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春夫是日本近代为数不多的亲近崇尚古典的作家之一，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通过略论佐藤春夫的两篇评论文章《风流论》和《日本文学传统之我见》，总结出他对日本文学传统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对其文学创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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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春夫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亲近崇尚古典的作家之一。受其家门的熏陶，他的文学之路是从日本古典的短歌起步的，日本文学传统对他作用之深，从他后来著名的《风流论》和《日本文学传统之我见》两篇评论中可见一斑。
《风流论》是佐藤春夫批评文的代表作。其创作契机是源于大正十三年三月《新潮》杂志的座谈会上与久米正雄、德田秋声等作家的争论。德田等人在谈到日本古典的风雅时，一致认为“自古以来，风雅是源于人的意志”①，而佐藤春夫力辩说“日本古典的风雅应该是一种感觉化的东西”并于同年四月在《中央公论》撰文《风流论》进一步声明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风雅是一种像月光一样朦胧恍惚的诗情，具有一种无常的美感。它是非常感觉化的，与西方近代的颓废主义有一脉相通之处。人生的须臾渺小与大自然之永恒的对比产生“无常感”，从“无常感”又衍生出“物哀”这一文学理念。“物哀”即把人看做自然的一部分，人对生的执着与享乐等主观意识都淡化到最小限度，产生的一种近乎沉默与虚无的艺术。佐藤春夫认为风雅的本质就是“物哀”思想，归根揭底都源于“无常感”。最早将这种无常感融入诗歌之境的是创作《古今和歌集》的宫廷诗人们。过度闲适的生活所导致的生的疲劳感淡化了对生的执着，在面对自热之永恒时所生出的只是淡淡的哀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今集》的作者们只是一些颓废者，他们满腹才华，纵情享乐后的倦怠使他们产生了淡淡的感伤，颓废的诗情。“悲伤的享乐、厌世的享乐。不必赘言，‘物哀’的诗情是颓废的诗情。这与近代的所谓颓废派们的心境有异曲同工之妙。”(《风流论》)
佐藤春夫在《风流论》一文中所阐述的比较独特的一个观点，就是把日本传统的“物哀”思想跟西方近代的颓废主义相提并论。这与他本人的古典修养有关，也跟当时西方近代思潮作用下日本文坛的动向有关。他带着自己古典诗人的烙印，努力接受近代洗礼，向小说家靠拢，他极力想把两者完美地契合起来，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他的小说代表作《田园的忧郁》。对于小说的构思，他曾谈到说：“我想把我国古来的隐者文学用近代小说的手法表现出来，把我心中的田园风景创作成一幅西方油画。”事实上《田园的忧郁》成功地达成了这一点，所以这既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最为人知的小说。然而关于一个有着天才之名、创作生涯长达六十余年的作家来说，处女作即是代表作却未免有些悲哀了。
到昭和初年为止，佐藤春夫为实现自己将日本文学传统和西方近代文学思潮的创作理念，作出了各种尝试，有大量的著作问世，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然而，之后的佐藤春夫创作陷于停滞状态，诗歌的抒情性不再，一度位于时代尖端的评论也锐气尽失。在极端失意中，他迎来了昭和十年所谓的古典复兴运动。昭和十二年，他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日本文学传统之我见》一文，着力渲染日本的“民族性”，呼吁回归古典，回归传统。
文中首先对文学艺术的民族性作了阐述。他认为艺术的本质决定了它的民族性重于国际性，没有民族性的艺术是不成立的。虽然外来文化的渗透影响会使艺术的民族性受到冲击，但冲击过后难以恢复原状的民族性是薄弱的。而日本自明治以来受到西洋文化的强烈冲击，从外表看来似乎已经放弃了其固有的审美准则，其实不然。因为作为日本文学民族性的中心的“物哀”理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作为证据，他举出了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虎头蛇尾的发展历程。他认为自然主义是向日本传统的民族文学精神施放的一把野火，自然主义原有的实证主义精神不久便偃旗息鼓，结合了日本文学传统的日记文学、随笔文学，变形成为后来日本特有的心境小说。对日本传统否定的结果，却是回归并融入了传统形态。“物哀”作为日本文学传统的中枢，具有柔韧性和包含力，并能随时代而进化，在近代文学中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在他看来，“物哀”一语不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它指的是一种阴影般的心绪，当人对“物”心存善意的喜爱，从而产生欲融入其中的肃然，此时必伴随“哀”的状态。也就是说所谓“物哀”的“物”是惹起“哀”的对象，是一种人格化的存在。他进一步把“哀”解释为一种极度深切的感情，而“物”则是包涵了所有人、事以及自然的人生。“当与对象完全同化，深藏起与之同样的泪水，在与之同样泪满衣襟的前一刻，生生停住脚步，维持住了客观性，就在那微妙的一线之间，有着日本文学独特的视野”。那种微妙性既非客观的，也非主观的，若称它为客观的，它太过于抒情；若称它为主观的，它又太过于严肃与冷静。而这种微妙，正是日本文学精神的柔软性与包容性之所在。
随着时代的变迁，日语毕业论文，“物哀”的表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古时偏向感情化的“物哀”自镰仓时代以后，不断接受知性的洗礼，也逐渐近代化了。“物哀”的对象推广到社会万象，文学的视点也放在了从社会背景下观察人的生存。即原本的抒情性上染上了一抹怀疑的、自我反省式的心理主义色彩。“物哀”真善美的文学精神，至近代也开始向求“真”倾斜了――这既是佐藤春夫对“物哀”的理解，也是对他自身文学著作的一种解释。他认为看一部著作是否蕴含“物哀”精神的一个基准，便是看其中是否体现了民族性，体现了民族性的文学永远不会湮没于历史。比如，他认为曲亭马琴的文学是基于儒教精神，而并非“物哀”，他的著作中缺乏民族情趣和“物哀”传统，所以其著作“以马琴之伟大也不禁令人痛感略有不足”，反倒不如与之同时代的戏作家们，以“物哀”最朴实的内容“人情”渗透到民众中，在下一个时代也获得了几分生命力。
在文中，佐藤以重墨高度评价了森鸥外。如此推崇“物哀”传统的佐藤，为什么会对“缺乏地道的日本精神风貌”“看不见一丝‘物哀’影子”的鸥外文学倾倒呢?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蕴含着更深层理解佐藤文学的钥匙。在他的眼中，拥有“冷澈的科学精神、决不妥协的秋霜烈日的气魄、与物哀一族水火不容的虚无感”的鸥外，才是真正的、近代的新日本人的代表。在佐藤春夫醉心于“物哀”的精神上限，耸立着森鸥外这样的“新日本人”，他是如何解决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结果的呢?他的结论是以森欧外为代表的新日本文学是近代文学与“物哀”传统的融合体，而使这二者合体成为可能的，正是“物哀”精神的包容力。当然，“适当的人材”也是必要的，日语毕业论文，在文中佐藤也暗示自己正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成功与否另当别论，佐藤春夫确实毕其一生都在为这种融合而努力。
从早期的《风流论》到后来的《日本文学传统之我见》，佐藤春夫始终把“物哀”置于日本文学传统的中枢位置，他认为“物哀”是感觉化的，颓废的，与近代西方的颓废主义有一脉相通之处。而且，古老的“物哀”文学理念具有独特的柔韧性和包容性，能与时俱进，绽放出新的火花。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佐藤春夫一生都在摸索一条使日本文学的传统近代化的道路，这条融合之路，他走得相当艰涩。毕其一生也终未企及。然而，像他这样有着深厚的古典底蕴的近代作家，在日本文学史上毕竟是凤毛麟角，他的著作还是值得品味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