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公司的创立与发展具有双重趋向的价值目标，对中华儒教和佛教极端崇尚，建立了家族主义和以“家”为机制的等级制度，团体主义色彩浓厚，善于学习，重视持续教学；日本文化中既有中国文化之根，又借鉴于西方文化，这些都是日本传统公司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日本 公司文化 传统 特征
一国的传统文化必将作用一国的各个方面，而当今优秀的日本公司文化是与其传统文化分不开。日本公司的创立与发展具有双重趋向的价值目标，对中华儒教和佛教极端崇尚，建立了家族主义和以“家”为机制的等级制度，团体主义色彩浓厚，善于学习，重视持续教学，这些都是日本传统公司文化的基本特征。
日本公司不单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而且是日本统一社会组织的有机构成。公司与国家及其政府的联系，不单是纳税与收税的联系，而且存在着政治、思想和社会诸方面的直接关系。日本公司的价值目标具有明显的双重趋向：一是追求经济效益；二是追求社会效益。并且通过公司文化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松下企业既“讲求经济效益，重视生存的意志，事事谋求生存发展”，又“遵守产业人的本分，鼓励进步，增进社会生活的改善以及致力于世界文明的进步”。著名的松下“七”精神中的第一条就是“产业报国精神”。日本公司确实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公司发展与社会进步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结合点就是“遵守产业人的本分”，发扬“产业报国精神”。在日本公司家的心目中，评价公司优势，不单纯看其获利多少，经济增长速度快慢，而且还看它对国家对民族作了什么样的报答，对社会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家”是日本文化的基质，社会只不过是“家”的放大体（家制度体），也是一个纵式组织形式。中国的“家”具有以父权为中心，重血缘联系的特征；而日本的“家”却带有浓厚的母权制残余色彩。尽管后来出现了父权制家庭，但同祖同姓的父系沿传的绝对意义和血缘观念以被大大削弱。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若一个家族没有男性后裔，则意味着家族灭之。而日本人却更重视“家”这一实体的存在和延续。为了保证“家”的繁荣和延续，他们会把完全无血缘联系的人吸收到“家”里来；甚至有男性后代而他不具备继承家业和家传技艺的能力时也一样。日本人在考虑家族延续和人际联系问题上，把血缘联系放在较次要位置，比较重视地缘联系，社团联系和业缘联系。日本家族更强调纵式等级联系，忽视横向血缘联系。这就是第一意义上的家族主义。
日本普遍认为，职工的本质是善良、勤劳、忠诚、可信赖的。懒惰、奸诈、欺骗和叛逆不是职工的天性，而是由恶劣环境造成的。并且认为，公司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每个职工都是这大家庭中有用的一员。日本工运评论家森田实说：在公司家族中，“公司主好比父亲，工会好比母亲，中层干部好比小舅子，职工则像挣钱的儿子”。这就是第二意义上的家族主义。这种家族是人为地组成的家制度体。它是一种具有“均”特征的社会组合。在该组合中，处于中心的不是人，日语论文，而是“家”本身。在具有独立目的的“家”这一中心的周围，聚集了个人，成为超越世代、经营一定行业及至为换取报酬而提供服务的集团，具有财团性质。在“家”中，成员的人情联系比其他任何人伦联系都重要。
日本传统社会的整体构造是“家”的联合，具有作为大“家”的性质，其顶点是皇室，并由这种多层次的同族联系而形成了作为日本社会整体的政治组织即国家。这种纵式的社会组织结构具有严格的等级特征。日本社会集团内部组织是纵式结构状态，有一个层层递进等级，而整个社会的全貌就是一整套与集团的纵式系列。传统日本社会除皇族和宫廷贵族以外，依次有4个等级，即武士、农民、工人、商人和贱民。每个等级之中又有若干等级之分。每个卡斯特在政治、经济、社会交往等各个领域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身份行事，必须各守本分。武士在卡斯特制度中占特殊地位，他们终身为主人服役，为天皇效忠，拥有其他卡斯特不可能具有的权利。农民、工匠、商人属于庶民，他们同样被要求忠于自己的主人，取信于朋友。贱民是社会的最低层，从事被禁忌的职业，他们被认为是不可接触者，被置于正式社会结构之外。皇族处于社会顶端。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的首领，是日本民族精神上的领袖，受到全民族的效忠。因此，每一个自我的周围，便是一个相当的等级世界，每个人又在总的纵式制度中占据一个相对的中心，他一般只同上下两级发生关系，而与同一等级的另外单元不发生或很少发生关系。
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经济日趋繁荣，原有的社会等级变得模糊，家庭制度不在那么严格，尽管如此，等级制的观点和习惯，在日本文化中仍然根深蒂固。当前日本社会的职业亦呈“富士山式”的等级结构。高居塔尖的是政治家、高级官僚、文体明星与大公司家，中间的是医生、高级技术人员与大公司职工，日语毕业论文，下层一般是个体收入者及中小企业职工。
中国的儒教、佛教和中国民俗、民风迄今为止仍然为日本所珍惜，这也是他们所以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之一。早在随唐时期，日本就不断向中国派遣大使及官派留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鉴真东渡给日本佛教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由于自古到今的学习和发扬中国的儒学及佛教等文化。所以日本公司追求“人和”、“至善”、“上下同欲者胜”等共同意识均源于此。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以及强调“至诚服务”，松下幸之助强调“礼节”，小平浪平强调“诚为本”，都深受儒教与佛教的作用，特别是强调献身、报恩的精神，这是十分突出的。日本各个成功的公司家，在投身公司界时，均以献身“产业人的使命”作为自己的第一及最终觉悟。“不屈的斗志”，“农夫精神”，“顺应同化”等等，他们都把公司家的性命与事业融为一体，为之而生、为之而死。如松下幸之助所说，“专业知识或经验固然相当重要、可贵，我认为仅靠这些还不够，更需要的是舍命的精神，尤其在多事之秋，能发挥舍命精神的人，才是真正有用的人。”感谢报恩，也是日本公司文化所追求的大义之道。善友善报、恶有恶报，这是每一公司都很敏感的戒训。
