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华人文学的重要特点是双语写作及对日本文化的深度观察与叙述。上世纪80年代后华人报刊种类的增多为双语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园地。华纯的《风云沙漠》展开了作者对环境保护全球性发展的展望，超越历史和政治意识的局限，从人类与地球的角度认识问题。《丝的诱惑》以“在日本俯拾文明符号”为作者观察日本的角度，内容按春夏秋冬四季排列，每一个季节安排了日本某地区的典型事项包括自然、民俗、饮食、时尚、风景、文学艺术、建筑等，通过这些具体的事项审视日本人的审美观，精神空间。《时间が渗む朝》则提示着父亲——自己的原点——故乡的问题，这正是作者的意识一直萦绕的一个回归性的问题，点出了跨国度、跨文化、跨语言的时代生存的模式及课题。 值得注目的是由于“华人文学”使用中文以外的语言，这便提出了一个微妙的问题，即华人作者怎样以异域语言来审视和表现自己或他者？如何在异域语境中确认自己的主体性？陈舜臣文学规模庞大，笔者准备另外论述。在此笔者拟以陶晶孙《淡水河心中》和司马桑敦的《艺妓小江》为例，研讨他们著作中的自我与他者认识问题。 1. 陶晶孙《淡水河心中》对殖民统治的审视 陶晶孙与其他留学生不同之处是他能够用日语写作，二战后他从台湾逃到日本，《日本への遗书》是他自1950年到1952年的两年间用日语创作的著作。《淡水河心中》是其中的一篇。小说以台湾淡水河畔发生的一起青年男女自杀事件为中心，描写屡次遭受异民族统治的台湾的悲剧。故事叙述者林智芙从大陆飞往台北，通往台北的空中入口是大屯山与观音山之间，俯瞰淡水河直指松山机场，从高空他第一次看到台湾的土地： 注意地看地上，荷兰人营造的欧洲童话般的古城上飘荡着英国国旗，那下边横竖躺着日本丢下的炮兵阵地的残迹，这些都象征着台湾人民在不断变换的主人手下一直做着万国之奴。⑦ 淡水河畔的风景给林智芙带来一个“万国之奴”的感受。淡水河从17世纪以来就成为欧洲殖民者入侵的重要入口，荷兰、西班牙入侵者在河畔建筑了欧洲式样的城楼；19世纪初英国也从淡水河进入台湾，在河畔开设了领事馆。1884年中法战争在基隆和淡水河爆发；日本统治后，日语毕业论文，这里又成为日本军的军营。1947年陶晶孙奉国民党之命前来接收台湾学院时也从淡水河上空进入台湾。《淡水河心中》以外来者必经之路，必入之门淡水河畔的描写开首，简短的几行文字点出台湾悲哀的历史。 日语“心中”的意思是男女的殉情。著作中描写来自大陆的假学士陈不凡和台湾女青年吴少贞企图在淡水河13号水门一起跳崖自杀，但陈并非真心愿死，他帮吴写好遗书，装作一起殉情，在跳崖的一霎那他却没有往下跳，结果吴少贞一个人死了，陈不凡悄然逃走。这个事件暗示着几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反映男女青年之间的微妙的联系，吴少贞出于对内地人的“引力”（向往），敬慕学士陈不凡。但陈是个“狡猾的人”，一直在欺骗吴，并与来自大陆的女人结了婚。这里已表现了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异同。 第二个层面：描写周围的大陆人与台湾人的不同反映。大学院长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立刻写了一篇颂扬的文章并提议为吴少贞立纪念碑。街上也出现了许多讴歌女青年的小册子、歌曲。这些都是大陆人写的。对此陶晶孙在著作写道：“但这些与台湾民众无关。”但一旦陈不凡的欺骗真相被揭穿，院长和礼赞贞操的大陆人都翻然异样，院长推说自己受骗了，宣传的小册子、歌曲也都无踪无影了。给陈不凡制造假学士证书的一个大陆人从淡水河逃亡香港去了。著作中写道：“他是从重庆逃过来的，他与陈不凡不同，自有逃脱的门道。当警察严厉追捕之际他却悠然逃走。”⑧即，大陆人对这个事件始终出于政治意识，或是利用或是逃避，他们并没有真正想到台湾人民的感情和利益。另一方面，台湾人对大陆人持有不信感，吴少贞的父母不相信来自大陆的人，要女儿和台湾人结婚。女儿死后他们用了日本式的火葬处理了女儿的后事。这里反映了台湾人与大陆人的隔膜、不调和。 第三个层面：这个事件连锁地隐含了两个历史事件，即雾社事件与二·二八事件。雾社事件发生于1930年，当时台湾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日本总督府鼓励台湾女子与日本警察结婚，有不少台湾女青年与日本人结婚。但同时这个策略又给台湾女子带来很大的不幸，发生了多起拐骗、强奸事件，引起台湾民众的愤慨。1930年10月底以雾社为中心的台湾民众发起，杀了当地的日本警察，暴动波及周围村落，杀日人136名。对此日方派遣大批军队镇压，以致死者300余人。在镇压过程中日军使用了大量武器、甚至连毒瓦斯也使用了。这是日本镇压台湾最残酷的一次。二·二八事件则发生在国民党进入台湾后的1947年。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接管台湾，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行政方面实行独裁统治，加之物价膨胀，使台湾人民陷入生活困苦之中。