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的文化意义[日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日语论文 责任编辑:花花老师更新时间:2017-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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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据《旧唐书•日本传》:“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师万四千里。直新罗东南,在海中,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国无城郭,联木为栅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服之,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旧唐书》卷一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由此可知,日本立国之初文化很不发达,由于小岛众多,各自为政,国内部落之间相互攻伐,而国外又与新罗联系紧张,后来受到华夏文明的作用,才改名“日本”(太阳升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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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学习中华文明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向中国派遣“使者”,中国的文化典籍、政治律法制度及各种技艺等,都是他们学习的内容。追溯起来,日本的遣华使始于隋朝,前后共五次派出“遣隋使”。唐朝立国后,自太宗贞观四年(630,日本舒明二年),至唐昭宗景福二年(893,/日本奈良/朝宽平六年),共先后19次派出“遣唐使”,成功抵达唐朝都城的有15次。但从第6次入唐(高宗总章二年)至第7次入唐(武周长安元年)之间有长达30年的空白期,后来从代宗大历十四年第13次入唐至德宗贞元二十年第14次入唐,中间又隔了27年的空白期。893年之后,日本终止实行了二百多年的遣唐使制度。(参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广西师范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在日本的遣唐使中,有一人非常重要,也非常特别,他就是阿倍仲麻吕。据《新唐书•日本传》:“开元初,栗田复朝,请从诸儒授经,招四门助教赵元默即鸿胪寺为师。献大幅布为贽……其副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历左补阙、义王友,多所该识,久乃还。”(《新唐书》卷二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朝(晁)衡因为“慕华不肯去”,在国子监学习诗书、礼乐制度,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仕于唐,官至秘书监。后来,在肃宗上元中被擢为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他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学者和诗人,在华交游甚广,与当时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包佶、赵骅等有很深的友谊。他在唐朝娶妻生子,唐朝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天宝十二年,在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回国时,玄宗命朝衡为回访日本的使臣。朝衡的回国,唐玄宗非常重视,不仅送别场面非常宏大,而且赏赐隆重,玄宗还亲自赋诗《送日本使》:“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飚。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全唐诗逸》卷上)此诗载于日本古代文献,当可信。玄宗在表示对侍臣或异国使者的荣宠时,最隆重的赏赐之后,总会再赐诗的。这首诗表现了玄宗一方面要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的“怀义”、“王化”德泽远及东夷日本。同时赠送诗歌的还有包佶、赵骅和王维。赵骅《送晁补阙归日本国》:“西掖承休浣,东隅返故林。来称郯子学,归是越人吟。马上秋郊远,舟中曙海明。知君怀魏阙,万里独摇心。”既通过悬想旅途景况来表达惜别之意,还揣测了朝衡身归故乡而心念唐朝的矛盾心情。