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江户时代由町人（生活于城堡附近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兴起的主流文化思潮对日本《诗经》学有重大作用。江户前期的《诗》学独尊“朱传”，理论创新的源动力严重乏力。町人文化崛起之后，情势大变，新见迭出。以人情《诗》学为契机，不仅涌现出大量新《诗》著、新观点、新派别，而且促成了日本《诗》学自觉时代的全面到来，开辟出一个崭新的《诗》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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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江户时代；町人文化；日本；《诗经》；人情
[中图分类号] G0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7）01―0085―04
一
作用江户时代思想界、学术界最巨大的力量无过于町人文化的崛起，作用江户中后期近二百年《诗》学探讨的力量，也无过于町人文化的盛行。赵德宇先生谈及江户文化对近现代文化作用时，首先提到的就是町人文化，“在这些传统文化中，町人文化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所谓町人文化，他还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至元禄时代（1688-1703）町人阶层的经济实力显著增长，使日本社会出现了追求人生享受的奢侈之风，显示出向往人性自然的生活意识，从而生成了代表町人阶层的町人文化。”[1]也就是本文即将研讨的町人文化。江户前期的《诗》风，受明代前期的《诗经》探讨，及朱子学被奉为官学的文化背景的深刻作用，暴露出唯《朱传》是从的单一死板的弊病。这些《诗》著虽为日人所作，却鲜能看到他们自己独到的理解，毫无生气可言。从现存不多的江户前期的几部《诗》著看得清清楚楚。代表官方经学发展形态的林恕的《诗经私考》如此，来自地方教学机构的松永昌易的《头注诗经集注》、中村惕斋的《笔记诗集传》亦复如此。正如江户末期汉学家仁井田好古所言，“明氏科举之制，于《诗》独取朱一家，著为攻令，于是天下无复他学。此风延及皇国，毛、郑虽存，皆存而不讲，古义湮晦莫甚于此。”[2]此种《诗》风一直延续到元禄以来由町人阶层的崛起带来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型，才发生了根本的改观。以古义学派的创始人伊藤仁斋的《诗》学观为端倪，之后涌现出一大批极具个性特色的《诗经》著述，促成了日本民族特色的《诗》学的最终形成。据日本学者江口尚纯先生统计，江户时期《诗经》著述近500种，[3]是《四库全书》与《续修四库全书》所收诗类总和的近四倍。且大部分作品产生在元禄以后。所以说江户时代町人文化的风行是作用江户中后期《诗》学探讨最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二
町人文化的崛起源自于町人阶层社会地位的抬升。1603年，德川家康在征服了日本各地的割据势力之后，迫使天皇封其大将军职，并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日本历史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江户时代。刚刚经受战争洗礼的日本民众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江户前期的日本社会相对稳定。然而元禄以后，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导致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市民阶层的增多。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町人阶层，迫切要求改变其在幕府初期士农工商身份等级制度中的卑微地位，“它体现了某一阶层或团体对现有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不满。”[4]在得到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后，町人成为事实上的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弄潮儿。社会风气也由此悄然发生变化，初期建立在朱子学伦理道德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为商业社会的利益优先准则所取代。