1947年2月28日台湾民众发起暴动，袭击警察署、政府机关、宪兵队等。对此国民党军派遣大量部队镇压，杀伤大批台湾民众，并发布紧急戒严令。雾社事件与二·二八事件，一个关连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另一个则针对了国民党的统治，但实质上同是台湾人民与异民族对抗的事件。正如台湾学者陈芳明所说，“1947年暴发的二·二八事件，可以说是文化异同所造成的的悲剧，相当彻底地暴露了国民政府的殖民者性格。”⑨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后，陶晶孙已在台湾，对当时的紧张形势可谓亲身体验。淡水河13号水门的殉情事件的第三个层面以关连发生在台湾的两个历史事件，揭示了异民族间的隔膜和统治者的内心真象。 《淡水河心中》在描写大陆人与台湾人的隔膜心理外，还揭示了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给被殖民民族带来的悲剧。吴少贞自杀时怀里揣了一份用流利的汉语写给陈不凡的遗书，遗书上倾吐了自己对陈的纯真爱情。但林芙智的朋友——探讨室教授却怀疑道： 那个遗书很有问题。毕业于只教日语的女子学校的她，战后无论怎么努力学汉语，也不可能写出那么好的遗书，而且表达的感情、想法也不对头。⑩ 台湾在受日本殖民统治的50年间，在文化教学上也一直受着日本的牵制，学校一律使用日语，实行皇民教学。吴少贞也是在日本教学中长大的知识青年，在战后不久的时间内流利地使用汉语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她的遗书已经被陈不凡修改过，所以能达到通顺、动人的水平。 她以为陈真的是一个学士，就恋爱上了。又因为工作上在编辑一个小册子，每写一篇小文章就请陈修改，改好的文章受大家夸奖又很得意。她的恋爱出于对内地人的引力。{11} 对汉语、大陆的向往使吴少贞爱上了陈不凡。这样的情况反映了战后台湾知识分子面临的“再动摇、再迷惑”，{12}即语言和民族意识的转换。正像陈芳明指出的那样：“殖民主义带来的伤害较诸帝国主义还严重，因为，强权者不仅在借来的空间进行直接的政治、经济支配，并且在文化上展开抽梁换柱的工作，终致使殖民地人民丧失其固有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中略）1945年国民政府来台湾接收时，强力把中华民族主义引进台湾，为了压制大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台湾的残余，官方正式在1946年宣布禁用日文政策，距离1937年日本军阀的禁用汉语政策，前后未及十年。时代改变，政府体制也发生改变，唯独定居于台湾的作家，却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适应两种不同的语言工具，并且也必须同时适应语言背后所隐藏的两种敌对的民族主义。”{13}公用语言的变更不仅使台湾的作家感到困惑，所有台湾的知识分子都不得不重新武装自己，经历一次苦涩的转折。从这一面看，吴少贞的恋爱与殉情也是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一个悲剧。它描写出台湾人民在殖民统治崩溃后经历的语言、民族感情上的仿徨和混乱。 2. 司马桑敦《艺妓小江》对异文化的关怀模式 司马桑敦出生在中国东北地区，国内战争后随国民党进入台湾，后以《联合报》特派记者身份来日，在日生活23年，70年代移居美国。他能操一口流利的日语，但他的文学创作均用中文。司马桑敦对日本社会、文化的观察多显示出双重视点透视的模式，它包括了时间的纵向性和空间的横向性，时间的纵向性指“过去留下来的和现在存在的”{14}；空间的横向性则指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所属地域，以及第三观察者的所属地域。实际上这种模式是自我放逐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司马桑敦在日生活23年，虽然对过去的战争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终生耿耿于怀，对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心理的脆弱性冷彻略论，但他并非全盘否定日本文化，相反却是非常重视。他通过各种机会仔细地观察日本，发现日本不同于中国的特性。 小说《艺妓小江》以战后的东京与日光为舞台，女主人公小江为了挽回自己的恋人，7次相约去日光旅行，但她7次都被爽约了。第7次，“我”偶然与小江同行去日光，被小江的执着、真挚的爱情感动。“我”最后目睹小江投身华■瀑布。这部小说不仅仅描写日本的艺妓，它的双重透视视角涉及对日本风土人情的观察。这部小说受了日本和美国文学的作用，具有典型的多元性质。司马在写作过程中曾参考过的著作有：约翰朗《蝴蝶夫人》（1898年）；赛珍珠（Pearl.S.Buck）《爱国者》（《The Patriot》1939年）；林芙美子《放浪记》（1930年）；冈本かの子《老妓抄》（1938年）。著作的关键词是“长崎”、“日光”、“自杀、”“偶然”。