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上才生下国,东海是西邻。九泽蕃君使,千年圣主臣。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锦帆乘风转,金装照地新。孤城开蜃阁,晓日上朱轮。早识来朝岁,涂山玉帛均。”包诗较赵诗含义更为丰富,除了叙及朝衡归国的浩荡规模“锦帆乘风转,金装照地新”外,还表达了华夏为正朔、四夷归服的儒家观念。这种正统观念认为:中国是天地的中心,向四周远敷布施她的王化德泽,同化并惠及不开明的民族,使之懂得仁义道德。朝衡对玄宗的荣宠和友人的深情非常感激,因此也回赠一首诗《衔命归国作》:“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此诗是对唐朝皇帝和同朝为官友人赠诗的答别诗。透露了如下信息:/(1)这/次回国,是朝衡主动申请的,故有“伏奏违金阙,骖去玉津”之句;(2)这次回国又是得到皇帝允许的“衔命”辞归;(3)表达了对华夏为中心的文明观念的认同,“天中”即指中国;(4)表现了对唐朝明君的依恋和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即既恋“天中”之“明主”,又忆“海外”的“慈亲”,是一种典型的儒家忠孝观念;(5)表达了对友人的惜别深情和“怀恩”“感义”之心,“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就是这种情感心声的最好表现。
  王维的诗并序较上述诸诗,更有文化分量,可以说他巧妙地以赠别诗并序的形式,传达了朝廷的政治目的和皇帝的御意,具有宣华夏声威于四夷和敦睦中日两国友谊并希望朝衡回国后有所作为等多重涵义。全文如下:
  舜觐群后,有苗不格;禹会诸侯,防风后至。动干戚之舞,兴斧钺之诛。乃贡九牧之金,始颁五瑞之玉。我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广运,涵育无垠。若华为东道之标,戴胜为西门之候。岂甘心于/杖?非征贡于包茅。亦由呼耶来朝,舍于葡萄之馆;卑弥遗使,报以蛟龙之锦。牺牲玉帛,以将厚意。服食器用,不宝远物。百神受职,五老告期;况乎戴发含齿,得不稽颡屈膝?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历岁方达,继旧好于行人;滔天无涯,贡方物于天子。同仪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观,不居蛮夷之邸。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彼以好来,废关弛禁。上敷文教,虚至实归,故人民杂居,往来如市。晁司马结发游圣,负笈辞亲,问礼于老聃,学诗于子夏。鲁借车马,孔丘遂适于宗周;郑献缟衣,季札始通于上国。名成太学,官至客卿。必齐之姜,不归娶于高国;在楚犹晋,亦何独于由余。游宦三年,愿以君羹遗母;不居一国,欲其昼锦还乡。庄舄既显而思归,关羽报恩而终去。于是稽首北阙,裹足东辕,箧命赐之衣,怀敬问之诏。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方鼎彝尊,致分器于异姓之国。琅琊台上,回望龙门;碣石馆前,/然鸟逝。鲸鱼喷浪,则万里倒回;/首乘云,则八风却走。扶桑若荠,郁岛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苍天而吞九域。黄雀之风动地,黑蜃之气成云。淼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嘻!去帝乡之故旧,谒本朝之君臣。咏七子之诗,佩两国之印。恢我王度,谕彼蕃臣。三寸犹在,乐毅辞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归魏而逾尊。子其行乎,余赠言者。
  先来看诗序。这篇诗序搜罗众多典故,尽管星罗棋布,但都紧紧围绕华夏正声这个核心,显得庄严肃穆,表现出一种大国风范;同时又藻饰富丽,工整流畅,写得意切情深。可以说是盛唐文化巅峰时期的必然产物,也是王维散文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作。
  诗序共分五层。第一层从开头到“得不稽颡屈膝”。写自古异域之人难于教化,而唐朝皇帝由于承受天命德被四方,与友邦睦邻相处,所以远国之人都愿意来朝。从“舜觐群后”、“禹会诸侯”开始,华夏远祖就以文治武功征服不臣的部落和民族,而当今皇帝继往开来,开创了无比辉煌的盛世,推行大同理想,德泽覆盖四方,沾溉万类,以至东面以若木为标记,西边王母愿意守门,八方异域都想与唐朝友好往来,进行广泛的文化和物质交流;而唐王朝则以宽厚博大的胸襟,接纳一切友好的使节,不仅隆重接待,而且赏赐丰厚。唐皇一方面敬天畏神,另一方面克勤克俭,修德服人。这一层的所有典故围绕华夏文明这一核心,以泽布四方、敬天爱人、远人宾服为主线,既勾勒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又突出了大唐盛世的恢宏气象,虽然弥漫着一股浓厚的颂圣意识,但实际上也是民族自尊自信自豪的表现。考察当时的历史状况,王维这段笔力雄壮的历史描述,是有具体的文献记载为支撑和现实的繁荣昌盛作依据的。