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开始大量接触日语译词是从梁启超（1873-1929）于日本横滨创立《清议报》开始的。日本幕府执政时期，外国的侵略使日本遭受重创。明治维新以来，小国日本迅速崛起，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梁启超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借鉴日本改革经验，模仿日本学习西方，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他积极使用日语译词，对日语译词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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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梁启超；日语译词；传播推广；催化
引言
有关探讨梁启超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国内出版的有关梁启超的书籍共计360多部，论文1200多篇。[1] 关于他的探讨，不仅限于本国，海外学者也纷纷把他当作探讨对象。但是这些作品中大部分都是偏重其文学方面，至于他译学方面的探讨则寥寥无几，即使有，也只是简单提及日语译词，没有深入探讨日语译词在艺术传播中发挥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相关探讨中，大部分都聚焦于他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做出的贡献，而对于梁启超与汉语中的日语译词联系的探讨则少之又少。正如劳陇所说：“我国的翻译理论者，关于这样一份宝贵的遗产，至今还没有能够进行系统的探讨而撷取其精华，这实在不能不引为憾事”。[2]相较而言，对同样在日语译词传入中国方面产生作用的严复等人的探讨中不仅有对于他本人主要的翻译观、翻译理论的探讨，也有对具体译词的探讨，比如说向仍东在《严译新词探索》中，沈国威在《近代中日词汇交流探讨》中专设一章，写了严复的译词与新国语的呼唤，深入研讨严复译词流传或消亡的原因。而对于探讨梁启超对待外来词的情况则很少。
有鉴于此，本文拟研讨梁启超作为中间桥梁，在中国传播和推广日语译词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一、梁启超的翻译思想
在翻译理念上，首先，梁启超看到“中国官局旧译之书，兵学几居其半”；“今将译书而译，当知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3]。就是说，当时中国官局所译之书大多为兵学之书。但是，虽然当时西方兵学突出，可是西方强盛的主演原因并不在于兵学，我们应该学习那些真正使西方强大起来的书籍，即“则当译之本”[4]。所谓当译之本，日语毕业论文，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当以尽译西国章程之书，为第一义。西国各种之章程，类皆经数百年、数百人、数百事之阅历，而讲求损益，以渐进于美备者也”；[5]（二）“学校为立国之本，则宜取其学堂定课之书”。[6] 科教兴国，翻译西方学校的教科书，学习他们的教学理念； （三）“夫政法者，立国之本也。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刑律等书，而广译之”。[7] 学习西方治国经验，维护社会稳定；（四）“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国之鉴也。”[8]以史为镜，读史明智。
其次，他提出“定公译之例 ”[9]，即统一翻译名词术语，使翻译者遵循这个定例。他对人名、地名、官制、名物、度量衡、纪年等都做了统一的说明。地名、人名只需“为记号而设，求其举此号，而闻者知为何人何地足矣”。[10]官制的话，日语毕业论文，因为单用音译看不出职位的职能，所以，能意译就意译，不能意译，采用音译。至于名物，中国本国有的器物，就以中文名字命名；中国没有的，就参考已译书籍，选择常用译法。国内没有也未被翻译过的，就按照它的功能本质来命名。度量衡方面，“列国并立，则衡量必不一，列国既通，则必于其不一者，而思所以一之。取万国之律度量衡，列为一表：一英尺为中国若干尺，一英里为中国若干里。”[11]把外国的度量衡换算成国人熟知的度量单位。从纪年来说，“凡记某国之事，则以其国之纪年为正文，而以孔子生年，及中国历代纪年旁注于下。”[12]
最后，他号召培养“养能译之才”[13]，即“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14] 想成为真正的翻译人才，仅精通中西双语是不行的，还需要某个学科的专业知识作支撑。与此同时，他也十分重视留日学生的翻译团体，他曾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评论当时（1901年）的译书汇编社说：“客冬今春以来，日本留学生有《译书汇编》、《国民报》、《开智录》等之作。《译书汇编》至今尚存，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好珍诵。”[15] 在他的作用下，赴日学生日益增多，正如梁启超《行人失辞》所说：“现计诸生来者，数以逾四五百人……东京现时留学生数百人中，由官费者不过强半耳。其余则自备资斧，茹根尝胆而来，而近数月来陆续渡航者，几乎无船无之”[16]。这些留日学生回国后以日文为工具和中介， 积极学习和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在翻译时以更好传播西学为主，并不拘泥于用词是中国已有词汇还是日译新词，推动了日语译词在中国的传播。
此外，梁启超重视利用报刊宣传西学，他首先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一面抨击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一面颂扬光绪皇帝。此外，该报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每月发行3次，共出了100期，作用尤为广远。于1901年12月停刊后，又在1902年2月创办了《新民丛报》 ，它继承《清议报》的宗旨和特色，以更大的规模来介绍日译西学，直至1907年停刊为止，共出96期。不仅重视报刊宣传，他也很看重译书局的影响，于是，在他的引领下，翻译、出版日文书籍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争先冒出，包括商务印书馆、译书汇编社、广智书局、教学书籍出版社等。