小江固执的恋爱观是：“爱情就是爱情。没有条件，没有分类和程度，也更没有时间和空间。”{15}小江这种爱情拒绝理性的价值观，拒绝客观的略论，近乎一种“玄学”{16}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但这正代表了她的人生态度，也代表了日本民族的心理特性。这种人生态度与著作中涉及的地域有着密切的关联。执着、忍辱、真挚、舍身的人生态度可以在蝴蝶夫人身上找到，同样也可以在上述三篇著作中找到。 1962年司马桑敦周游日本九州时涉足了北九州、福冈、长崎、鹿儿岛、樱岛等地方。在长崎，他参观了格拉巴公馆，体验了约翰朗写作《蝴蝶夫人》的灵感。《西南纪行》为我们揭示了《艺妓小江》开首的地名“长崎”的秘密。在樱岛，司马桑敦特意拜访了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的故乡，他在旅行记的“地震山摇火山口，红颜荒冢草木哀”中涉及了林芙美子和赛珍珠。他写道： 由林芙美子我联想到赛珍珠所著《爱国者》中的那位日本女主人公。她就是九州人。她的生活艺术中所含有的那种应变与坚忍的哲学，便明显地与地震、火山爆发，以及台风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唯因如此，她在最大寂寞之时，会想到自杀，因为唯有自杀在她的生命观念中有一种结果，有一种位置，除此以外便任何东西都不存在了。{17} 赛珍珠曾长期逗留中国，《爱国者》描写了中国青年吴伊万1927年蒋介石肃清共产党时逃亡日本九州，与日本女子木村珠结婚，上海事件后又只身回国抗日的一段故事。这篇著作写于1939年，正值美国军政方面注视日本，开始掀起一个日本探讨热，又正值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1938年）之际，《爱国者》是获奖后的第一篇著作，在美国很受欢迎。《爱国者》中描写了两个自杀事件，一个是大资本家木村的第二个儿子木村秋雄与恋人澄枝的自杀；一个是木村珠的自杀未遂事件。木村秋雄是大资本家的儿子，他父亲为他定下了门当户对的婚姻。但他偏爱上了妓楼里的澄枝，两人彼此相爱，他们必然地遭到父亲的反对，不能结婚。在孤独和苦恼中，他们选择了殉情的结果。木村珠是木村家唯一的一个女儿，她热爱着吴伊万，但她父亲已为她定下与日本将军的婚姻。为了抵抗父亲所定的婚姻，木村珠最后以护身刀割手腕试图自杀。这个行动迫使父亲不得不让步。著作中写道：“父亲固然是非常顽固的，但他终于从女儿的血中知道女儿的顽固一点也不次于自己，女人顽固起来是无法对付的。”{18}木村珠付出了流血的代价终于与吴伊万成婚了。 《爱国者》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中多描写了日本人的感情表达方式和生死观以及日本特有的自然环境，突出了岛国日本的特异性。赛珍珠在著作中特设了名为“地震”的一章，描写了长崎大地震的情形。大地震突如其来，大地摇动，房屋倒塌，海啸冲荡，吴伊万的新家被摧毁了，剧烈的震荡使吴伊万几乎站不住脚，不禁失声大叫，但木村珠却非常镇静，只安静地说了一句话：“好了，我们得救了。”著作中描写她的态度：“她好像不知道她可爱的家在她的背后已成了一堆废墟似的泰然地坐着。”{19}在房屋倒塌，亲人失散的状态中，所有的日本人都如木村珠一样镇静，沉默。在中国人吴伊万眼里，这是一个异样的状态，他称之为“沉默的奇迹”。著作中写道： 这个岛国的人们经受过对付比人力大得多的巨大敌人的训练。他们一直与地震、火灾、台风奋战。这个可怕的敌人不断地训练了他们。{20} 这里吴伊万对日本人的惊异与观察深入到日本人的心理，这无疑表现了作者赛珍珠对日本的观察与感受。日本人外表的快活与内心的坚忍来源于他们的生死观，而培育这种生死观的土壤就是这个岛国的自然环境。从风土的角度观察不同地域的文化，这并非始于赛珍珠，1935年日本学者和■哲郎出版《风土》一书，从风土学的角度论述了日本文化的性质。1946年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R.Benedict）发表《菊与刀》，论述了日本人的特质。《爱国者》则以文学的形式具现了日本文化的特色。 司马桑敦涉足九州，感受这块时常遭遇地震与台风袭击的土地的风土气味，使他对《爱国者》和《放浪记》中的日本人的人生哲学有了深切的理解。和■哲郎在《风土》中曾略论台风的两面性质与日本人心理的联系时指出：“台风的季节性和突发性反映了人们生活的两面性。即丰富的湿气给人们带来富饶的食物，同时暴风雨和洪水又给人们带来莫大的威胁。”这样的自然环境给日本人的气质带来了两面性，即“培养了日本人的既崇尚感情的昂扬，又忌讳执拗的气质。以樱花来象征这个气质是深有意义的。这表示既急剧、匆忙、华丽地开放，又绝不过于执拗地持续，依然匆忙、恬淡地落去。”{21}日本人的特殊性格：反抗与忍从、激扬与沉默、好战与放弃，这样互相矛盾的感情时常突然交替，而这突变中又显示了日本人特有的审美观。这正与司马桑敦所说的“那种应变与坚忍的哲学”相印证。很明显，司马桑敦从风土的角度深入到文化认识层面，他一方面通过美国和日本作家的著作理解日本人的生死观、审美观，另一方面又通过实地考察，体会风土与文化的辨证联系。 