从受者朝衡一方来说,他16岁来华,此时已经52岁,是沐浴着开天盛世的阳光雨露成长的,他不仅受到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熏陶,而且亲身享受过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还亲自导引日本使臣参观了大唐的国家府库和三教宝殿,既观赏了国库山积的宝藏,又目睹了大殿的金碧辉煌,感受了华夏文明的渊深朴茂和海纳百川的开阔胸襟,故他接受了这种以华夏为世界文明中心的观念。他在自己的诗中说“天中恋明主”就是这种意识的流露,他对玄宗“天中嘉会朝”时“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象并不陌生,因此,对王维的这种描述他是首肯的。显然,王维在朝衡回国时讲这些话,目的是代表朝廷的旨意,是要朝衡将这种观念带回日本,同时又要让日本人民认识到:大唐虽然强大,但对四邻是敦睦友善的,是希望中日共同繁荣、和平相处的。

  第二层写中日修好与文化交流的历史状况。日本是海东大国,有君子风度,深受华夏文化的作用,不怕海风恶浪,远涉重洋,派遣使者前来中国,向唐皇进贡方物;而唐朝则对日开放海关,放宽禁令,让来华的日人满载而归。故在一些城市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平居住在一起,交往密切。这一段中日交往历史的回顾,也是朝衡亲身体验过的,故亲切感人。虽然谈的是两国之间的联系,但王维还是要将华夏核心观念再次强化。由此可见,王维的思想根深处仍然是儒家观念。写作此文时他已经54岁了,尽管他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尽管佛老思想对他作用很深,但从此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维赞同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和“天中在华”的观念。
  第三层写朝衡在中国的经历。他在日本天皇的资助下,“结发游胜,负笈辞亲”,来华“问礼”和“学诗”,苦心学习儒家、道家的经典,就像当年孔子得到鲁国国君赠送的车马,到周向老子问礼;也像吴国公子季札到郑国与子产相识,互赠礼物,并广泛结交朋友。朝衡成名后仕于唐,官至客卿,并以中国为家,这样他在中国就像在日本一样效忠。现在朝衡久历年岁,思念父母,欲回国探亲,也是人之常情。他就像庄舄虽在楚国做官,但是生病时仍然发出故国乡音的呻吟;又像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最终报恩之后离去。大唐对朝衡恩遇深厚,但是他还是选择“衣锦还乡”。这里王维大量引用《孔子家语》、《左传》、《史记》、《三国志》中的历史故事,叙述朝衡归国的情形,是建立在朝衡对这些典籍的深刻理解基础上的,既切合朝衡在华的履历,又吻合他归国时复杂的心理状态。王维为什么不直接说明,而要应用这些尽心搜集的典故呢?我认为主要是强化渊深博大的儒家精神,让朝衡回国时携带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是王维此序的目的所在,当然也是骈文格式规范的体现。
  第四层转入对朝衡旅途的想象并抒发深切的思念情怀。朝衡的这次回国,皇帝非常重视,既举行空前隆重的仪式,又赐“命服”,还有给日本国君的友好诏书和大量的中国文化典籍,甚至将中国祭祀宗庙的方鼎彝尊等宝物也送给日本。这里的用典也十分讲究,始终围绕华夏这个中心展开,回国探亲说是“以君羹遗母”,携带典籍说是“传道经于异域”,赠送宝物说是“分礼器于异姓”,都是希望朝衡担当起传播华夏文明、造福日本人民的历史重任。王维的诗序很好地体现了朝廷的愿望,同时又贴合朝衡的身份。接下来描述归途奇景,显示了王维诗人的才华,这样展开他壮丽的想象:“鲸鱼喷浪,则万里倒回;/首乘云,则八风却走。扶桑若荠,郁岛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苍天而吞九域。黄雀之风动地,黑蜃之气成云。淼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虽然王维没有海上航行的经验,但是这段描写却恢宏壮观,气势雄放,应用《古今注》、《淮南子》、《山海经》、《风土记》等典籍中的词汇,展现了大海波浪滔天、鲸奔/飞、长风动地、黑气成云的惊心动魄景象,让人如临其境。而朝衡就是在这样颠簸动荡、惊险万状的大海上远行,让王维的相思之心无处寄托。以悬想行人旅途景色来寄托相思,是唐代诗序最常见的艺术手法,也是唐代送别诗的惯用措施。王维的写景艺术手法,显然在继承初唐四杰及陈子昂诗序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推进,就是想象更加奇特,境界壮阔而且气势腾涌,具有典型的盛世风采。
  第五层归结题意。朝衡这次回国是具有双重身份的,所以希望他一方面要“恢我王度,谕彼蕃臣”,另一方面要像“乐毅辞燕”、“信陵归魏”那样有所作为。最后是“赠言送别”,这“言”既指序文,也包含诗歌在内。
  综观王维这篇诗序,自始至终都紧扣“华夏天中”的核心,引用历史典故,以叙事、写景、抒情相结合的笔法,谈古论今,着重歌颂唐朝皇帝的德被四方,叙说中日两国的亲善联系,通过朝衡的还乡历程来抒发依依惜别的深情。
  赠别诗是一首五排,在这样厚重的文化背景和深挚情谊基础上张开轻松舒展的意蕴。诗曰: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