山县大贰在《柳子新论》中痛斥道：“当今之时，士气大衰，内无廉耻之心，外无匡救之助。上废天职，下误人事。蚩蚩与商贾争利，妨农伤工，残害以称威；饱食暖衣，安逸以称德。日食其粟，日用其器，不知所以报之。骄奢成俗，身贫家乏，秩禄不赡，而仰给于商贾，假而不还，争论并起。……且大商之于富也，居货万计，奴婢十数。家室器用，锦绣珠玉，皆我所不足，而彼则有余。是以封君俯首，敬如父兄。先王之所命爵位安在哉？德义之教辍矣”[5]又说：“民之在闾巷也，善鬻者富，善耕者饥。视之先王之典，岂不异乎？且其为吏者，不学无术，唯知钱货可贵，而见利废义。则商贾之权，上侮王公，下凌朝士。使工如奴隶，视农如藏获，厚生之道亡矣。”[5]造成这种“德义之教辍矣”、“厚生之道亡矣”的社会现象产生的文化生态，正是町人文化的兴起。由町人创造的町人文化确立了其在社会主流文化思潮中的主导地位。
湖南学院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7年第1期张小敏：日本江户町人文化与《诗经》探讨 同样受世俗文化的作用，生存于社会底层的广大文人阶层，从物质生活到价值观念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元禄、享保年间，纯粹的经学探讨不足以维持儒生基本的生活需要。为生活所迫，他们或结交豪门望族，或替他人写作汉诗文，或参与古董的鉴定和买卖，以获取资助或利润。龙草庐就曾为人作诗文，赚取稿费。根据稿费的多少决定诗文的好坏和长短。皆川淇园是有名的大儒，常有人请他作诗、画画、写字，他根据出资的多少决定篇幅的长短和质量。江村北海教授汉诗或替人修改汉诗都是有偿的。所著《日本诗选》，好名之徒可通过上交“纳刻费”获取入选的资格。菊池五山的《五山堂诗话》如出一辙，不仅收录名人名作，一些质量低劣的诗作也可通过缴纳“版面费”的形式刊载。纳钱较多者，五山的评语多美言几句。纳钱较少者，免不了被他数落一番。且年年出版，成为以赢利为目的的定期刊物。[6]大/诗佛在《梧窗诗话序》中说：“世之采今人之诗为诗集，论今之人诗为诗话，以炫名射利。”[7]文人高贵的灵魂为生活所迫，日语毕业论文，在环境的浸染下已然变得俗不可耐。原本立言、立德、立功的纯粹的学术行为，变成了一种带有浓郁商业气息的生存手段。
当这种世俗价值观表现在文人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文学艺术领域也形成了一种尊重生命、宣扬情欲的思想潮流。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代表的人情论文学观，成为江户中后期的主流文学思潮，作用到小说、戏曲、汉诗、和歌等多种文学体裁，且出现了以人情为本的浮世草子、净琉璃、歌舞伎等多种俗文学模式，迎合了世俗的需求。浮世草子不同于以前的假名草子重道德教化，重实用功能，而注重性与爱的大胆揭示。主题不外乎描写男欢女爱，以秦楼楚馆为背景，通过曲折的恋爱故事，塑造一批不受门第约束，以爱情为人生第一要义的人物形象。江户前期的净琉璃剧本题材，多集中于表现上层武士和贵族的勇武忠义精神及神佛灵验。17世纪后期，有“日本莎士比亚”之称的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开创性地写作了一批描写平民生活的社会剧。他的社会剧，多以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男女之间的桃色事件为题材，怀着深厚的同情心来表现沉迷于市井生活中的男男女女的哀愁，诉说他们纯真的爱情被金钱万能的社会所吞噬的悲剧。日本戏剧中另外一种艺术形式歌舞伎，享保年间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改革后的歌舞伎的重要一支，侧重于反映工商业社会的人情世态，将世态生活歌舞伎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商人形象不仅成为文学重点表现的对象，而且人性本能的追求不再是伦理社会下难以启齿的话题，反而成为大肆宣扬的主题。此时的绘画领域也出现了相同的审美情趣，突出的表现在“浮世绘”的产生和流行。浮世绘内容大部分是美人画和艺人画，艺术形象多从生活于花街柳巷中的娼妓、艺妓中取材，充分呈现她们的情色美，主要为满足町人阶层和广大庶民的欣赏需求。 肯定自我、高扬人情的社会思潮自然作用到学术探讨。旨在重建日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国学探讨，是江户中期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其理论体系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提出著名的“物哀”论。他的物哀论内涵丰富，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尊重人性中的情感因素。