《艺妓小江》中的日光是明治时代藤村操自杀的地方，又是热爱藤村操的小江消失的地方。小江的恋爱观，执着与放弃的突变反映了日本人特有的人生观，而著作中的“长崎”与自杀名地“日光华■瀑布”正是以风土衬托了日本人的特性和感情，暗示了风土培植文化的道理。 陶晶孙和司马桑敦同样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战后的混乱，从大陆逃往台湾，又逃往日本，在日本这块异土生活了二十多年。在流亡与侨居生活中他们对殖民统治、异民族文化认识、民族独立等问题尝试了最痛切、最深刻的思考。比较他们的著作《淡水河心中》与《艺妓小江》，一个是日语文体，一个是中文文体。然而，两个著作同时反映了对民族问题和异文化认识的双重透视的模式，潜藏着一种普遍的深层意识趋向——一种跨语言，跨区域，从民族心理和地势风土来审视文化的人文关怀。陶晶孙和司马桑敦在文学著作中显示的人文关怀为今日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成为思想开放，多元认识与人文关怀的先例。 四、1980年代后的文学创作 1980年代以后的日本华人文学又称新华侨文学，担当新华侨文学的主将大多是80年代后来日的华人。前述新华侨与老华侨有一些不同性质，除此之外在出国的动机上新华侨也与老华侨有所不同。在他们，逃避战乱已是过去的历史，除了一部分政治运动家外，他们大多是为了找到更能提高和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在日本留学后不回国，而是在日本的中等或大型公司就职，或是自己开企业创事业。他们的精神要比老华侨更自由，更容易适应各种文化环境。新华侨文学先以留学生文学开端，如张石《东京伤逝》、《因陀罗之网》、《三姐弟》，王敏《留日散记》，唐亚明《东京漫步》、《翡翠露》，林惠子《东京私人档案——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人》、《东京：一个荒唐的梦》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中《当代小说日本大洋洲卷》中收集了这个时代14名留学生的著作。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华人报刊，如《留学生新闻》（1988年），《中文导报》、《东方时报》、《日中新闻》、《日本新华侨报》、《中日新报》等，报刊杂志的大量刊行，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发表的机会，促进更多的著作的产出。留学生文学主要以记述或描写艰苦奋斗的留学生活为主，一种向前奋进，拒绝诱惑，报国负重的留学生形象描绘成为留学生文学的主要模式。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华人文学已经由留学生文学的习作阶段向纯文艺的方向迈进。作者层大多经过艰苦的留学生活的洗礼，在日本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基盘，是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的中年人。如毛丹青的《にっぽんむしの目纪行》，林祁的《感性日本》；华纯的《沙漠风云》、《丝的诱惑》；李长声的《哈，日本》；杨逸的《ワンちゃん》、《おいしい中国》、《时间が渗む朝》等，都是近年来较优秀的著作，其中杨逸的《ワンちゃん》2017年获得芥川文学奖，《时间が渗む朝》2017年获直木文学奖。她的日语创作已在日本社会博得了相当的读者群。他们的创作可谓近年来在日华人文学的可观的业绩。著作在技巧上、创意上、主题意识上、涉及范围上都较前期留学生文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此举几部著作，进行具体的略论。 1. 深入日本社会，审视异土文化——华纯的散文《丝的诱惑》 华纯1986年留学日本，就学于东京学院社会教学探讨院。毕业后曾在日本民间环保机构、日本国会议院事务所工作，近年来致力于国际文化交流和环保运动，以地球人视野关注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她于1999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沙漠风云》以及其它中短篇小说都达到一定水平。同时，在散文方面也创作了优秀的著作，《丝的诱惑》（2017年）便是她几年来散文创作的集大成者。本书由文汇出版社出版，2017年获全球中山杯华文文学优秀著作奖。 中国人在20世纪初涉足日本初期便有不少介绍日本社会与文化的著作，其中尤以周作人的《日本的衣食住》（1935年）最为著名。周作人以中国人文的锐眼曾具体观察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赞美日本的自然风光。他曾指出：“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仍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周作人所指的“古昔”是中国的古典文明与文化。