二、梁启超推广日语译词的动机
梁启超早年时期便具有维新思想，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他更加相信以维新思想为指导，加速变革的重要性。
他在1896年8月9日在上海与汪康年一起创办了《时务报》 ，这是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最重要的、作用最大的机关报。梁启超为《时务报》撰写政论，积极活跃在政治舞台，传播新思想，在爱国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官僚中引起强烈反响。1898年甲午战败，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允许在华设厂等一系列不平等条件，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再加上西方列强为满足本国利益，纷纷把目光聚焦到中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主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更加坚定了梁启超向西方学习的决心。 但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直接译西书难度高、时间长、效率低。日本作为与我国一衣带水的国家，在明治维新期间，通过日译西书，学习欧美科技艺术等，使其迅速跻身于世界强国。且大多数日本汉字都是以汉语为雏形而创制的，“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 [17]。梁启超认为日语与汉语同文同种，易懂易学，“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18] 因此，他认为中国人读日译西书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东渡日本，通过借鉴日本，向西方学习，提升国力。
三、梁启超对日语译词的传播
在日语译词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有些译词消亡了，有些译词流传下来了。梁启超在向中国传播这些译词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本文以“经济”、“社会”、“国家”和“自治”这四个词为例，简要研讨梁启超在日语译词传入中国中所起到的桥梁影响。
“经济”一词在公元4世纪初东晋时代就已正式使用了，如《晋书・长沙王�V传》载，“八王之乱”期间，长沙王司马�V（277-304）致书其弟成都王司马颖（279-306），称他们“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晋书・殷浩传》称赞殷浩（303-356）“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19] 它是“经邦”、“经国”和“济世”、“济民”，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在《古代汉语大词典》中的意思为“‘经世济民；治理国家’，杜甫《上水遣怀》书‘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宋史・王安石传论》：‘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20] 而我们现在使用的“经济”明显和古代使用的已经有很大区别。这主要是因为这个词流入日本之后，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期间学习西方艺术，翻译西方书籍时，借用这个词来翻译西文中的“Economy”，并赋予它新的含义。中国学者在译“Economy”时，虽然当时最一般的译词是理财，但是大多数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以梁启超和严复的讨论为例，严复将其译为“计学”，然而，梁启超提议将其译为“政术理财学”或者“平准学”。双方争持不下。后来，《新民丛报》第7 号提出译为“生计学”，最后梁启超认为“暂用‘生计’，以待后贤”。[21]提到“经济”的来源时，严复提出“日本译之以经济”，[22]由此看出，他认为“经济”是日本译词。梁启超也同样认为“经济”是日本译语。初期使用“经济”时都会标注“日本译”。“以天演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盖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故其争也，……，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用日本名，今译之为资生）之事。” [23]经济”现代的意思除了“经世济民”外，还有“ ①国民经济的总称，也指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比如：工业经济等；②对国民经济有价值或作用的，比如：经济作物；③耗费较少而获益较大，如：经济实惠的家用轿车。”[24]启超在“经济”一词广泛使用于中国方面，起到了不可小觑的影响，从下面两张图表中可见一斑：[38]
图1 中国采用的“经济”与“生计”
图2 梁启超采用的“理财”、“生计”与“经济”
如图2所示，梁启超在1906年使用“经济”一词的频率是1896年以来的最高峰，他在当年《民报》的论战中积极使用“经济”。这对论战的读者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如图1所示，在1906年，中国采用的“经济”一词首次达到高峰。梁启超在1907年对“经济”的使用达到了低值，同年，中国使用“经济”的频率也相应减少。在1909年后的一段时期，梁启超使用“经济”的频率低于“生计”，同样的，中国也出现了这种变化。在1911年，梁启超和国人使用“经济”的频率又达到了低值。可见“经济”一词在中国的传播和使用变动几乎完全吻合梁启超的推广力度。
另外，“社会”一词的演变过程也是中日译词竞争的范例。中国古代就有“社会”这个词，不过过去的和现在的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化，古代的意思是“‘旧时乡村学塾逢春、秋祀社之日或其他节日举行的集会’，如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秋社》：‘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o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25]