二是主张恋爱最能体现人情的真实，“知物哀”就是知恋爱之真情。叶渭渠先生说：“本居宣长提出‘知物哀’论，首先是对人性的肯定，更是对人的自然欲求的肯定。”[8]并且，本居宣长有意识地将“物哀”论应用到和歌理论的构建之中。他明确地将和歌与伦理剥离，以能否形象地传达人物的心灵世界，作为衡量著作优劣的标准。他的《排芦小船》云：“歌之本体，非为裨补政治、修身而设者，唯道心之所感，而无其他者也。”“无用于政道之和歌，何以取用以助天下正道乎？和歌既出于上下君臣各自所思所感，则居于上位之人，取而观之，则可预知下民之情。而人君不可不知民情世态而深察之也，贵人居于深宅之中而详知下民万人万事，取咏其所思所感之和歌而观之察之。如此则知下民情态莫宜于和歌矣。”[6]此论调显然继承《诗大序》和孔子《诗》论而来，但又有所不同，《诗大序》主张《诗》发乎情，更要求止乎礼义。而本居宣长的和歌论只为强调诗歌抒发感情的本真，与伦理干系不大。
正如町人文化给予日本国学探讨的作用相一致，江户时代町人文化对日本《诗经》探讨的作用，究其要者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高扬人情的社会思潮，使《诗》学由“崇理”转向“崇情”。另一方面肯定自我的社会思潮，使《诗》著带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呈现出多元阐释的新趋向。三
町人文化对日本《诗》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新《诗》著、新流派的不断涌现。一直到江户中期，《诗经》在日本长达一千三百年的接受史中，仅可以看到数部《诗经》作品，而且从这些作品中，几乎听不到日本学人自己的声音。这不能不说是日本《诗》学史上一段相对苍白的历史时期。而到了町人文化兴起的江户中后期，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现存的江户时期约一百五十多部作品中，有超过百分之九十出现在江户中后期，而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这些作品中，他们各自固守自己的学术理论，形成了与朱子学派不同的各种流派。[9]如以伊藤仁斋、太宰纯为首的文学探讨。以中井积德、皆川淇园为首的异学探讨。以冈白驹、户崎允明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尊序抑朱”。冈白驹《毛诗补义序》曰：“舍是（《诗序》）伥伥然乎，去圣千五百年之后，妄揣作者之意，就其说虽高乎，竟是郢书燕说已。”[10]显然是指斥朱熹废序说诗。因此遭致朱子学派的攻击，山口景德曰：“朱子序以《春秋》劝善惩恶之义发诗旨，可谓深切矣。冈千里（即冈白驹）嗤之，谓诗以达人情世态世运耳。近世异学轻浮，不深造之过，皆此类也已。”[11]户崎允明《古注诗经考》借明郝敬语表达了其《诗》学立场，“三百篇高绝千古，惟在其寄兴悠远矣。如非善读古序，谁达作者之意与圣人删定之旨哉！”[12]说《朱传》“不可以为诗”，且多有诟病。《叔于田》篇曰：“不知诗者之言，而废序之僻见也。”《木瓜》曰：“朱熹一废旧序，终弃圣语甚哉。”《考/》：“此谬总出于废旧序矣。”以赤松弘、猪饲彦博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杂采汉宋”。赤松弘《诗经述》以《诗集传》为底本，将小序首句美刺主旨，化解到《朱传》的叙述中，同时掺入自己的思考。弘其实是努力在汉宋之争中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消解二家之矛盾，使之合理融合。猪饲彦博《诗经集说标记》汇集汉唐以来诸家之说有可据者熔铸一体，显示出注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开放的学术态度。这一点从其书名“诗经集说”中也可窥见一斑。以稻若水《诗经小识》为起点的日本《诗经》名物探讨，于18世纪初诞生并迅速繁荣，看似与町人文化无涉，实则也是在疑朱思潮泛滥之下才出现的。
其次，新的《诗》学观点层出不穷。尊重生命，肯定自我是町人文化核心内容之一，其作用于日本思想界，使日本学人发现了自我生命的价值。原初朱子学主导的一元价值观开始发生分裂，出现了多元取向的新发展。“自此其后虚骄成风，天下如狂甚者，至于有谓圣经不足敬，古人博物文章德行皆不足信者。”“是以经无适守，家唱异学，古注新注皆束高阁，只以白本从事。”[13]“鸷论劲说，以恐喝一世。夫厌故喜新，人之通情，是以古学之名，竟动海内。”[14]从以上的描述中，足可以看出当时学人挣脱传统，求新立异的愿望和勇气。中井积德认为，孔子《诗经》删本遭秦火而亡。汉以后学者皆以未删本传疏，故谬以千里。于是他重新删《诗》，以求恢复孔子《诗》本原样。经其努力后，删掉34篇诗，不仅风、雅、颂内部诗篇有次序调换的现象，风雅颂之间也有置换的情况。并自信地说从此雅颂各得其所，命名其书曰《古诗得所编》。