这正印证了文明经过时代长河的洗荡往往最终被保留在周边区域这一事实。问题是原来属于主流的“古昔”在周边区域以怎样的形式与意义存在着，它的延存或变形又基于怎样的文化要素。几十年来中国人如洪水般地涌向日本，他们对这块土地感受到了很多与自己相同的和不同的，喜欢的和反感的，认同的和不认同的，然而从人类文明流动史的宏观角度理解日本文化的人其实为数不多。周作人对日本的理解可谓这为数不多当中的典型范例。现在我们又可以在华纯的《丝的诱惑》中看到新一代中国知识人对日本文化的深层接近。 《丝的诱惑》正像它的副标题所示“在日本俯拾文明符号”，提示了作者观察日本的角度。书的内容编排按春夏秋冬四季排列，2月、3月、4月为春；5月、6月、7月为夏；8月、9月、10月为秋；11月、12月、1月为冬。每一个季节安排了日本某地区的典型事项包括自然、民俗、饮食、时尚、风景、文学艺术、建筑等。很明显，作者十分重视四季分明的日本风土，通过这些具体的事项审视日本人的审美观、精神空间。 《丝的诱惑》开首一篇是2月《白色恋人从天而降》，描写北海道冬季的雪景，“白色恋人”是驰名日本的北海道巧克力夹心饼干的名字，但其意向来源于北海道漫天的白雪。作者涉足北海道体验当地自然环境，介绍白雪这一自然景致给北海道带来驰名糕点、冰雪祭、雪灯节、滑雪、东洋第一汤的温泉等等。作者还介绍了滑雪作为体育运动在日本诞生的历史，1940年代（明治年间）瑞士人翰斯·卡拉将滑雪运动带到北海道，此后滑雪在日本快速地发展起来了。其实何止滑雪，日本的登山、游泳运动也都开始于明治年间，而且都是由欧洲人传播进来的。作者感怀道：“站在山上极目远眺，北海道沉静的天空很美，让人感慨万千。八国高峰会议的地点——洞爷湖就在视野之内，人类正关注着工业大国如何抑制气候变暖的趋势。由此而思深虑远，感谢北海道尚有广袤天地和绿野冰川，未受彻底的蹂躏和破坏。因此这儿尚有可能通向未来，寄托人类的梦想。”{22} 从第一篇开首，这里展开的是作者对自然环境与文化默契相关的唇齿联系、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的既细致又宏观的审视，从自然风土到文化，再由文化到环境保护，具有循环性的文化关怀态度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华纯的文化审视的一个重要基点是唯美意识，她指出：“美，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于阳春白雪，高屋建瓦里。美的本身，不是华丽的外表，而是潜在意识的影响。”{23}她对日本的观察着眼于日常生活，从中探究日本文化的精神空间。这样的审视视角在《女人的花鸟风月》中也可以看到。在日本所谓“花鸟风月”是文人借以表达审美情趣的自然风景，早在平安朝时代（公元1000年）就成为皇宫贵族们吟歌赋诗时不可缺少的对象。华纯以现代日本的拼布艺术为例书写了日本艺术家与法国艺术家的交流，通过法国艺术家马达姆的眼发现了日本艺术美的奥妙。日本拼布艺术所表现的美是一种“物哀的情绪”，当马达姆无意中发现了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的《宵樱》时，这种审美情绪与日本特有的自然精致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才被豁然揭开。《宵樱》也带着淡淡的悲哀，而这悲哀从哪里来？这是“因为日本人认为一刹那、一须叟的美，转眼就是空无和生死离别。因此从树上飘落的，是一种忧伤、一种无常。”{24}马达姆发现与西方远近法、透视法的艺术特点相比较，东方艺术自古以来多以平面方式为表现特点，但“樱花的美，是要以悲哀为背景，才能衬托得出来。”{25}她从樱花夜景中立体地读出了樱花美的“幻觉”符号。因为马达姆有了这个艺术灵感，她接下来创作的拼布著作以蓝染为基调，缝出了朦胧夜景，衬托着点点铺陈飞舞的樱花，俨然是东山魁夷墨画风格。这幅著作在东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引起了轰动。 对日本的樱花，很多中国人作过描写，鲁迅笔下的樱花只带来对清国留学生的讽刺；郭沫若曾嘲笑日本人在樱花下酒醉失态的夷风：{26}司马桑敦从樱花读出日本人“那种应变与坚忍的哲学”，颇窥见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而华纯却让她笔下的樱花连接了日本人的物悲情绪，从审美的角度挑露出日本文化的核心部分。 介绍日本养蚕织丝历史的《丝的诱惑》以及与此话题有关的一系列文章《许福的传说》、《日本近代鼎盛时期的生丝出口商标》、《喜多川歌磨的浮世绘》、《蚕四眠的传说》，从日本近现代制丝业的兴衰起伏说起，追溯养蚕制丝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历史，进而介绍江户时代描绘蚕姬美女的风俗画，作者感叹道：“令人意外的是发觉江户庶民不仅拥有安康乐业的生活图景，还广泛地反映出丝绸文化和风土孕育的知性教养与审美观。江户时代的奢侈风气，促使官宦与平民阶层的妇女，皆喜爱轻柔珍贵的丝绸和华丽衣着。”