的政府。
政府弱势，往往会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左右，其权威性与执政力会进一步削弱。在党派和社会阶层的严重分裂中，弱势政府无法为低收入阶层与中产阶层之间铺就一条上升之路。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建成一个能够维系社会稳定的分配体制，取决于各阶层力量的不断博弈，特别是社会底层力量的不断增强，但这需要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
让利是不同阶层争斗的结果。历史上，各国往往由于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引发动乱甚至暴乱，才会迫使矛盾各方坐下来谈判、达成妥协、形成新的“游戏规则”，泰语专业论文，使分配更多地照顾到弱势群体，使“民主体制”更民主、更平衡。美国、英国等老牌发达国家，都走过这样的路，都经历了大规模工人运动频发、社会动荡不断的阶段。预知这些矛盾及其危险的程度并不难，难的是在矛盾激化前就通过让利的改革实现平稳过渡。
从这个角度看，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民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确算得上是一种新尝试。如果它们能够从上述三个矛盾中走出来，或者将其弱化，基本实现稳定发展，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可称得上是伟大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