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日本的说话文学最早起源于平安时期，到镰仓室町时代达到了鼎盛。具有明显的说示意图、受汉文学作用广泛而深刻、宣传佛理的同时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由于历史的局限等原因，各说话集间又具有一定重复性。既与佛教的布教宣传密切相关，又广泛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传闻逸事，颇具庶民性，还承载着贵族情怀，同时具有宗教育、民俗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多方面的探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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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说话文学 佛教 庶民性 文学性
日语中的“说话”一词，泛指口头叙说或书面记叙的短篇故事，而“说话集”则是将这些短篇故事按照一定的措施收录编辑在一起的故事集。这种措施通常称之为说话集的编纂措施。所谓“说话文学”，广义上指各种书籍中所收录的传闻杂谈、灵验传奇、缘起故事等，多是一些题材短小而具有纪实特征的短篇故事，偏于叙事，其内容则明显地传达出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思想尚好。狭义上指文学史上平安时代至室町时代所编撰的《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古今著文集》等说话集中所收录的短篇故事群。正如《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等著作的题目所示，现在被称之为“说话集”的著作原本多属于“物语”文学的范畴，只不过近代以来将其从中独立出来而已。一般认为如《源氏物语》《竹取物语》等“物语”著作多属于较长篇幅的虚构创作，兼具现实性、批判性等特点，而被称之为“说话”的著作则属于短篇的传承故事，有意虚构和创作的成分较少，以“说话集”的形式出现，多具有某种明显的编撰动机或说示意图。
一、说话文学的发展传承
说话文学从内容上一般可分为：胎生于神话的说话、佛教说话、世俗说话（包括宫廷和民间）。最早起源于平安初期，主要是《日本灵异记》（约成书于822年）《三宝绘词》（984年）等佛教说话，成为佛教说法的重要资料，以宣扬因果报应等佛教教理为目的，具有佛教说法倡导的实用性。这与当时佛教开始在庶民间流行有关。至平安中后期，物语文学达到烂熟后，知识阶层开始对轶闻、传说、街头巷语等表现出浓厚兴趣，除却佛教说话外，又出现世俗说话。比如，收录佛教和世俗两类说话的《古本说话集》（约1130年），以及各种说话的集大成之作《今昔物语集》（12世纪初）收录了“天竺”（印度）“震旦”（中国）和“本朝”（日本）的佛教和世俗故事一千多则。还有根据当时的谈话笔记和日记文学编录而成的笔录说话集，内容多是宫廷逸事和贵族庆典等，有重现实倾向的，如《江谈抄》（约1104-1108年）。
及至镰仓时期，说话文学得到长足发展，《宇治拾遗物语》（约1212-1221年）《十训抄》（1252年）《古今著文集》（1254年）等世俗说话和《发心集》（成书年限不详）《沙石集》（1283年）等佛教说话集相继而生，说话文学进入繁荣期。而且历史物语、军记物语、随笔、伽草子等文学样式中也夹叙多种说话，因此中世文学被称作具有“说话性”。由于贵族阶层日益失去权威，失去了创作意欲。而僧侣、隐士等与庶民接触较多的知识阶层，日益占据文化的中心地位；而且随着读者阶层的扩大，人们希望在乱世中寻求新的生活哲理和人物形象，因此此时期的说话文学呈现出启蒙教化的倾向和鲜明的庶民性。
二、说话文学的特征
1.明显的说示意图
说话文学根据编纂动机和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佛教说话、世俗说话、王朝说话（贵族说话），为宣传新兴佛教、启蒙民众，日语论文，抒发怀古情调发挥着重要影响。
佛教说话与佛教的布教宣传和信仰功德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日本最早的佛教说话集，同时也是说话文学的滥觞之作——《日本灵异记》就是药师寺僧人景戒出于宣传佛教因果报应的动机编撰而成，大致以佛教在日本的发生、传播和发展的时代先后顺序进行组织排列，收录了佛教传入日本后尤以奈良时代为主的佛教说话，体现了撰者试图以说话集的形式来描述和展现日本佛教史的历史意识。《三宝绘词》则以文配画的形式，达到“见绘悟文，读文通绘”，便于在大众中弘布佛法，可惜绘画已失传。《今昔物语集》按照天竺、震旦、本朝这种佛教发生与传播的方式进行编撰，宣扬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等佛理。