{27}作者通过日本古今史料及亲自采访，不仅愈加感觉到日本的养蚕制丝在措施上与中国存在相同之处，同时也摸索到养蚕制丝扎根于日本的因素，那就是日本的风土及日本民族细腻的审美观。作者几次提到风土，这一点与司马桑敦颇有共同之处，即他们刻意将日本文化放在日本这块土地上来理解，这个视角与日本哲学家和■哲由欧洲反观日本文化的《风土论》（1935年）不约而同。因此又必然导致作者的注意点最终落在精神与思想的核心上，华纯在这部厚重的著作结尾处写道：“日本人的文化原点，为什么到了神道和佛教交融之处，会发生许多暧昧的特征？神是如此之多，之繁琐，不分国籍，不分人种。他们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28}由此可知作者已涉入民族与民族最难沟通的民族文化的心脏部位。 2. 反思与展望的文学创作——杨逸的小说世界 杨逸出生在哈尔滨，1987年留学日本，进入21世纪开始用日语写作，2017年小说《ワンちゃん》获日本105届文学界新人奖。后有《阳だまり幻想曲》、《金鱼生活》、《时间が渗む朝》、《美味しい中国》陆续出版，其中《时间が渗む朝》获日本较有权威的芥川文学奖。杨逸的著作大多以留学生为主人公，描写他们的留学生活，包括艰苦求学、对异文化所感受的困惑、恋爱体验等，多少带有留学生文学的特色。杨逸的著作之所以在日本较有人气，主要因为她的著作包含了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百性生活的回想，介绍了朴素的中国文化包括饮食、农村生活、文革体验、民主主义运动等。如《美味しい中国》和《时间が渗む朝》，这些著作中有作者幼小时代所尝受的辛酸苦辣，也有一缕对过往的乡愁，这些朴素的内容刺激了日本读者对中国的兴趣和对“古昔”的怀念。日本人还比较关心中国的民主主义的发展趋势，1989年下半年后，大陆及欧美中国作家中有一些中文著作出现，但以日语写作可以说杨逸的《时间が渗む朝》是第一号著作，所以这部著作博得了日本文学界和读者群的好评。 《时间が渗む朝》写在黄土高原长大的青年梁浩远考上学院后因饮酒打架被捕、又被开除学籍，在失意中移居日本的一系列人生经历。在民主运动中他心里充满了“我爱中国”的热情，周围也是爱中国、爱民主的同志们，但事隔几年后那些曾经坚强自信的同志们有的摇身一变站到政府立场去了，如袁利；有的逃到海外变成破落文人，如甘先生。但这些同志们的心里有的仍是对祖国的归属意识，梁浩远目睹眼前不断流变的人生时时感到不知所措，但每到这一步他所赖以解救自己的也是他的归属意识。他的归属意识主要表现在父亲的象征意义上，梁浩远对父亲的联想像一条线从头到尾贯穿整个著作。 答案用纸を走るボ一ルペンが一瞬止まった。突然、头のてっぺんから、グラスの底のような厚いメガネのレンズを突き通して自分を见つめる父の视■を感じ、ボ一ルペンがまた走り出した。（在答案纸上急速跑着的圆珠笔一下子停了下来。突然间他感觉到头顶上透过饼子底般厚的眼镜父亲的视线正射向自己，圆珠笔又开始飞跑。）{29} 这是著作开首的第一段中的描写。1988年参加高考的梁浩远在考场上感觉到父亲的视线，意识到父亲对他的期待。父亲的存在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困惑的时刻都会出现在梁浩远眼前。梁浩远因饮酒吵架被捕，又被开除学籍，在他后悔苦闷的时候，父亲来探望他，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这对你是一个教训，不要输给自己。”{30}父亲的鼓励使梁浩远再一次鼓起勇气，东渡日本，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儿子诞生时梁浩远写信请父亲给儿子取名，父亲为孙子命名“民生”，取自孙文的三民主义，梁浩远从父亲的信封上嗅到了黄土高原的土味。当梁浩远发现同志袁利对香港归还中国的态度豹变，痛感革命家的孤独，被失败感压得喘不过气时不知不觉地抓起电话，给父亲打了国际电话。对放声大哭的梁浩远，父亲在电话里鼓励说：“好，哭吧。明天早上早早起来，去看看太阳，一定能看到彩虹的。”在著作中父亲的出现不只表现亲情的温暖，更重要的是父亲标志着一种文化归属的原点。当人彷徨于人生的十字街头时，追寻自己的原点就成为寻找前进方向的必要手续和工程，杨逸著作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归属意识的反刍。著作结尾处作者让梁浩远与他的女儿作了意味深长的对话： 女儿樱：中国是什么地方？ 梁浩远：是爸爸的故乡。 女儿樱：爸爸的故乡？故乡是什么？ 梁浩远：ふるさとはね、自分の生まれたところ、そして死ぬところです。 お父さんやお母さん兄弟たちのいる、温かい家ですよ。（故乡是自己出生的地方，也是死的地方。是爸爸，妈妈和兄弟在一起的、温暖的家。——笔者译） 父亲——自己的原点——故乡，这正是作者的意识一直萦绕的一个回归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文化交流全球化的当今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直向性的问题了。