  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首联写大海无边无际,何况日本更在沧海之东,极写中日两国空间方面的阻隔,为友人的返归航程作好铺垫。次联转换视角从日本的角度来说,不知中国在何地,相隔万里,又怎能乘空而往?这四句大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可以想象中日两国文化交往的困难多么巨大!而日本竟有19次派出遣唐使的壮举,不得不让人为之叹服。王维以虚笔写朝衡回国的困难,实际上是实写其不畏艰险的精神,表达的是对传播文化、敦睦友好壮举的赞扬。三联、四联描绘航海景象。“唯”、“但”是两个表示“仅仅、只有”的范围副词,“看日”是唯一的情事,“信风”是仅有的动力,而“向国”与“归帆”则鼓满了对故国的思念情怀。在这样单调枯燥的行程中,朝衡归心似箭的心情表露无遗。这每天升起的红日在赵骅的诗中是“舟中海曙明”,每天都充满希望;在包佶诗中是“孤城开蜃阁,晓日上朱轮”,充满奇幻色彩。王维换了一种笔触,用平实简洁来表现丰富意蕴。接下来则突转为雄奇怪丽的“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即使没有航海经验的人,也能想象出海上的奇险:那鲸鱼的脊背将天空映成一片漆黑,星月无辉,而鱼眼却射出恐怖的红光,使汹涌的波涛也染成红色。黑红的强烈对比将夜空、大海、巨鱼、骇浪映衬得非常分明,一叶孤舟簸扬于苍茫的海面那是多么惊险的情境。王维诗歌善于着色和经营画面,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充分表现。最后两联,一联写朝衡在舟中思念,一联写王维因异域音信难通的惜别之情。总体上看,序文注重场面声势的描述,诗歌则侧重画面和色彩的映衬,通过这样的相互补充,展现出朝衡归途鲸奔浪恶的壮险画面,从而很好的为寄托相思服务,诗与序相得益彰,成为唐代诗文交融的代表性著作。
  承载着如此巨大的文化使命和唐朝君臣的情谊,朝衡的这次回国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但很可惜这次回国航程并不顺利。据考证,朝衡等自长安出发时已经是秋天,十月抵达扬州,拜访了著名的鉴真和尚,并求其同去日本。鉴真和尚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他从天宝元年开始,四次东渡,都因船只触礁、官府阻拦未能成功。天宝七年他第五次东渡,在海上遇风历经三年的曲折才回到扬州,导致双目失明。朝衡回国时,鉴真和尚乘坐日本遣唐使船只,第六次东渡,但不幸还是发生了,船队在琉球附近海域遇到了风暴,朝衡所乘的船只漂流到安南,只有鉴真和尚的船只最终成功登陆,后来在日本传道讲经,创立宗派,将中国的建筑、绘画、雕塑和医学技艺传到日本,而作为文化大使的朝衡最终还是在两年后折回长安,经历了安史之乱,在肃宗上元中被任命为安南都护,于大历五年卒于中国,终生未能返回故土。
  王维的这篇诗序和诗歌反映了一个不可再现的盛世,不仅他本人以后的诗文中再难见到如此雄壮的笔力和景象,而且在唐代此后的相似的赠送日本遣唐使诗与序中也鲜有这种气象。这里可以中唐元和元年春天,朱千乘在越州送日本遣唐僧空海归国的诗序作一比较。
  《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并序》:
  沧溟无垠,极不可究。海外僧侣,朝宗我唐,即日本三藏空海上人也。解梵书,工八体,缮俱舍,精三乘。去秋而来,今春而往,反掌云水,扶桑梦中,他方异人,故国罗汉,盖乎凡圣不可以测识,亦不可知智。勾践相遇,对江问程,那堪此情。离思增远,愿珍重珍重!元和元年春姑洗之月聊序。当时,少留诗云:“古貌宛休公,谈真说若空。应传六祖后,远化岛夷中。去岁朝秦阙,今春赴海东。威仪异旧体,文字冠儒宗。留学幽微旨,云关护法崇。凌波无际碍,振锡路何穷。水宿鸣金罄,云行待玉童。乘恩见明主,偏沐僧家风。”
  朱千乘的这篇赠序及诗比较详细记录了空海来华及返回的过程,采用了平实简明的叙述文体,先介绍空海的为人特点及往返历程,接着空泛地抒发“离思增远,愿珍重珍重”的情怀,已经看不到王维序中那种宏大的气势,壮阔的景象,连情感也平淡了许多。诗亦如此,注重叙事,而且应酬因素较重,显得比较虚泛。与朱千乘同时赠诗的还有朱少端、昙靖、鸿渐、郑壬等,都缺乏王维诗歌那种氤氲气象,显然这不能仅仅归结为诗人才力不足的问题,而是中唐时代已经没有天宝时期强大繁盛、雄视四方的魄力。诗文是时代精神的折光,中唐时期总体上未能恢复安史之乱前的元气,诗人才力、性情又不及盛唐诸公,这才出现朱千乘等人诗中所体现的力不从心的景象。由此可见,王维的诗文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它代表的是那个不可再现的盛唐,因而在中日交往史上,乃至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永远不能替代的价值。(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学院中国诗学探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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