皆川淇园《诗经绎解》则把《诗经》视作道德内修的形象表述，诗中的意象全被用来比喻道德性命，以《诗》为基点构筑起一个强大道德说教体系。说《关雎》是“此篇言拟思中德而求实与相配也。”说《硕鼠》是“此篇言德性唯在其所存之，苟不存其存，将必亡之也。”说《蒹葭》是“求君子不可于仪貌自成者，而当从中德求之也。”他的观点算的上是古今中外亘古未见的奇说。诸葛蠡《诸葛诗传》仿《毛诗传》得名。一般而言，同类作品鲜有以自己的姓氏直接附“传”字称名，以示作者谦虚谨慎的态度。《诸葛诗传》则摆出与《毛传》、《朱传》相提并论的高调姿态。最甚者还不仅如此，他说《诗序》是“不知诗意者所作，大害于本久。”[15]自己亲自为《诗》立序。如序《葛生》曰：“妇人哀夫死于异地而所作也。”序《蒹葭》曰：“言求贤者避世不得也。”序《月出》曰：“陈美人劳心之状也。”斋藤高寿《复古毛诗序录》对于“六义”，则提出与传统说法截然不同的新解。曰：“诸侯风化之及邦内谓之风”，“王者政教之及天下谓之雅”，“比者谓比喻草木等自然有斯理”，“兴者谓感兴鸟兽等自然有斯情”，“赋者，配赋己之志讽诵之之义也”，“颂者，宗庙之义也”。[16]有关大小雅，他也提出了异说。把《大雅》中《民劳》至《召/》十三篇置于《小雅・湛露》篇下。理由是这些诗歌是幽、厉、宣王时诗，属变雅。正是因为这些“离经叛道”之作的大量涌现，幕府才不得已紧随宽政改革的步伐急忙推出“禁学”运动。 再次，町人文化中的“崇情”思潮促成了《诗经》学由经学探讨向文学探讨的转变。由上可知，町人文化在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深刻地作用，最大的变化体现在由原先的文以载道功能转变为独抒性灵，在文艺界形成一股“崇情”的新潮流。关于《诗》学，则出现了由原初对《诗》之义理的阐释，转向对诗人内心世界的体味。《诗经》人情观的大力倡导正是文学探讨的早期形态。伊藤仁斋最先嗅察到主流思潮的变迁，对朱子“诗”学首发其难，提出“《诗》道性情”说。他说：“古之载籍，日语论文题目，若《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春秋》以道名分，格局既定，体面各殊。惟《诗》出于古人吟咏情性之言，而无勉强矜持之态，无润饰雕镂之词，是以见者易入，而闻者易感，故圣人取焉。”[17]又说：“人情尽乎《诗》……夫人情无古今无华夷，一也。苟从人情则行，违人情则废。苟不从人情，则犹使人当夏而裘，方冬而葛。”[18]他认为人情才是《诗经》的本质所在。太宰纯《朱氏诗传膏肓》继承伊藤仁斋《诗》学观而来，开篇即言：“甚矣，仲晦之昧于《诗》也。夫《诗》者何也？人情之形于言者也。”[19]并对《诗》的语言艺术略论细致入微，强调其用辞美、韵律美和通俗美。伊藤仁斋的后人伊藤东所秉承家学传统著有《诗解》，将《诗》比作“活物”，“夫《诗》活物，千变万化不可量。”《诗解》一书与传统传疏有所不同，诗中所涉人物事件的准确与否，不是其关注的重点，而更擅长于捕捉诗人微妙的心理悸动。总之，伊藤仁斋以后的大量《诗》著，尽管离完全意义上的文学探讨还有一定距离，但“《诗》道性情”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他们无不把其作为释《诗》论《诗》的根本出发点。更有甚者，“随着商业发展带来的市民文化需求，甚至也把《诗经》纳入到俳谐、川柳等通俗文学的表现范围之中，甚至有的好文之士，尝试用日本的戏剧形式来宣扬《诗经》，这些都是以往没有的现象，可以说在中国也不很多见。”[20]他们以群体的力量彻底改变了日本《诗》学的走向，一个崭新的《诗》学时代并由此开启。笔者认为，日本《诗》学特质的形成是以《诗经》文学探讨意识的萌动真正开始的。而在其中扮演催化角色的因素无疑就是町人文化。王晓平先生对伊藤仁斋等人的《诗》道人情说有如下评说，“伊藤仁斋等人提出的诗传人情之说，太宰春台等人对劝善惩恶诗说的抨击，都不能不从町人世界观、价值观的蔓延来解释。” [21]我们从中更能看清《诗经》文学探讨与町人文化之间的必然关系。
町人文化是给日本《诗经》学注入的一针强心剂，在它的影响下，铸就了《诗经》在日本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时期。如果从日本《诗》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为起点，那么具有真正学理意义上的日本《诗经》学史，其实是从18世纪初才正式拉开帷幕的。而在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社会生态因素，则莫过于由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町人文化的高涨。因此，探讨日本《诗经》学史，町人文化与日本《诗经》探讨之联系，是我们必须首先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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