比如，作者在这里强调“梁浩远用日语回答”，梁浩远虽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但他的孩子生在日本，取名“樱”，他的家在日本，对在日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来说，“故乡”已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这里已经点出了跨国度、跨文化、跨语言的时代生存的模式及课题。作者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回答，也不可能作，只是提出问题，让读者去思考。 3. 环保文学的出现——华纯的小说《风云沙漠》 自20世纪后半叶起，先进国家的工业发展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污染和灾害，为全人类敲起了环境保护的警钟。华纯对环境保护问题非常关心。在中国生活时她曾到延边地区插过队，留日后进入一家环保机构就职，期间她走访中国库布齐沙漠，亲眼目睹了中国西北部地区沙漠侵蚀的严重状况。中东波斯湾战争爆发后，她又到非洲去，深入中东战区和埃及盖塔赖洼地，对非洲的环境问题有了具体的了解。之后组建了一个叫“地球人”的企业，不断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她认识了日本治沙专家远山正瑛教授，为他致力于中国内蒙古沙漠治理工作的热情所感动，几次采访了远山教授。199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华纯第一部小说《风云沙漠》就是以环保为主题的著作。2017年获中国首届环境文学优秀著作奖。这部小说是在日华人环保文学的嚆矢。 《风云沙漠》的环保主题具体涉及了日本、中国、俄罗斯、非洲Z国、美国等，登场人物来自这些国家，但主要以在日中国女青年赵妮为牵线人物，带动整个故事情节的运转。这部长篇小说以日本大和建设企业总裁，地球联合中心创建人木村幸治提出的改造非洲撒哈拉沙漠的“2017规划”，以及远藤正彦治理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活动，这样两个环境改造活动为整个著作情节展开的两个基轴。两个环境改造活动同时呼应了90年代日本政府在ODA政策上提出的“充实地球环境保护方面的探讨项目”，但木村幸治的的“2017规划”背后隐藏了他与非洲Z国王子互相勾结，企图开发矿石采掘，建立木村王国的计划。而远藤正彦却踏遍河西走廊，调查沙漠扩张的情况，一心一意地推进他的治沙工作。 著作涉及了1970年代日本水俣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非洲撒哈拉沙漠问题、中国河西走廊沙漠问题。介绍了1990年开始的世界“地球节”的环保活动；还介绍了日本民间非盈利团体NGO为地球环境保护事业付出的辛勤努力。由于环保问题关联到国家及社会各阶层的连接，本著作的情节展开涉及了政治方面即日本政府，自民党的环保策略；经济方面即日本经济从泡沫上涨期到泡沫破灭期的大动荡。还有经济界对政治界的侵蚀、贿赂。经济界的尔虞我诈以木村与非洲Z国王子汪扎尔为代表，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欺骗，木村为了讨好王子汪扎尔，把自己的情人凯蒂借给王子，结果王子将艾滋病传给凯蒂，他自己也死于艾滋病。作者以此反讽了当下拜金、淫荡的社会现实。同时著作中还包纳了日本残留孤儿的问题，赵妮的姐姐赵满是日本人的孩子，在二战后她的父母在混乱中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托给中国朋友，赵满的本名叫木村满子，她就是木村幸治妹妹。这些错综的情节让著作形成多层构造，每层构造都互相关连。 赵妮在文革时期曾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盐河庄”插队，在那里体验了残暴的风沙袭击，她和初恋的青年庞彬画下“盐河庄第一张向库布齐沙漠挑战的草图”，事隔二十多年，当赵妮与远藤正彦教授再访此地时“盐河庄”已是一片葱绿，这是赵妮去日本以后，庞彬带领村民们努力的结果。“盐河庄方圆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变成了林网化良田。庞彬和他的乡亲们，已经在这快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东方神话。”{31}庞彬他们改造沙漠靠的是什么？庞彬说：“只有靠三北人精神呀。”“栽活树苗，沙漠变绿，子孙不再像祖祖辈辈那样老是被逼得无路可走，四处逃荒，就比什么都值。”这就是三北人精神的基本觉悟。他们试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摸索出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并行的道路来。远藤正彦教授称赞“三北精神”就是他所思考的“地球人精神”，他们志同道合，立即达成共同建立综合性的沙漠产业集团企业。远藤正彦教授愿意为这个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一个中日人民携手并进的蓝图在库布齐沙漠展开。