世俗说话，以武士等历史人物的传闻逸事、妖魔鬼怪、奇情异恋等为题材，尤其关注现实中的人与事，生动地描绘了人性的复杂，也成为说话文学的动人之处。不见得每部说话集都具有“说话性”，但各种世态人生相的描绘，犹如万花筒般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今昔物语集》中的世俗说话部分人物形象生动而丰富，出场人物不仅有上层贵族，还有武士、町人、庶民、狐、鬼等，展现了贵族的恩怨荣衰，描摹了街头巷尾的贩夫走卒，刻画了家长里短的生活百态，极富生活气息和文学性。将趣闻逸事、灵异奇谈统一到因果业报的佛教主题上。《古今著文集》则集古今著名的说话、当时的巷语杂谈于一体，取材广泛，结构整然有序，人物描写生动自然。
王朝说话，主要描述平安贵族世界，其中对于宫廷生活中的故事及和歌相关的说话较多，流露出日益没落的贵族阶层面对实力渐强的武士阶级而对王朝文化的依恋和落寞。如《江谈抄》根据身为贵族阶层大江匡房的谈话，由藤原实兼笔录而成，主要记录了一些宫廷逸事，以及围绕汉诗文、和歌等的相关杂记。
2.受汉文学的作用
说话文学素材一般取自日本本土、中国大唐、印度，而中国和印度部分大都是依据汉译佛典和中国佛教灵验故事集等加以翻译编辑而成，所以说话文学受汉文学的作用不言而喻，在编撰动机、措施、素材等诸方面都可看到其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汉文学营养的吸收和汲取。《日本灵异记》受唐朝唐临的《冥报记》和《金刚判若经集验记》的启迪，吸收了按佛教因果思想贯穿全书的编撰意识。但景戒并不是单纯地模仿，而是如书名全称《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所示，一方面强调“本土”意识，要以日本的“本土奇事”编写内容，另一方面强调“现报”，106则灵验故事中带“现报”“现得”等字样的题目便有50余则，不同于重视人死后冥界报应的《冥报记》。《今昔物语集》则受中国辽代非浊大师的《三宝感应要略录》作用显著，从各则说话的标题目录到撰者的末法意识，从灵验故事的吸收引用到佛法僧三宝的编排顺序，都能看到《三宝感应要略录》的影子。 3.独特的文学性
说话文学的文学性不在于教理的阐述，而是叙事中具体情节描写的生动多彩，还不时插入歌谣、汉诗等韵文学，增强了抒情性，承载着贵族情怀，为当时的日本古代文学注入了新奇的活力。不同于典雅的贵族文学，平易低俗的庶民性给说话文学注入了生动新奇之风，被芥川龙之介评价为具有一种“野性美”。
佛教说话集为了便于在大众中布教，势必需要深入浅出地阐述佛教艰深玄奥的教义、教理，进行文学手段的处理，从这个角度讲，说话集的编撰不可能离开文学性，而且许多教义本身就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日本灵异记》作为首部口承说话的文字化之作便显示出其文学性的一面。它的文学特质总体表现在虚幻性、神异性等的“灵异”上，而为了营造“灵异”特色，创作者景戒应用了拟人、夸张、用典、譬喻、对句等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及中国的典故语句丰富自己的文学表现。被寓作“最大的说话集”的《今昔物语集》故事取材广泛，人物各式各样，而且描摹生动，精彩纷呈，可以说是说话文学的曼陀罗。文风简洁朴素，和汉混合体的文体粗犷刚劲，内容通俗易懂，为日本古代文学注入了活力，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素材。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芋粥》《好色》等，谷崎润一郎的《少将滋干的母亲》等都取材于《今昔物语集》。因宣扬佛教的理念而被人熟知的这本故事集，当今因其描写的是民间的精彩故事而被树立起丰碑。
4.一定的重复性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说话文学编撰动机的明晰性及题材来源的单一性等，不同说话集中的说话存在类似或相同之作。比如平安时期的《打聞集》与《今昔物语集》有21则共同的说话；《宇治拾遗物语》196则说话中，有80余则与《今昔物语集》相同，而《古本说话集》中的说话又与前两者有多处共通之作。
总之，说话文学与佛教的布教宣传密切相关，又广泛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传闻逸事，题材丰富，日语论文，颇具庶民性。为我们了解佛法的传播历程及道义信仰、当时庶民社会的人生百态、政治势力的荣辱盛衰等文化、社会知识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同时在表现手法、叙述角度、人物描写等方面又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并为日本后世文学提供了大量题材，丰富了日本文学的创造性，还具有宗教育、民俗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多方面的探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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