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纳和融合。可以说，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儒学、律令制度、汉字、佛教、技术都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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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文化 日本文化 律令制度 儒学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纳和融合。可以说，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以及佛教等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中日文化，师徒名份，早在唐朝就已定论。正是在中国文化的巨大作用下，到公元4―5世纪日本就渡过了蒙昧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
第一，儒学对日本的作用。
汉朝曾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大批汉人从朝鲜移民日本。据井上清的《日本历史》记载：雄略天皇时期（457―479年），在日本的大陆移民就多达18000人之多，日语论文，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传播者。公元三世纪，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到公元五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较好地应用汉字了。继体天皇七年（513年），日本建立了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熟谙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人才。到圣德太子（593―621年）时代，日语论文，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的文明制度。一千多年来，《论语》和《孟子》在朝鲜和日本成为精神修养和文化素养的教科书。
第二，律令制度对日本的作用。
公元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发动政变，皇极天皇退位，革新派拥立孝德天皇，以中大兄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僧/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顾问），建元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新政府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废止私有土地、部民，行公地公民制，皇室贵族、地方豪族的部民和屯仓、田庄，均收归国有，但保留朝廷的手工业部民，国家赐大夫以上的高官以食封。确定中央、地方的行政区划和组织，中央分京师和畿内。地方分国、郡、里。整备军事、交通制度。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世袭制。编制户籍、计帐，行班田收授之法。废旧贡纳制，实行租庸调的新税法制度。
２０余年后，藤原不比等于大宝元年（７０１年）编成日本封建国家最完备的法典《大宝律令》，最后完成大化革新。大化革新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起点。大化革新后，日本进一步汲取中国文化，遣唐使就多达十几次，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僧。吉备真倍留学17年，回国后在日本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典章制度，官至右大臣。
第三，汉字对日本的作用。
日本在汉字传入之前没有自己的固定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利用这种措施写成的，因而称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公元8世纪，留学生吉备真倍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高僧空海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了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随着平假名、片假名的使用，日本文学出现了日语的表现形式――和歌和物语文学，但在内容上也同样受到中国诗文以及古小说的作用。在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中随处可见中国六朝诗以及唐小说《游仙窟》的痕迹，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被指出是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启发。
第四，佛教对日本的作用。
当时日本派出遣唐使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中国学习佛教理论。日本虽然佛教盛行，但是受戒制度尚未确立，中国的高僧鉴真和尚为了弘传佛法，毅然前往日本传道。途中遭遇七十余次危难，历时十二载，以至双目失明，才终于抵达日本，为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信徒授戒，并开创律宗。鉴真还携去数百卷佛经，东大寺设置了写经司，从鉴真处借出经卷加以抄写。鉴真由此受到日本人民的敬爱，直到死后一千多年的今日，日本在鉴真圆寂之日还要举行纪念活动，可以说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第五，佛教对日本的作用。
中学教材初中第一册《第5课 海内存知已》，有两幅货币插图，一幅是《开元通宝》，一幅是《和同开/》。“开元通宝”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始铸，主要是铜质、铁质，多为私人民间盗铸，又叫开通元宝，为圆形方孔，通宝用了1300多年至清。因此开元通宝为后世通宝、元宝之起源。为什么叫“开元通宝”呢？通宝为通行宝货之意，统一货币的称谓，以后各代所铸钱币大都是以当年年号纪年，且形制尺寸、大小重量与开元通宝差别不大。结构严谨匀称，方圆兼济，隶书中带有楷意。
和同开/是我国考古人员于1970年10月在陕西西安市南郊发现的五枚日本银钱，圆廓方孔，名曰和同开/。“/”是“/”字的简化，“和同”是日本奈良朝代和铜年号的省略，西安出土的“和同银币”始铸于和铜元年――即公元708年，此时正值唐中宗景龙二年。从两货币形状看，日本受中国圆形方孔钱作用，也说明日本思想上深受中国天圆地方观念作用。
第六，技术对日本的作用。
日本的技术同样深受中国的作用。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时，“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中国的瓷器、丝绸、制铜、制铁等技术传播到日本。建筑方面，日本建筑早在公元1世纪便形成了自己基本的特点，即使用木构架，通透轻盈。这些特点可能是在中国南方和南洋各地的作用下形成的，也是因为日本岛屿上盛产木材的缘故。后来，中国的作用显著地占了主导地位，木构架采用了中国式的梁柱结构，甚至也有斗拱。它们平行排架，因此空间布局便也以“间”为基本单元，几个间并肩联排，构成横向的长方形。它们具备了中国建筑的一切特点，包括曲面屋顶，飞檐翼角和各种细节，如鸱吻、扇等等。于是，大致可以说日本古代建筑隶属于中国建筑体系。京都是在公元794年仿照中国唐朝的都城长安建造的，不过规模要小很多。京都城市道路呈棋盘状，贯穿南北的大街朱雀大道将城市分为左京和右京。京都的各个建筑都体现中国隋长安的风格。
参考文献：
［１］日本历史.
［２］源氏物语.
［３］中学教材初中第一册.第5课 海内存知己.
［４］后汉书.
［５］日本古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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