作者借庞彬的演讲表示：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们共同付出血汗和努力，必将在库布其沙漠建起地球的一个绿色丰碑。中日之间，不再为了索取，不再有战争的威胁，而是立于和平友好和维护地球环境的立场，谱写着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我相信，两国人民友情一定会在库布齐沙漠无数的新成长的生命中得到永久的延续和发展。{32} 这里，表示了作者对环境保护的全球性展望，超克历史和政治意识的局限，从人类与地球的角度认识问题，这正是当今全世界的人们所需要的视野。 今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极大的地震，地震破坏了建立在福岛地区的原子能发电站，严重的原子能辐射与环境污染正在威胁着日本人民，也给整个地球带来环境污染，这已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我们在此刻有必要反省我们自己，重新思考应该如何健康地与自然共处，应该如何对待自然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华纯的小说《沙漠风云》把环境保护的课题加入到文学领域，在此时此刻向人们敲起了人类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警钟。 结语 一个世纪以来，日本华人文学经历了几次战争的动荡，创作出多种形式的文学著作，上面具体略论的几部著作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些著作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日本华人文学的多元视野，多重内涵和一定的文学水平。它包括了作家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对异文化的审视。日本华人文学以它的边缘特质，反而能够获得更自由、更广大的书写空间，作者可以从大陆作家所没有的角度去审视日本人的审美观、生死观等，开拓认识异文化的可能性。日本在节约能源，环境保护问题上列在世界前卫，环保文学的出现又给日本华人文学发展展示了新的空间。中文和日文的双语写作必然会开发更大范围的读者群，扩大华人文学的作用。在众多的日本华人文学著作中有不少具有一定水平和文学价值的著作，作者们背负民族文化的历史，昂首面向世界，在不同文化、不同语境中大胆地寻找人类相互认同、共同生存的可能性，开创跨国度的文学天地。 日本华人文学虽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对它的探讨和估价工作才刚刚开始。笔者认为这项工作是海外华人文学探讨范畴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今后有待更大规模的深入的推进。 ① 廖赤阳：《日华文学：一座漂泊中的孤岛》，省略/view/5d7303c24028915f804dc24f.html。 ② 严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知识人の轨■》、陈大璋《海外中国人及びその居住地の概■》、■藤■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小川博《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朱慧玲《日本华侨华人社会の■■》、莫邦富《新华侨》、谭露美，刘杰《新华侨·老华侨》等。 ③ ■藤■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 ④ 参看许淑真的《神户と华侨》。 ⑤ 入国管理协会《在留外国人统计》2017年。 ⑥ “新华侨”的称呼由莫邦富蒋丰等开始提倡。 ⑦⑧ 《淡水河心中》，《展望》1951年7月号，第95页，第97页。引用文笔者译。 ⑨{12}{13} 陈芳明：《后殖民台湾》，台北：麦田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第13页，第27页。 ⑩{11} 《淡水河心中》，第98页。引用文笔者译。 {14} 《知识分子论》p98，Edward W. Said著，大桥洋一译，平凡社，引用文系笔者译。 {15}{16}{17} 《山洪暴发的时候》，第114页，第78页。 {18}{19}{20} 《爱国者》，第327页，第330页。 {21} 和■哲郎：《风土》，岩波书店1925年版，第162-164页。 {22}{23}{24}{25}{27}{28} 《丝的诱惑》，第21页，第64页，第63页，第222页，第256页。 {26} 参看《樱花书简》。 {29}{30} 《时间が渗む朝》p.3，p.86。笔者译。 {31}{32} 《沙漠风云》，第212页，第301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