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中日两国不同的视觉，简单概述了其艺术相互交融特点，说明语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一个时代的声音。语言传承的是一种艺术，界定一种语言的艺术属性，是件非常不易的事情，语言的发展过程充分见证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语言的相互渗透和作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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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日语言艺术
语言传承特征
语言传承的是一种艺术，日语毕业论文，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艺术特征，学习语言，了解和掌握不同民族艺术背景下的语言表达特征显得尤为重要。众所周知，中日两国地理位置艺术习俗都非常接近，经贸和人员往来也十分密切，人们经常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中日两国的密切联系，早在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就有大量学者和僧人来中国取经，当今书写文字“假名”，无论是平假名还是片假名，都取自中国的象形文字的偏旁部首和草书的书写格式，在汉语的基础上创建了日本文字，日语是假名和近2017个汉字所组成的语言，语言的相互渗透和作用，形成了中日两国丰富多彩的语言特色。
从汉语词汇中的“达人”一词说起
当今社会，“音乐达人”、“灌水达人”、“达人坊”等词汇充斥着现代网络媒体，究竟这是源自哪里的词汇表达，运用如此广泛。有人认为“达人”受台湾流行用语作用，来源于日语“たつじり”，从日语“逵人”直译过来的，用来形容在某一领域非常专业，出类拔萃人物的俚语。如果翻开日语《�辞苑》词典，就会了解“达人”多指各方面造诣很深的人，不仅学问好，技术娴熟，而且通达事理。明德辨义。日语中，类似“连人”的用语很多，比如，“逵者”一词，也有与“达人”用法相近的语意表达，表示擅长什么，同时还用来表示做事又快又好无可挑剔，或者比喻人身体结实等含义，另外日语中还有“上连’’一词，都是用来形容在某一领域有特殊专长，技艺有所提高的人，可见，日语中“达人”说法不是孤立的一种语言现象，相关语用表达也是极为丰富的。
“达人”早在中国《论语》中就已经出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若想得到他人尊敬，你就要尊重别人；若想得到他人救助，你就要帮助别人。但是，这句话中的“达人”是动宾结构，“达”是动词，“人”是名词作宾语，是一个词组，而不是一个词语，所以，《论语》中的“达人”不能视作现在“达人”一词的出处。与《论语》同时代的《左传》中，也出现了“达人”两个字，据说，在古代与东周相邻有一个达国，达国艺人远近闻名，因为能工巧匠打造出来的精美饰品令人爱不释手，人们逐渐称这些达国能人为“达人”，这里的“达人”与当今流行的“达人”倒有异曲同工之处。那么，左丘明《左传・昭公七年》中一句“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中的“达人”，是指能工巧匠呢，还是指达官贵人呢，不得而知，但是，缘于中日源远流长的历史艺术，完全可以断定日语中出现的“达人”一词，最初应该来自汉语这一事实，传播到日本之后，进一步扩展其语意，形成了各种与“达”字相关的词汇，比如，日语中表示深谙此道，或表示通告通牒的“通�”，表示筹措资金或材料等的“嗣连”等，可以理解为是“达”字的语意外延和扩展。
浅议中国“傩”艺术的作用
有关中日传承的艺术特点还可以从戏剧表演家的面具或脸谱上得到认证。
中国是先有面具，后有脸谱。据文献记载，四川成都以北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所发掘的铜质面具，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漆瑟上，绘制的巫师乐舞场面，每个舞者的脸上，都带有面具，距今也有两千多年之久；在江西境内，仍有一种叫“傩”的地方戏，带着奇形怪状的面具演戏，简直就是中国古老戏曲的活化石，“傩(nuo)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中多元宗教(包括原始自然崇拜和宗教)、多种民俗和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艺术形态。当前，它仍活跃或残存于汉族和20多个少数民族的广大地区，涉及到二十四五个省、自治区。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中国戏剧历史之悠久。
中国的戏剧自唐宋以来进入鼎盛时期，日本奈良时代从中国唐朝传人“能乐”，一种表演戏法和曲艺等大众文化。“能乐”，开始被称为“散乐”，到了平安时代，演变成滑稽的模仿文化，因为猴子善于模仿，日语论文，于是“散乐”又称为“猿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至今活跃在日本的“能乐”，非常接近中国的“傩(nuo)艺术”，不仅以唱代说，头戴而具表演，而且其发音也近似中国的“傩(nuo)”发音，不知为何，日本人在尽量回避谈及这种与中国艺术同出一辙的相似性，说能乐表演与西方的歌剧芭蕾舞相近。考证日本的“能乐”是否起源于中国傩艺术，我认为不难判断，因为日本承传中国传统的艺术，能乐的文化表现与中国的傩艺术有太多相似之处，完全可以断言二者的相互关联性。
中日不同称谓中的感情色彩
