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对一国的对外联系有着显著地作用,发挥着软权力的重要影响。日本文化有着自己的根源,吸收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日本文化的三个方面:武士道、义理观与耻感文化在日本的对外联系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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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文化 对外联系 作用
自冷战后尤其是塞缪尔・亨廷顿发表其著名文章《文明的冲突》以来,文化或者文明作为一种国际联系的重要力量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文化在国际联系中发挥着软权力的重要影响,它既可以以有形的力量使处在同一文明中的国家和人民更具亲和力,也可以以无形的力量作用国家领导人的外交决策。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亨廷顿认为日本文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几种文明之一。
一、日本文化的来源
提到日本文化,我们往往将其视为中华文化的变体或者传承者,但是日本文化具有其独特性,日本民族擅长于吸收他人的长处,经过加工、整理、改造逐渐使其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方面。历史上日本积极吸收中华文化进入农业文明时代,近代以来又“脱亚入欧”,转而效仿欧美,以欧美为师,进入现代文明时期。但是日本民族有着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个根源就是源自于石器时期的日本绳文文化。
1、绳文文化
绳纹文化源自于日本的石器时代,是一种农耕文明之前的狩猎采集文化。尽管这种文化相当落后,但是,它对日本文化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后世日本对其它的文化的改造,都受到这种文化的作用。绳纹文化以原始的神道教思想为核心,崇尚自然,重视现实,而又敬神尊祖,主张神人和融,也像中国及其它的东亚国家民族一样有着重农主义的思想,重视人情伦理。有一种说法是:由于这种文化不发达,且联系到日本民族的由来,加之怀疑日本人的祖先是大陆人或者朝鲜人,因此,强烈的自尊心和民族荣誉感使得日本不愿意对古代文化进行考古发掘。
2、中华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日本进入了弥生时代。大陆的先进文明由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使日本进入到农耕社会,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本也开始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之后日本与中华文化的交往一直都比较密切,在中日的文化交流中,比较著名的事件有秦朝时徐福东渡的传说,隋唐时期日本派遣到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以及鉴真东渡。隋唐时期,是中日各种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是日本“百事皆仿唐制”的“全盘唐化”的时代,“唐风”文化在日本盛极一时。这一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一直延续到9世纪下半期,从那时起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开始在唐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和融合,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进行融合、改造,日本实现了由“唐风”向“国风”的转变。
3、欧洲文化
日本幕府统治的末期,16世纪时,“兰学”已开始传入日本,“兰学”是由荷兰人传入日本的,荷兰是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后唯一能与日本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在交往的过程中,荷兰人将欧洲的文化带到了日本,日本人将荷兰人所带来的文化称为“兰学”。在中国的鸦片战争及1853年的日本“黑船事件”之后,一些日本的有识之士开始广泛地探讨欧洲文化。明治维新之后,“洋学”盛行,日本一切都开始效仿欧洲,广泛的派遣政府官员、留学生等去欧洲学习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技术技艺等等。这种关于西方的崇拜一直持续到1904年的日俄战争后。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了欧洲强国俄国,认为自己已将欧洲文化学到家了,可以毕业自立门户了。
4、美国文化
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单独占领,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显著地改造,日本也开始了第三次学习之旅。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大量涌入日本。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制度、行政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等进行了改造,建立了一套新的制度;美国人也把自己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哲学带到了日本,并通过自己为日本人建立的一套制度发挥影响;美国利用自己强大的舆论攻势传播美国文化。今天,美国文化对日本人的作用随处可见。
二、 日本的文化和对外联系
