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志文化对日本史志文化文学作用探寻[日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日语论文 责任编辑:花花老师
更新时间:2017-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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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志文化是中华文明、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日本地方史志的编纂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官修史籍也曾达到空前的规模，史志文化得到全面发展。本文从日本史志渊源、中国地方志对日本史志编纂的作用和中国史志文化对日本社会文化文学作用进行对比探寻，明晰中国史志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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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史志；文化；文学
一、日本地方史志历史渊源
日本地方史志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初期的风土记。风土记是记载地方的自然状态及人民生活、风俗民情等内容的书籍。这种书籍明显的以特定地方为记录范围，且所涉及的对象成为后世地方志的中心内容，因而被后人奉为地方史志的源头，先后出现了《新编武藏风土记稿》《常陆风土记》等最早的风土记作品。政府对各地风土记的编写一直非常重视，经常发布命令申明态度，了解进展，催促落实。在日本学术界，一般称近世（指江户时代）以前编纂的风土记为旧风土记，近世以后大量出现的风土记为新风土记。旧、新风土记之间有着前后继承的联系，与旧风土记比较，新风土记的记载更为详细，内容更为具体，名称、种类更为丰富。名称的变化反映了内容与体例的变化，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出现了不少介绍名胜古迹、具有导游性质的地方史志书籍。15世纪以后，随着庄园制的解体和乡村制的成立，村民们开始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这种历史书以村的由来、村内领主的变迁、村民先祖的系谱、村之间的争斗等为记述对象，一般称为旧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旧记的编写进入兴盛期，由于村落纳入国家行政系统和地方自治的成立。作为地方自治担当者的村领导层，一方面作为村领主的后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应村民对地域的关心从而提供必要的信息，担负起撰写以村为中心的地域历史的重任。明治天皇上台以后，为了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政府必须对国情有正确的了解与把握，为此十分重视地方志书的编纂。明治二年（1869）七月，在民部省下设立地理司，详细记载郡国的地图户口名簿及租税多少，记录全国的经纬度、山川江湖海岸岛屿的位置、府藩县管辖区域和州郡村的建置等方面的内容。军事部门出于军事目的，也要求各地编纂地方志，明治五年（1872）九月，政府在正院中设置地志课，由此揭开了皇国地志编纂的序幕。责成各省（即中央各部）、府县依据前此陆军省所颁诸条令，收集资料，记录成书，各地基本上遵行政府的命令从事地方志的编纂。
二、中国地方志流入日本对日本史志编纂的作用
日本搜集中国地方志的历史相当久远，日语论文题目，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在海外首屈一指。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主要通过商业贸易的方式获取方志。19世纪末至抗战全面爆发前，方志流传日本，既有书商的输入，也有赠与，但主要是日本利用“庚子赔款”举办所谓“对支文化事业”，利用其文化机构与来华人员，以购买为幌子，对方志进行搜求。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则赤裸裸地掳掠。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一方面因战乱等多方面原因，造成方志大量散出；另一方面，日本自甲午之战胜利后，对中国觊觎日益迫切，方志的需求者愈来愈多，它们以强大军事、经济势力为后盾，大肆搜集、劫取、掠夺地方志，方志多以非传统方式流失日本，其规模前所未有。方志传入日本后的流向主要向御用图书机构集中、汇流于公共图书馆、流向著名私家文库、向学院汇集。经过多年的聚散与流变，日本已经形成了以东京、京都为中心的两大方志收藏聚集区。方志传入日本一方面拓展了日本史志、文学学术的探讨领域。日本学者不仅利用方志探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诸问题，而且还兴起了对方志学的探讨，主要表现在方志目录整理、研讨方志资料的利用、对方志本体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另一方面，效法中国的做法，移植中国修志理念、采用方志用语和体例而编纂“日本版”的地志，从而也使地志编纂成为日本文化的一个传统。比如，《大明一统志》的传入大大的作用了日本地方史志体例的变化。《大明一统志》的内容包括建置、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列女、仙释等；近世以后日本地方史志的内容基本上与《大明一统志》一致，如1792年近藤守重撰写的《上野国志》，记载了建置沿革、疆域、里程、形胜、风俗、城垒、乡名、村里、山川、租税、土产、古战场、马数、市日、社寺、古迹等内容，前引《会津风土记》和《五畿内志》也大体相同。日本的地方史志在进入江户时代以后，体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换言之，记载的事项更为详细具体了。可以说，这种变化是日本地方史志受《大明一统志》作用的结果，这只要比较一下两者的内容即可明了。
三、中国史志文化对日本史学文化、文学产生的作用
官修史籍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宣扬帝室权威而对祖先的事迹、功业进行编辑整理，并且在编修的历史中赋予统治者的意志。中国唐代为了完善了官修史籍制度，不仅专门设立史馆，建立起分工细致的修史系统，而且官修史籍也达到空前的规模，史志文化得到全面发展。日本大量借鉴、吸收唐代制度、文化之时，唐代的官修史书制度以及官修史籍直接为日本王室和朝廷所借鉴，日本“六国史”时代的修史，无论是在编撰人员、修史官制上，还是在所编修的史书上，都与唐代十分类似。“六国史”编修的时代，也是日本朝廷全力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之际，在史学方面，日本朝廷以中国史学为模范，全力学习并加以效仿。奈良时代初期，朝廷就举办了汉籍讲习班，而讲习班的内容中，便有《汉书》、《后汉书》。自圣武天皇到平安时代，朝廷一直将《史记》、《汉书》、《后汉书》、《左传》等中国经典史籍列为选拔官吏的书目。到了《日本书纪》编修之时，日本已大量引入学习了中国的史籍，并在吸收消化之后开始移植到本国的历史叙述之中。中国传播史志文化到日本的同时，我们也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教学教育措施，提高我们探讨日本语言文化的能力素质。在叙述历史的文字中，《日本书纪》将这些中国正史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移用到《日本书纪》之中。在日本近世诸多的学问当中，史学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幕府将其视为重要的统御之术，借鉴之本，武士、文学作家和知识分子将其作为必修的基础学问，江户时代兴起的各学院派中的许多代表人物，都有相当深厚的史学功底，有的甚至通过修史来表明自己的学问主张。各大文学家利用史志文化打牢自身文化基础，出现了很多名家名作。通过室町喜剧狂言的艺术风格、柳田国男的鬼怪思想、池大雅著作特征、日本气象科技发展历史等都能看到当时史志文化对他们的作用。中国史籍是近世日本史著的重要参考依据，《本朝通鉴》参考借鉴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大日本史》效仿了《史记》、《汉书》的体例和史观，《读史余论》、《日本外史》也借鉴了中国史书对于时势变化的认识和评述，《德川实纪》、《东武实纪》则类似中国历代的皇帝实录。耗费二百余年撰写而成的《大日本史》，其作用十分深远。它的价值可分为社会实践价值与史学价值两大方面。在社会实践价值上，《大日本史》的尊皇观、名分论，激励了幕末时期的有识之士，进而推动了倒幕维新运动，并在近代日本不断被改变角色，作用着整个思想界的发展变化。在史学价值上，它的编修与撰述集中体现了近世藩修史著的特色，是日本近世史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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