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其小说语言 独具特色。尤其是小说中的对话语言，言简意丰、生动而传神，掺杂其间的个性化口语，更是其小说语言的一大特色。作用鲁迅小说语言文化成型的因素既有来自作家对中国文言的谙熟及现代白话的熟稔，同时也有受日语等外来语的熏染。从某种意义上说，丰富多变的日语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鲁迅小说语言中古典文言与现代白话转换的创造性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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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迅 小说语言 日语 语言文化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120-02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鲁迅小说所体现的高超语言文化有目共睹。鲁迅对语言文化的追求严格而又独特。本文主要从鲁迅小说的对话文化入手，从而体会鲁迅小说语言文化的况味。作用鲁迅小说语言文化成型的因素既有来自作家对中国文言的谙熟及现代白话的熟稔，同时也有受日语等外来语的熏染。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七年，七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对终年55岁的鲁迅先生而言，七年恰好是其生命的八分之一，并且这七年正是他的青春年少时期（1902―1909年）。日语对鲁迅著作语言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小说词汇及语法上――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日语对鲁迅著作语言的作用，有某种必然性。
一、日语的幽灵：无形的传统
中国近现代涌现出一大批文豪大家，可人们唯独把鲁迅称之为先生，并且“鲁迅先生”这四个字已成为一个约定成俗的称呼――倒不是说其他作家在文学素养上不如鲁迅先生，而是鲁迅的“先生”的这一叫法，由日本而来，因为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开始在日本发表文学创作，而在日本，熟悉日语或日本艺术的人都知道，“先生”的这一叫法是很高贵而神圣的。在日本，一般只有文学家、律师和老师等才配得上这种称谓。到了中国就一直把鲁迅称之为“先生”也就不奇怪了。
习读鲁迅的著作，便会感觉到鲁迅小说的语言，有时显得较生硬――除了某些有意为之的文化追求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日语的作用。众所周知，日语借用汉语词汇较多，同时日语也根据汉字创造了一些自己的词汇，后来又被借用到汉语中来。《记念刘和珍君》一篇，题目中的“记念”二字，明显是日本的词汇，通晓日语者都知道中文的“纪念”用日语写作“�念”（きねん）。曾有人认为这是鲁迅先生的错别字，课文尊重原著就把它将错就错了，日语论文，其实不然，真实因为鲁迅先生接受了日本的词汇才将日语词汇当成汉语词汇写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艺术运动初期，汉语的一些词汇和语法尚未在语言界形成规范（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规范的），因此书写方面完全有一定的自由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的著作时，有些句子往往读起来会比较拗口的原因。
日语属于黏着语、通过在词语上粘贴语法成分来构成句子，称之为活用，其间的结合并不紧密、不改变原来词汇的含义只表语法功能。众所周知，日语极富变化，不单有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还有简体和敬体、普通和郑重、男与女、老与少的区别。不同行业和职务的人说话也不同。鲁迅的小说语言既体现小说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又符合人物在小说中所处的场合及身份地位，使小说的整体氛围达到一种惟妙惟肖的境界。
在鲁迅的小说中，日语论文，诸如此类以简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的内涵的地方很多。如：《狂人日记》中的“有许多的，这是从来如此……”“从来如此，便对么？”[5]连用两个“从来如此”，不仅体现着鲁迅对传统的批评与质疑，同时也是借此提醒人们“从来如此”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么？再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孔乙己的对话语言：“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6]“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7]“跌断，跌，跌……”[8]等等，都将孔乙己这个没落的知识分子死爱面子，满口之乎者也，而又不乏爱心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著作的语言具有日语的诸多痕迹，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这是鲁迅本人故意去套日语的语法或者词汇，因为这种作用往往不是刻意的，而是无形之中的使用，毕竟作者本人具有留日七年的经历，其日语水平是毋庸置疑的，而在写作中夹杂些许日语词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无意识的惯性所致。
二、幽灵的日语：有形的痕迹
日语对鲁迅写作潜移默化的作用除了鲁迅本人留学日本七年的经历，也与他对中国汉字的偏激态度有关，鲁迅早期对汉字的态度其实是持排斥态度的。1934年8月，鲁迅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中写道：“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同年12月，他在《对于新文字》一文中进而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他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他认定“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方块字）的可能”。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确有很多劳苦大众由于没有条件学习而成了文盲。但这是社会的罪恶，怎能让汉字来承担？拉丁化只有二十多个表声的符号，学起来确是比方块字省力，然而也必须通过学习才有可能去认识和应用。不知他有没有想过，假如劳苦大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得不到提高，那也将失去学习的机会，这一来，就算实现了拉丁化，不也同样产生大量文盲？
日语对鲁迅著作语言的作用，除了因鲁迅本人精通日语，无形中使用日语的某些词汇外，还有一点就是鲁迅还受到日本一些作家的作用，如芥川龙之介，一个作家受另一个作家的作用，除了内容、结构、思想上受作用外，往往在行文风格、遣词造句方面也会受作用，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鲁迅在《写在的后面》中说：我以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鲁迅的这番话，恰好“博采”了日语的一些特色，并将这一精神贯之于著作当中。
此外，我们注意到，鲁迅的小说不但留有某些日文词汇的痕迹，在语法上也会自觉不自觉的受日语语法的作用。我们发现在鲁迅的名篇《藤野先生》中，用了很多类似于日语的语法，像“我就是叫做藤野严九郎的”这句话，其实鲁迅完全可以把它写为“我叫做藤野严九郎”，但是在日语语法里，是经常用到“の”这语法的，“の”这一用法，如果非要翻译成中文的话也只有“的”最合适了，还有“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等等都用了很多的“的”字，而这些“的”字有些在中文里明显是不必要的。
小说中的对话描写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交涉，而口语自然占据着不可低估的分量。鲁迅小说口语描写也留有某些日语的痕迹。从鲁迅小说的对话中，不仅能强烈地感受到其中口语的纯熟与融合，而且从这个性化的口语中，我们能听其声辨其人，读其文而识其趣。应该说，这是鲁迅小说对话语言的又一精妙之处。
三、结语
鲁迅小说创作受日语及日本艺术的作用由来有自，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里创生并得以成熟，自然离不开其对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离不开其对以日语为代表的外国语言艺术的熟稔，丰富多变的日语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鲁迅小说语言中古典文言与现代白话转换的创造性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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