中日两国语言的相互渗透，我们从中日两国不同称谓上也可以略见一斑。自古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经常自诩为“世界中心”，自然以“中华”、“中国”、“上国”、“天朝大国”等称谓自居，并以“华夷之辨”观念视外族为禽兽，名字上善用“兽”或“虫”修饰，如“狄”、“蛮”、“戎”等，惟独称日本为“夷”、“倭”。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称日本为“倭”，古代中国还常以“扶桑”来形容日本。另外，东夷、海东、东洋、东瀛、蓬莱、瀛洲、蓬瀛等称呼也散见于中国的各种典籍之中。中国古代《汉书・地理志》记载，那时称日本为“倭”，旁边带个“人”字旁，当时景仰中国的很多日本人感到非常高兴，认为中国毕竟把自己当人看，欣然接受。后来日本人，“自恶其名不雅”(《旧唐书》第一百四十九卷)，逐渐意识到这种称谓有伤大雅，几年后便自行改变称谓，改国号为日本。2017年，在中国西安发现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墓志称井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衔命远邦，驰骋上国”，墓志铭表明“日本”国号至少是在公元734年以前就已经出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唯一有关遣唐使的实物资料，也是最早体现日本国名国号和日本作为国家被承认的国宝级文物，对探讨古代中日艺术交流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是日本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不仅表现在其国民性格上，还贯穿在整个外交政策方面。隋唐时，中国国力强大，日本甘愿接受“华夷秩序”的朝贡体系，但由于国力衰竭中止了外交联系，到了明朝时，日本的幕府将军又开始接受中国皇帝封号，重新回到东亚秩序上来，清朝国力衰微，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的轻视到了恶之以极的程度。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日本人对中国的称谓改变上。日本自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中期，开始改变对中国的称呼，中国人改称为支那人，直到二战前日本人还称中国为“支那”。在日本，19世纪中期之前，日本人以“支那”指代的中国与“唐国”、“清国”等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没有特别的政治用意。用“支那”蔑视中国应该是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近代中国的耻辱推向极点。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国土开始带上对战败国轻蔑的感情色彩，“支那”也逐渐由中性词演变为贬义词。
1930年，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要求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从1930年底起，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把中国蔑称为“支那”，侵华日军被称为“支那派遣军”，中国人被蔑称为“支那人”。直到二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到东京，1946年6月，以“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的外务省，从此以后不许再用“支那”这个名称。同年6月6日，日本外务次官向各报社、出版社，日本文部次官7月3日向各大专院校校长，先后发出避免使用“支那”名称的正式文件，《支那/呼称：ヲ避ルコトニ�ルス件》一文中写道：“查支那之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憎恶，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禁止使用该国所厌恶之名称”。
语言与艺术的相互渗透和作用，这一点从中日两国语言现象中已经得到佐证，正如美国华盛顿学院罗杰瑞教授所著《汉语概说》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汉语中，大家所熟悉的一些现代汉语，诸如“社会”、“艺术”、“科学”、“系统”等很多哲学、科学术语，以及官制、军制术语从日语中转义而来，身边常见的一些“青年”、“青春”、“便当”、“派出所”等词汇也来自日语。语言是历史的见证，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一个复杂符号系统，当今世界的各种流行语，都代表着其本国语言的表达特色，界定一种语言的艺术属性，判断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存续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语言表述中，带有其国家和民族的艺术特色，所以翻译一种语言，尤其需要注重其语言表述习惯，尊重其艺术习俗，才能更好地交流和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联系。(作者单位：辽宁学院外语大学日语专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