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 最迟自弥生时代前期(公元前300)以来，日本列岛长年接受中国大陆的艺术，但多能取精用宏，适度地吸收而且表现自己的特色。医疗艺术亦然。医疗联系人民健康与寿命，近代西方医学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医学以中国医学为原则，这方面中国艺术对日本的作用是长久而且深远的。相关于日本原始传统的神道医疗和佛教医学，中国医学(日本译作“汉方医”)显然具有相当“理性”与“实证”的特征，对日本医疗艺术产生积极的提升影响。
就中国医疗史的观点来考察，传统医学以道家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医疗艺术也和道家(教)艺术密切相关。所以汉医对日本的作用也可以说是中国的道家或道教对日本的作用。这点过去探讨日本医疗史的学者并没有太注意。不过后来日本自己发展出来的汉方医对中国传统医学也有所取舍，颇能反映日本吸收外来艺术的态度。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略论，提供专家指正。
二、神道祈祷与佛法持咒医疗法
《和名抄》云，“医，和名欠须之(クスシ)，治病工也。”根据日本医学史前辈大家富士川游氏的探讨，“医”字在日本晚到允恭天皇三年(414年，东晋义熙十年)才出现(《日本医学史》页21)。按《日本书纪》卷十三允恭天皇三年条云:“遣使求良医于新罗。秋八月，日语论文，医至自新罗，则令治天皇病，未经几时，病已差也，天皇欢之，厚赏医以归于国。”
这位治病工来自新罗，治好允恭天皇之病后就回国，那么即使迟到公元五世纪初，医学在日本还是非常不发达的。
在没有医学，也没有医工的时代，日本对于人体和生命的认识，由于文献缺乏，我们无法讨论，但一般认为不能脱离神道的解释，斋部广成《古语拾遗》(收入《群书类从》第25辑)说:“大己贵神与小彦名神共戮力一心经营天下，为苍生畜产定疗病之方，又为攘鸟兽昆虫之灾，定禁厌之法，百姓至今咸蒙恩赖，皆有效验也。”所以大己贵神和小彦名神一般视为日本医疗的鼻祖，当然他们的医疗措施带有浓厚的巫术性“禁厌之法”，《古语拾遗》保留一条除蝗灾的记载，基本上是巫术的克邪厌胜；但所谓的“疗病之方”有没有比禁厌更远离于“巫”而近于“医”呢？似乎未必。中国著名历史家陈寿和范晔根据传闻或更可靠的资料，在他们的《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及《后汉书?东夷传》都记载倭国“持衰”的风俗，《后汉书》云:“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不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若在涂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疾病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三国志》记载大抵相同。唯“如疾病遭害”作“若有疾病，遭暴害”，意义更为清楚。可见在公元三世纪，身体引发的疾病和遭受外力的伤害，日本仍然视为同一范畴，而且与神有联系。另外两种中国文献《两朝平壤录》卷四与《潜确居类书》卷十三也说:“其俗信巫，疾无医疗，病者裸而就水滨，杓水淋沐之，面四方，呼其神，诚祷即愈”(引自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页14)。病者自己祷呼神名就可疗病，则连“巫医”那种角色的人也不存在的，其原始性更浓。
前面提到允恭天皇从新罗聘请良医治病，日本接受中国医学首先也是透过朝鲜半岛的，其中大概夹带汉医与当时流行的佛教医学。佛教的疾病观论者不一，但基本上可以分作业病、鬼病和四大不调病(参宗田一《图说日本医疗艺术史》页30)。业病是前生业报而引起的疾病，鬼病当是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八医之四的鬼瘴，即邪魅，这两类基本上与医学无关，是属于宗教信仰的范畴；只有风火水地四大因不调和所引起的疾病(参福永胜美《佛教医学详说》页57)比较可以常情来理解。不过以今传日本古代医书及医疗制度，四大不调的佛教病理学在日本古代并没有发展，当时佛教医疗流行的措施大概不出诵经和持咒。
所诵之经以《金光明最胜王经》为主，《年中行事秘抄》(收入《群书类从》第6辑):“正月八日大极殿御斋会始事”条曰:“《日本纪》云，天武天皇九年(公元681，唐高宗开耀元年)五月始说《金光明经》于宫中及诸寺，持统天皇八年(694年，唐中宗嗣圣十一年)五月癸未朔，癸已以《金光明经》一百部送置诸国，必取每年正月上弦读之。”《金光明最胜王经》虽然也传述一些可以“理解”的医学知识，如节气改易、四大推移的饮食禁忌，以及服药、针刺与延年诸医方，《续日本后纪》卷三仁明天皇承和元年(834年)十二月乙未载大法师空海奏言亦云“今所奉讲《最胜王经》，但读其文，空谈其义”，即使颁行全国，当时崇尚的恐怕是信仰，而非医学知识。此经诊病强调问梦，其要义以为读经可以解除诸厄和疾病，曰:“由经力故，能除众苦、怨贼、饥馑及诸疾疫，是故汝等见四众受持读诵此经，王者亦应勤心共加守护，为除哀恼，施兴安乐”(〈四天王护国品〉)
又云:“若有国土讲宣读诵此妙经王……其王若有一切灾障及诸怨乱，我等四王皆使消殄，忧愁疾疫亦令除差，增益寿命，感应祯祥，所愿遂心，恒生欢喜，我等亦能令其国中所有军兵悉皆勇健(〈灭业障品〉)。
疾疫和众苦、怨贼、饥馑以及忧愁一样，可以靠诵经来治疗，这样的疾病观与日本原始神道的“持衰”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持咒救疾明白载入大宝元年(701年，唐中宗嗣圣十八年)的“大宝律令”，《令集解》卷七曰:“凡僧尼、卜相吉凶，及小道、巫术疗病者皆还俗。其依佛法持咒救疾不在禁限。”《集解》云，小道调厌符之类，巫术谓巫者之方术，所持之咒是经咒，经即佛经。崇信佛教经咒的法力而排斥厌禁巫术，从汉医观点来看，只是以佛教代替传统之神道，一种形式上的改变而已。丹波康赖《医心方》引《新罗法师方》有服药咒，大概就是一例。不过日本到底是一个神道国家，佛法虽盛行，神道依然存在，救疾之举二道往往并行，日语论文，如《续日本书纪》载圣武天皇天平七年(735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八月敕曰:“比日大宰府疫，死者多，思欲救疗疫气，以济民命，是以奉币彼部神?，为民祷祈焉。又府大寺及别国诸寺读金刚般若经”云云。
三、日本古代医疗制度与中国传统医学
对于人体、生命以及对此二者造成伤害之疾病的认识和理解方式，中国医学和日本神道传统与佛教医疗存在着极大的异同。六世纪中叶，吴人知聪携带药书渡日，中国传统医学从长江下游东传日本，给日本带来一种崭新的艺术。
万多亲王《新撰姓氏录》(弘仁六年，815年；引自《群书类从》第25辑)卷二十二“和药使主”条云:“出自吴国主照渊孙知听(聪)也。钦明天皇御世(540-571年，梁大同元年-陈大建三年)，随使大伴佐弓比古持内外典、药书、明堂图等百六十四卷，佛像一躯，伎乐调度一具等入朝。男善那使主，孝德天皇御世(645-654年，唐贞观十九年-永徽五年)，依献牛乳，赐姓和药使主，奉度本方书一百卅卷，明堂图一，药臼一，及伎药一具，今在大寺也。”明堂图是人体经脉图，药书、方书除本草药学外可能也包含医理病候。隋至初唐，中日交流日益频繁，日本派遣医官惠日、福因等赴中国求学，6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