东方民族特有的“勤俭”之风，对日本公司文化的作用也极大。日本公司文化所倡导的“勤俭”是和上述敬畏“恩”的思想关系在一起的。敬畏天皇，就要通过“勤俭”工作，通过牺牲个人利益，成全公司集团利益来体现，“勤俭”和“忠”都转移到了其所属的企业集团中。
日本人在接受儒家思想时，洗掉了“仁、义、礼、智、信”中的“仁”，而代之以“忠”。忠孝既然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义务和责任，一种最充分报答也不过是其一部分，是无时间限制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它便成为巨大的动力源泉，使得日本人具有极大的向心力、冲动、干劲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工作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世人皆知的日本人“公司精神”、“集体主义”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忠”的价值观上。在现代日本，一个人一旦被一家公司或企业录用，就意味着建立一种终身契约联系。他必须把一生都消耗在这个集团里，努力证明自己对所属集团的忠诚。其忠诚程度通常是以为所属集团所做出的牺牲程度来衡量的。日本是一个强调精神因素的国家和民族，它承认精神至上，并把它贯穿于一切活动中。正是因为日本具有独特的文化，日本才能踏上其独特、成功的现代化之路。
日本公司内部人际联系的基础是团体主义。团体主义被国际管理学界称作是日本公司振兴之法宝，高效管理的强大支柱。团体主义是处理个人与团体、个人与个人联系的基本状况。它要求员工始终把个人利益置于团体利益之下，做到团体利益第一，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同时也要求职工把个人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后，做到先人后己。
日本的团体主义作为一种公司道德原则是与日本现代公司的经营方式――终身雇佣制关系在一起的。其主要的内容和特点在于企业直接从学校录用职工，个人的履历，学历以及入企业时的考试成绩是被录用的依据，一旦就职就成了企业大家庭的成员，雇佣联系是终身的；工薪的多少基本上而且大多数取决于连接工龄。企业与职工之间就结成了一种苦乐于共的不解之缘。企业的昌盛，发达能使职工始终身受惠，职工借企业之名可以得到个人有多高才能也的不道德社会声望。雇佣制下的职工与企业的这种利益联系决定了作为公司员工所遵循的基本行为原则即公司团体主义。它要求人们把自己从属的公司团体“神圣化”，视其为唯一真实的存在，否定自我主义的独立存在，重视公司团体的同一与和谐尊重公司共同团体的价值。当个人利益与公司团体利益发生矛盾时，要对自己的私欲进行高度的自我制约和控制，按照公司团体的意志行动，以求得公司团体的昌盛，延续的发展。
在日本终身雇佣制度使得员工成为日本公司最稳定的资源，教学对日本公司即必要又可能，另外，由于公司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许多公司家把教学作为公司对社会的义务。因此，日本公司家提出有关经营与教学的观念：“公司的发展在于人才――造物先树人”；“只有培养出优秀的职工，才能生产出优秀产品”；“公司的教学训练投资产出系数最大，是最合算的投资”“职工能力的提高与公司利润的增长是几何级数联系”。
最早系统提出把“经营即教学”作为公司文化重要内容的是松下辛之助先生，他自1918年创办松下电器企业以来，一直把教学作为其经营理念的核心。它的思想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公司和社会有一种无言的契约，即经营是社会对公司的委托
要完成此重任，必须靠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故必须统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统一的措施就是教学。
2、集中众智
要经营好公司必须集中众智，使每个职工都把自己当作公司的经营者，作好应做的工作，并在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体会自身价值，为了造就这样的集体，必须靠教学。
3、依靠教学在公司成员中确定“经营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利润乃是服务的报酬”
其他日本公司也非常重视员工教学。如日立企业强调“事业即人”，实行“日立职工的终身教学”。丰田企业也提出了“既要造车，又要造人”的口号，日本企业教学的动力来自于团队精神，又通过教学强化了团队精神而正是这种团队精神是日本公司管理之魂。
用善于学习来形容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是为过。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界希望于它从中国古代吸收进来的“卧薪尝胆，刻苦图强”的民族精神，寄希望于它善于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民族文化传统，这种精神，这种民族性，确实是日本振兴的一个原动力。
日本素来有勇于、善于摄取外来文化的民族传统。早在公元7~8世纪，它就吸取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中国隋唐文化，兼取中国儒、法、墨、佛学之精华，容日本社会之实际，制定了《十七条宪法》，仿效中国均田制进行了“大化革新”。1868年明知维新又汲取了西方工业文明，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摆脱了殖民地危机，建立了近代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如日本人自己所言：“日本人对外来文化，并不视为异端，不按抵触情绪和偏见，坦率地承认它的优越性，竭力引进和移植。”因此，日本文化中有中国文化之根，日本文化又借鉴于西方文化，在战败之后陷入极端困难之时，主动、积极、认真地学习外国现代公司管理经验。“学习精神”是日本迈向繁荣的第一步，这就是奥秘。
参考文献：
[1]武斌．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M]．沈阳：辽宁教学出版社，1995．
[2]上山春平．日本与东洋文化[M]．东京：日本平凡社，1998．
[3]胡孟圣．日本文化古今谈[M]．大连：大连出版社，2017．
[4]罗伯特・克里斯托弗著，陈如为译．大和魂[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