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镰仓时代(公元1192-1333年)是幕府时代的开端,也是日本社会从以贵族文化为主的时代向以武家文化为主的时代转化的重要时期,镰仓时代文化呈现出过渡性文化的鲜明特点,在近150年的时间中,日本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因素初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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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时代(公元710-793年)的佛教主要有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及律宗六个宗派,史称奈良六宗,其核心思想都是从中国传入的。佛教中国化的代表是禅宗南派的创立,而其所以能够在中国和传到日本后得到广泛传播,重要的因素是有一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简单易行的修行方式和广纳各阶层人员入教的博大胸怀。实际上在禅宗兴盛于日本以前,日本本土人士在借鉴了中国佛教净土宗理论的基础上孕育出了与禅宗南派理论十分相似的佛教理论体系,日本净土宗的法然,时宗的一遍,日莲宗的日莲所倡导的修行方式是要求信徒全心全意,唱颂佛陀名号,这样就会具备佛的万般善行而有止恶作善的功德。一遍特别重视信徒的内心信仰和自悟能力,在临终前将自己所有作品付之一炬。这些宗派同禅宗一起吸引了大量当时的日本下层民众,佛教由此真正走到了日本民间成为日本民众一直到今天普遍信仰的宗教。
此外,与奈良时代不同,镰仓佛教的各新宗派力图摆脱国家的束缚,以“灵魂拯救”为目的,面向当时所有的日本人传教,但镰仓的武家政权认识到掌握佛教关于稳固统治的重要性,因而极力推崇未受贵族文化作用的佛教新宗派,武家政权对佛教的扶持是佛教始终兴盛的重要原因,而佛教与神道教的融合也是在武家政权的促进下完成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从普通民众中涌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必将越来越多,日本镰仓时代也是如此,虽然镰仓时代文化的主要担当者是公家贵族和僧侣,但由于以从下层庶民中涌现出来的武士为代表的广大民众对文化的需求,使这一时期文化的传播非常明显和强烈,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
平安时代只有贵族有受教学的机会和权力,到了镰仓时代,由于大量武士及其子弟有了接受教学的需要,受教学的阶层开始扩展到庶民,这一时期寺院向普通民众开放,承担了基层学校的功能,武士的子弟除在家中由父兄传授“弓马之道”外,一般都要去寺院中和其他庶民阶层的子弟一齐学习千字文、和歌、咏诗和诸部佛典。值得一提的是,掌握政权的武士已充分认识到了文化教学的重要性,建造了类似于图书馆的文库,如名越文库,长井文库、二阶堂文库,尤其是保存到现在的由北条实时创建的金泽文库在教学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当然,这一时期的平民教学形式、内容、措施都比较单一和凌乱,还未形成系统的学习规划,当时武家的教学方针要求武士们以武为主,以文为辅,儒学思想和以禅宗思想为主流的佛学思想,在整体教学思想中没有占到突出地位,这还要留待在以后去完成。
镰仓幕府的第一代将军源赖朝“草创天下”的重要举措就是打破平安时代贵族体系中的身份制度,同时改变以往武士集团中主从联系不稳定的情况,确立“御家人制”式的新型身份制度,以“忠”、“信”思想和行为为基础,使大批武士小集团集结在将军周围,从而成为争霸天下和保持政局稳固的有力手段。
御家人制中主君和臣下联系的维系主要依靠对领地和财产等物质利益的占有和分配,因而源赖朝死后,由于失去了强有力的中心人物,幕府和御家人之间的纷争日益严重,形势很不稳定,京都的皇室正是利用这一点而关系了一部分御家人发动了“承久之乱”。“承久之乱”后武家政权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开始着手对武士集团进行建设,力图使政权永久稳固,虽然这一时期还未出现所谓的“武士道”严密的理论体系和教学目的,但镰仓武士政权确立了武士应该遵循的基本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模式。
首先,对旧有等级予以尊重,仍然保留以天皇、公卿为主体的公家体系,北条氏在幕府掌权后也只担任执权并不取代将军,武士家族首领的承继和由武士担任的高级官吏的更替也仍然仿照贵族体系的世袭制度。
其次,极力扶植禅宗的发展,形成了“武士兴禅”的局面,使禅宗得到了广泛传播,不但对武士道道德规范的形成,而且对日本文化的整体发展都有着深远的作用。
第三,通过法令对武士的行为进行规范。最重要的法令就是于1232年(日本贞永元年)颁布的著名的《御成败式目》(审理是非法规),《贞永式目》中要求各级武士要严守本分和职权,不得越权妄为,把对主君和长辈的绝对服从做为规范行为等等。
纵观整个幕府时代,历代将军的权力时大时小,但始终都在实行与其他武士联合统治国家的多层管理体制。
多层管理体制是适应镰仓时代的身份制度建立起来的,这种制度使这一时期各阶层人士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各安其份。以天皇为首的公卿贵族们拥有自己的庄园领地,在衣食无忧的条件下探讨和歌、欣赏雅乐,他们是日本旧有高雅文化的传继者;以将军为首的武士们占据着国家的绝对统治地位,他们是新兴文化的倡导者和引领者,这种被称之为武家文化的新兴文化以简单、朴素、实用、直观为特点,虽然在镰仓时代的作用尚不及旧有的贵族高雅文化,但武家文化以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姿态,快速地发展起来并逐步向社会各阶层扩展和普及,在日本文化的发展之路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平民阶层是镰仓文化普及的受益者,也是这一时期兴起的民众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和继承者,随着广大下层庶民自我意识的张显,富于现实精神,能够反映广大庶民思想的民众文化与武家文化相得益彰、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民众文化中的多种艺术形式都是通过武士形象来展现的,而武士文化中遵循的理想、信念和行为也逐渐成为全民族的行为原则;僧侣阶层则在社会文化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影响,由于僧侣们文化层次高,学问深厚,两宋及元初的镰仓时代又有大量的中国僧人进入日本受到了公家朝廷和幕府的热情接待和重用,“武士兴禅”和“公家兴禅”的局面使僧侣阶层与贵族和武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僧侣阶层承担着社会的教学任务,正如本文前面所述镰仓时代的寺院是一般平民子弟接受教学的唯一场所,加之这一时期各种佛教新宗派将传教范围扩大到日本的全体民众,僧侣与下层庶民的关系也越来越广泛,从而使僧侣阶层最终成为在日本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镰仓时代文化发展的轨迹已清楚地表明日本民族已经形成。民族文化已初具规模,镰仓时代文化强烈的本土化气息,正是日本民族精神的绝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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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建钢,陕西宝鸡文理大学历史系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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