日本文化在现实的对外联系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日本的外交有着深刻的作用。日本文化的三个方面:武士道、义理观与耻感文化在日本的对外联系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1、 武士道精神
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极为称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将其喻为日本的“英国大宪章”,他认为“武士道乃是要求武士遵守的,或指示其遵守的道德准则的规章……,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忠”,武士应当绝对的忠诚于自己的主人,日本文化在吸收中华文化时剥脱了“仁”的重要性和地位,关于武士是不应该存有这样的观念的,其绝对价值观念是忠诚。封建时代,武士要忠诚于自己的领主,明治维新后,日本武士所效忠的唯一对象是天皇,天皇在日本拥有者崇高的地位,天皇是人神,是天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因此,日本军人都要无条件的服从于天皇。日本人将以昭和天皇名义发动的二次世界大战视为“圣战”,如果承认了战争的侵略性就等于否定了天皇的权威。
二战后,法西斯式的武士道虽然在形式上已经消失了,但是,武士道的精神内容并没有随之消失,其重要的载体之一就是靖国神社。最近几年,日本首相和内阁大臣以及议会议员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的体现。尤其是在小泉纯一郎当政时,不惜牺牲与亚洲诸邻邦的外交联系,不顾一切地屡次率众参拜靖国神社,这足以体现武士道精神在当今日本的巨大作用力。日本人认为靖国神社里供奉的都是为天皇尽忠而死的武士,理应得到拜祭,中曾根康弘1982年就任首相后提出,要进行“战后总决算”,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做“政治大国”,“他认为:‘关于那些为国捐躯的人,国家应有个感谢的场所,天经地义的。’”
2、 集团意识
东亚民族都存在强烈的集体主义或者集体意识的思想,但是,日本的集团意识有着自己的特点,这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点:日本人严格遵守着“内”与“外”的区别,每个人都要从属于一个集团,个人要对集团尽自己的义务一致对外,集团为个人提供保护;在集团内部强调个人绝对服从于集团;集团内部不突出强调个性,任何人都应该努力做到和集团保持一致。日本人的这种集团意识使外来者很难融入到另一个集团的内部,尤其是关于外来民族或外来人口,即使在日本生活很多年的外国人也很难进入到日本人的圈子里。日本人普遍认为本国的农产品要比进口的农产品品质上好的多,即便是贵数倍,日本人也愿意购买本国的农产品。
具体到国家联系的层面,日本人的这种意识尤为明显。日本在二战经济实现腾飞后,凭借其经济实力在海外大肆争夺市场,而其国内的市场却对外国人设置重重的限制,不愿对外国人开放,这引起大量的贸易冲突,例如日欧贸易冲突及美日贸易冲突。最终通过谈判,日本开放了更大的市场,但是,西方发现外来产品和外来公司很难打动日本人。日本在二战将要结束时,喊出“一亿人玉碎”的口号,以及战后在面对战争罪行是提出的“一亿人总忏悔”和“一亿人总反省”的口号,都是一种集团意识的体现,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总忏悔”和“总反省”并不是一种良好的认罪态度,它以日本全体国民代替战争发动者成为侵略战争的责任人,实际上是为战犯逃脱责任。
3、耻感文化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将耻感文化看做日本文化的根源,是日本民族的根本文化特征。她认为“真正的耻感文化依赖外在强制力以达到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赖内化的罪恶自觉,耻感是对他人批评的反应……不管情况为何,耻感都是强烈的强制力”。这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是一种他律性的文化,是一种需要强制力才能够使自己感受到罪恶,日本人的耻感文化缺乏是非标准,没有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别,更不会有中国人所常说的“良心”,也就是说日本人的文化中没有“仁”的概念。仁是被排斥在日本的文化体系之外的,日本耻感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重视名誉,个人的名誉或者家族的名誉比其他的一切都重要,个人为了捍卫名誉可以不惜一切,名誉比正义、良心等都要重要。
要使耻感文化发挥影响则需要强制力,或者是为了捍卫名誉,因此,认错关于日本人来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众认错只会败坏自己的名誉。作为国家和一个整体,日本和日本人不愿意承认侵略也就不难理解了,要他们承认侵略,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是在当众认错,是在摧残自己,因此,日本人不断地美化历史,公然否认过去的侵略历史,不断修改教科书,制造了教科书问题。而与之相对应的,当日本受到外界的强大压力时,便会“良心发现”,采取道德自律,典型的事件是慰安妇问题,日本对这一问题时而否认,时而承认。2017年7月3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战中的随军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的决议,这对当时的安倍政权无疑是个打击。2017年3月初时还否认此问题,26日在美国众议院对此议案进行讨论时,安倍以首相身份对此道歉。因此当今中日联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还不够强大,日本还不甘心落于中国的下风。要使日本老实一些的最根本办法就是,尽快地增强我们的国力,使之显著超过日本。
参考文献:
[1]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2]刘江永.《中日联系二十讲》.北京:中国人民学院出版社,2017年
[3]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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