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时白居易是一名多产的诗人，其文集《白氏文集》共收录诗文近4000篇。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闲适、感伤、讽谕、杂律四类。日本人对白诗的喜爱主要体现在他的闲适感伤诗上，并且在平安朝的文学著作中经常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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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之所以广泛接受白居易，一是，白诗的通俗性、平民性和现实性决定了它易于理解。白居易善于吸收民间语言，其诗词通俗易懂。汉语对日本人来说在理解应用上有一定难度，但通俗易懂的白诗易于日本人理解，成为日本文人模仿的对象是非常合理的。第二，白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日本的平安时代非常相似。在日本的平安朝，天皇的权力逐渐减弱而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了其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素来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社会动荡与白居易所处的安史之乱的社会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于是，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佛道思想和审美情趣就会引起文人的共鸣。第三，白居易的性格与平安时代典型日本人的性格相似，白诗的审美意识也与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有相通之处。白居易的著作中，闲适、感伤诗所占比例很大，在这些诗中，体现出一种追求心物一体、与自然融合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把握细腻，充满了忧郁伤感的情调。这与重视自然美，纤细地感知事物，讲究“幽玄”的平安文人的个性相符，也和“物哀”“风雅”这些平安时代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因此被平安时代的文人广泛接受和模仿。第四，《白氏文集》是一部大型的文学辞典。当时的日本文坛极其尊崇汉诗文，《白氏文集》的取材范围基本涵盖了唐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且与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相似。当时的日本文坛尊崇汉诗文，关于初学者来说，没有参考资料，很难写出优秀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流传的《白氏文集》，成为模仿的范本是很自然的事。
自白居易诗歌开始进入日本，便在当时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冈田正之在《日本汉文学史》曾说过：“诗人文士，靡然凤向，弃齐梁文选之旧，趋清新泼刺之风。”日本著名诗人具平亲王也曾作诗称赞道：“古今词客得名多，白氏拔群足咏歌。思任天然沈极底，心从造化动同波。”白居易的著作不仅在日本的评价极高，而且还引领了日本人学习白诗的热潮。
说到《白氏文集》对日本平安时代的作用，最应该提及的就是汉诗文。因为在平安时代初期，日本文学是以汉诗文的繁荣为标志。特别是在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最盛期。文人集会时，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平安朝的汉诗人吸取最多的，就是白居易的诗歌。最早进行白诗排律模仿的诗人算是菅原道真，他的《寒早十首》就与白居易的《春深二十首》非常相似。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著作中，日语论文，也处处可见对白诗的灵活应用。
其次作用深远的当属和歌了。“和歌”作为最能表现日本民族心声的艺术样式，也孕育了一大批歌人。在以小野小町、原业平、文屋康秀等为代表的优秀歌人中，也将以白诗为主体的中国唐诗的意境和美学加入到和歌创作中。唐诗与和歌结合的代表产物就是“句题和歌”。它以一句唐诗佳句为题，日语毕业论文，然后将该句的内容化为和歌。最著名的是大江千里所作的《句题和歌》，在其所作的句题和歌中，绝大部分以白居易的诗句为题。可见唐诗为和歌的发展也作出一定贡献。
平安时代作为日本受汉文学作用最深的时期，也产生了日本古典巨著。最为著名的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桓武时，为了重建律令制度，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学习唐朝的制度，唐风文化受到尊崇。到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其盛期时期。很多文人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因此，很多白诗的句子被应用到日本汉诗中。日本的汉诗诗人不仅直接模仿白诗的形式，而且能巧妙地应用白诗的内容进行创作构思，通过模仿白诗的形式来创作汉诗。和歌是日本的一种诗歌体，这种日本诗是对汉诗而言的。日本最初的诗是用汉字写成的，有的用汉字的意，有的用汉字的音，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日本特点的诗。菅原文草卷三《秋天月》中，有“一生不见三秋月，天下应无断肠人”的诗句。不少学者指出，193首大江千里的和歌是白诗“燕子楼中霜月色，秋来只为一人长”（《白氏文集》卷十五）的翻版。以此看出，平安时期，以白诗为代表的唐诗被吸收应用到和歌中，为和歌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已成为平安朝歌人文学修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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