但是，因为日本将这个词借来翻译西文“society”，词义发生了变化，所以现在的意思是“①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②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关系起来的人群。”[26]梁启超在“社会”一词重新传入中国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他在《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一号（1904）开始，设置了“新释名”栏目，“社会”一词也在这个栏目中出现过，“社会者众人协同生活之有机的有意识的人格的之浑一体也……中国於此字无确译。或译为群。或译为人群。未足以包举全义。今从东译”[27]。他还在《新民丛报》中专设一栏讲“社会学”，并有六章，分别是“（一）原人状态、（二）社会与境遇、（三）社会之起原、（四）社会之发达、（五）社会之性质、（六）社会之目的”[28]。
像这样的词，还有国家、自治等。“国家”在古汉语中是“① 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如《孟子・离娄上》：‘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赵歧注‘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之家也。’② 指皇帝” [29]，在现代汉语中，它的解释为“① 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兼有社会管理的职能。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② 指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 [30] 梁启超曾经在新民丛报中提到“��家之於��民也其恩舆父母同盖。”[31] “一曰��於一身而知有��家；二曰��於朝廷而知有��家；三曰��於外族而知有��家；三曰��於世界而知有��家。” [32]
同样的，“自治”在古汉语中是“自己治理自己。如《三国志・魏志・毛�d传》中‘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 [33]，在现代汉语中，意思为“民族、团体、地区等除了受所隶属的国家、政府或上级单位领导外，对自己的事务行使一定的权力。” [34] 比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的“以地方自治�榱��之本”“而不�民自治也，救之之道，�地方自治而已。” [35]。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在《清议报》上亲自主笔，翻译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并且为这部翻译小说写了一篇序《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在传播日语译词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学翻译事业推上了高峰。此外，他还创作了我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又一次地在中国引起了轰动。“在昔欧洲各国变更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36] 所以他号召有识之士致力于翻译政治小说，联合同志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以维新政法为政治目标。“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即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37]
四、小结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领土、领海等主权均受到严重侵犯，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作为爱国人士，梁启超急切地想通过学习西方思想来改变中国当时的局势，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日本这个成功学习西方、国力显著增强的国家。
他积极提倡学日语、译日书，通过翻译翻译小说，将日语译词传入中国。
在翻译思想方面，梁启超提出了“则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和“养能译之才”的理念，并重视报刊、译书局等翻译阵地的影响。
至于推广日语译词的动机方面，由于他一开始就有维新思想，甲午战争的失败促进这一想法更好地贯彻在实践当中，再加上前文所述的诸多因素，他最终选择了日本。
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借用古汉语词汇来翻译西方的部分词语，并赋予这些古汉语新的含义。梁启超在将日本作品翻译成中文书籍时，大量使用这些日语译词，甚至专门介绍它们的新义、新用法，使社会大众慢慢地了解到日语译词。这些译词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见，梁启超在日语译词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着催化剂和桥梁的影响，为国人向西方学习提供了一个捷径，对中国现代哲学、社会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以及现代汉语的形成等都产生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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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本文是上海学院生创新活动计划项目“近代译词与现代汉语的形成”的部分成果。
编号：CXS201708003
（作者单位：上海海事学院外国语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