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善于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民族。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在各个方面受中国的作用甚深。尤其是在文化方面，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得到了日本政论的推崇，提倡孝道，国民诵读《孝经》。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定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探讨。中世纪的日本在引入儒家思想和制度方面，几乎进入了狂热阶段。尽管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和魂汉才”文化取向转向“和魂洋才”，在制度和技术上全面效仿欧美，但在伦理道德上仍将儒学道德作为国民的基本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虽然大力引进欧美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措施，但是其价值观、道德规范仍然建立在传统儒学基础之上。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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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传统文化蕴含着管理学观点
“人为邦本”:对于对象管理，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施实得于民”；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见《论语・子路》),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运用在现代管理中，就是要重视人的管理，关心下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促进事业的发展。
“人之能群”:儒家的管理组织理论集中体现在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所谓“分”,作为组织结构、伦理结构、职业结构等,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有了紧密的组织架构，就会便于人员和机构的密切配合，在工作当会提高管理效能，进一步推动事业的发展。
“正己正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类同于现代管理中的指挥管理理论,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这种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措施,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
“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反映在管理中就是协调管理。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管理中,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准则，也有利于公司沿着既定的目标发展。
“自强不息”: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都反映了自强不息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应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中国古典文化对日本公司文化的作用
很多日本公司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公司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论语》《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的基础之上的。
日本公司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仁、义、礼”三学。仁学，是儒学的核心思想，注重“人”与“人际联系”，抬高人的地位，强调人的影响。其核心是“修己”与“安人”，即安人必先修己、诚以待人、和以待人、以德服人等。日本公司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学培训，如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学”即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公司内良好的人际联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
义学讲求经权变通之道，即权宜之变。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公司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他们讲求施义，要求公司每个成员大义和变通，不断因时因事因地求变，而且能够在变中创新。日本大丸企业在创立以来的两百多年中，一直奉行“先义后利”的经营宗旨，始终坚持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学，教学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大丸企业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公司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企业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礼学是规矩之学，讲求行为规范之道，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日本公司要求每个成员都应依照自己所处地位，去扮演合适的角色，表现合理的行为，日语论文题目，使每个成员工作行为合理化，生活行为秩序化。日本一些公司家很善于迎合日本人尊孔心理，应用孔子思想，直接劝导职工。如日本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对新进住友的职工讲道：要在住友建立事业，头一件事就是要做一个尽本分的人，即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尽本分，就是要职工安于本职工作，遵守公司规章制度。
日本公司家非常推崇孙子“上下同欲者胜”的思想，将其与儒家思想结合创立了温情主义的合作型管理模式。他们又积极将《孙子兵法》运用于公司管理，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不少公司将《孙子兵法》规定为管理人员必修课，组织管理人员轮训学习。日本麦肯齐企业董事长大前研一认为：“没有哪本书能像《孙子兵法》一样为我们提供如此丰富的管理思想”。日本前东洋精密工业企业董事长、经营评论家大桥武夫，在公司濒临倒闭之际，惊喜地发现运用《孙子兵法》有助于经营，便将其运用于实践中，很快使公司起死回生。他写了一本专著，名为《用兵法指导经营》一书，引起经营界巨大反响，成为日本畅销书。他说：“这种经营方式比美国公司经营更合理、更有效”。
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市场是瞬息万变的，经营者应依据市场变化灵活采取对策。索尼企业运用这一思想取得了成功。50年来，索尼“以正合，以奇胜”，不断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新产品，占领市场，支撑公司发展。
孙子在《虚实篇》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这种思想已成为日本公司的重要战略思想。许多日本公司避开市场竞争主战场，独辟蹊径，开辟无人涉足的细分市场，一举获得成功，达到了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的效果。如任天堂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原是一家生产扑克牌的小企业，1980年独辟蹊径开发出普及型家庭游戏机，打开日本市场，1986年推出适合美国家庭的游戏机，又开辟了美国市场，进一步席卷欧洲市场，成为家庭游戏领域中的巨无霸。
早在公元1689年，《三国演义》就传入日本，被译为日文，称为《三国志》。在日本，读《三国》，用计谋，改善经营管理，调动员工积极性之风盛行，使《三国演义》焕发了勃勃生机。松下幸之助非常推崇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把忠诚、合作、报恩、报国作为公司精神，把任人唯贤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日本公司界认为，松下幸之助善于应用诸葛亮谋略，因而建立了一个“松下王国”。诸葛亮的用人之道有一条是“破格录用”。松下幸之助也是“用人里手”，上世纪70年代，日本公司遭受石油危机冲击，面临经营困境，松下幸之助毅然破格提拔在26个董事中名列第25位的普通董事山下俊彦为社长。山下俊彦不负“知遇之恩”锐意进取，使松下集团继续在世界电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许多日本公司管理者认为，日本的每个企业各领一支人马，各产一种或几种拳头产品，逐鹿市场，谋取利润，日语毕业论文，这与群雄割据的三国何其相似，学习《三国》谋略，非常有助于在市场争夺战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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