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论日据时期台湾女性作家的日语通俗小说创作
日据时期台湾女作家以日语创作者不多，在当时的台湾文坛是被边缘化的群体。但这些有限的女性创作，却有着不同于同时期男作家的鲜明创作个性，尤其是叶陶、杨千鹤、张碧华、黄宝桃、辜颜碧霞等人的日语通俗小说著作，更是发出了不亚于男性作家的颠覆霸权社会的勇敢呼号。
一、叶陶
叶陶（1904-1970），生于高雄，台湾著名作家杨逵的妻子。幼时曾入书房学汉文，后进入公学校接受日式教学。叶陶了解下层平民生活，论文联盟曾加入台湾农运团体“台湾农民组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女性命运有深入的认识。其代表作小说《爱的结晶》于1936年发表于《台湾新文学月报》。叶陶在篇幅不长的著作里，“蕴含着浓稠的时代感、深沉的问题意识与锐利的批判精神” 。《爱的结晶》颇具自叙传的性质，文中的素英的遭遇与现实中叶陶十分相似。叶陶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描绘，揭露了现实社会对女性的戕害。“爱的结晶”有着深层的艺术隐喻内涵。一方面，是黑暗的社会制度剥夺了她们孕育健康子女的正当权利，另一方面，叶陶用“子宫孕生能力的挫败”控诉了“日据下台湾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加上殖民统治的共谋关于孕育新生的反抗力量的摧毁，使进步人士构建起来的理想社会成为幻影。”
二、杨千鹤
杨千鹤（1921-），台北人。杨千鹤为家中幺女，上有兄四人，姐三人。由于母亲力争，才免于被送出去当人家的养女的命运。杨千鹤曾就读于当时台湾唯一的女子最高学府台北女子高等学校。1940年毕业后，在一个日本人的探讨室当助理，但因无法忍受台湾人与日本人的差别待遇，愤而辞职。1941年6月，杨千鹤进入《台湾日日新报》社，成为台湾第一个女记者。她站在台湾民众的立场，主要写台湾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散文随笔和报导，其中包括文化家郭雪湖、杨仲佐，作家赖和、李腾岳等。在杨千鹤的努力下，《台湾日日新报》“妇女版”办得朝气蓬勃。1942年4月，日本政府推行皇民化运动，杨千鹤愤而辞职，结束了报社记者生涯。
《花开时节》是杨千鹤唯一的小说，1942年发表于《台湾文学》，塑造了一群刚步入社会的女学生形象。反映了当时受高等教学的女性的婚姻观和她们的婚姻生活。文中描写少女的情怀，生动传神，文笔细腻，可说是“散文式的小说” 。相较于男作家多以台湾女性的悲惨命运来隐喻台湾的遭遇的“宏大叙事”而言，杨千鹤的小说侧重于日常生活叙事和个人关怀。她认为，“男性作家把女性写得特别悲惨，因为他们想把女性比喻为台湾的处境。但我觉得即使是沙漠中也有短暂的花开，我不同意把女人都写成那样。”
三、张碧华
张碧华（？-？）的小说《上弦月》发表于《福尔摩沙》第3期，1934年6月15日出版。小说叙述一对相爱的男女青年因封建门第观念而遭受的阻力。作者以全知全觉的视点，阐释了爱的真谛，反映了“新生代强调爱情和阶级、地位无关”的新思想。小说还应用了对比、反衬的手法。玉惠的母亲也是旧婚姻制度的受害者，但她只能逆来顺受，而玉惠在新艺术、新思想的作用下，已经懂得起而抗争，主动积极地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作者由此塑造了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虽然作者的写作技巧还略显稚嫩，人物的语言还有流于说教之嫌，但是在当时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下，有如此的新思想与新观念，而且还要应用异族语言来进行当时台湾社会的日常生活叙事，关于一个女作家来说已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四、黄宝桃
黄宝桃（？-？）的代表作小说《感情》塑造了一位渴望保有女性主体意识与民族意识的母亲形象。
小说表面上反映了性别歧视问题，充分显示了台湾女性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但作者除突显了性别论述之外，日语论文，还进一步深入到了身份认同的议题。结合小说的写作背景，文本中太郎隐喻着日本，而母亲则象征在日本殖民体制下的台湾，以及接受殖民政策教学培养下的台湾民众和艺术人——他们在艺术上、意识上受到殖民侵略者的凌辱。而情感上、血缘上的归依，又使他们念念不忘祖国母亲。小说语言虽因夹杂方言词汇而略嫌生硬拗口，日语论文，但文笔细腻，架构简单明了。
五、辜颜碧霞
辜颜碧霞（1913- 2017）出生于三峡的书香世家，后来嫁到鹿港辜家，成为辜显荣的大儿媳妇、辜岳甫的夫人、辜振甫的嫂嫂。辜颜碧霞的长篇小说《Nagare》 以日文写成于1942年，1944年由台北原生林出版社发行。
《Nagare》（以下译为《流》）属于自叙传性质的小说，叙述了女主人公与父权搏斗的故事，描述了一个大户人家门第盛衰的沧桑过程。该小说曾经引起了同时代女性读者群的普遍共鸣。小说应用日语书写，语言平易自然，通篇应用白描手法，不虚矫不夸饰，但字里行间的深情与追思颇具感染力。小说采用散文架构和隐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