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小说与日本战后文学，在历史文化环境上，在文学本身的发展轨迹上，在所面临的问题上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较二者的差异，能加深理解中国新时期小说，得到某些文学发展规律的启示。/ 中国新时期的反思文学和刘再复发起的“文学的主体性”论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与文学、政治与近代自我范畴内的问题。这一主题和日本战后初期文学界所面临的是一致的。另外，两国“反思”著作中的人物大都表现出不再是单纯的受害者，开始反省自己在极左思潮中的所作所为，或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追究历史悲剧的原因。然而，作为描述民族灾难以及政治悲剧的体验文学、日本的战后初期作家，无论是宫本百合子为代表的民主主义文学还是日本第一次战后派文学大部分是以亲身体验作为著作的主要内容。尽管他们谴责战争，但是总的来说是以痛苦的心情承受战争这一非常事态，在自身内部一边反刍，追溯战争体验，一边反省加入战争行列的自我。而中国的“伤痕文学”的大部分见不到作者的身影，中国作者几乎都在向社会，向他人追寻“伤痕”的责任。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这种对自我探索的欠缺以及强调社会性要素的特点，当然有其众多的背景和原因。例如中国文学有“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 自古以来就非常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而日本文学传统则以追求自我审美情趣为中心，即本居宣长指出的：物我交融，感物兴叹的“物之哀”的美学理念。这种异同产生的就是中国文学的功利性大于审美价值，日本文学则著作的审美价值大于文学的功利性。因此，产生于20年代初期的日本普罗文学在战后初期与近代文学派的一场论争后，便逐渐从日本文坛淡出。/ 三、寻根小说与川端康成文学/ 中国“寻根小说”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类著作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趋向文化思考，离开政治生活题材，描写乡土民俗，追溯传统文化。“寻根小说”的产生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美国作家福克纳、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之所以作用世界，在于他们既有开阔的文化视野，又能坚定地立足本国文化。另外，拉美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强烈寻根的作家群，这些或多或少地对我国“寻根文学”的诞生产生了作用。/ 中国“寻根文学”是理论与创作并行的文学思潮。1985年在文坛进行了一场“文化寻根”的讨论，揭开序幕的是韩少功、阿城等人。韩少功在《作家》上发表了《文学的根》，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日语毕业论文，根不深则叶难茂。”阿城、郑万隆、李杭育也分别撰文表示支持。与此同时，一批带着寻根意图的小说相继发表，造成了牵动文坛的阵势，在全国形成了广泛作用。在创作实践上，有受传统文化哲学观的作用，表现道家文化的寻根小说，如阿城的《棋王》、《树王》和《孩子王》等；有区域性文化寻根的小说，如韩少功的《爸爸爸》，《马桥词典》等；有表现特定地域，特定历史时期民俗风情的小说，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等。阿城的《棋王》中的主人公王一生以下棋塑造自己的精神世界。他知足常乐，随遇而安。作者通过对主人公的塑造肯定和赞美了民族意志。阿城笔下的人物总能在乱世中保持内心的平和，既有道家的超脱、又有儒家的执著。如《树王》中的肖疙瘩，《孩子王》中的“我”等人物，他们身上体现着崇尚虚静，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精神。/ 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文坛的活跃， 日本等国外文学著作大量涌入。其中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以下称川端)的著作译介更是不遗余力。1981年中国第一次翻译出版了川端的小说《雪国》和《古都》。此后川端的著作陆续传入我国。川端在艺术技巧上把对西方现代派的借鉴与对日本古典传统的继承结合起来，但在内容上却始终贯穿着日本固有情感的模式，闪露着东方佛教的虚无思想，虚幻、悲哀和颓废情调。《雪国》完成于1947年，主人公岛村是个无所事事的舞蹈爱好者，受艺妓驹子的吸引，体验了驹子对他大胆、狂热的爱。但岛村深知他和驹子不会有什么结果，这种爱是“徒劳的”。驹子也深知这一点，但他们仍然依恋着。这种虚无的、非功利的爱一直贯穿著作始终。川端战后的著作大部分是贯穿着这种东方虚无思想的。他在1947年《哀愁》一文中表示：“我将毫不踌躇地归返于日本传统式的哀怨之中，我不相信战后的世相风俗，也不相信面前的事实。我今后唯一要赞美的就是日本式的哀怨，日本式的传统美。”川端的这番话表达了对战后日本文坛不满的同时，也暗示着要寻觅、开拓一条通往未来的艺术之途。80年代初，川端的著作被陆续译介之时，正是我国“寻根文学”大讨论的前夜。它对我国“寻根文学”的诞生无疑起到了一定影响。/ 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寻根文学”的产生，从文学史的视角观之也有其必然性。当人类前无去路，又需要去路，需要告别现实的时候，常常会试图超越现时的苦难，或是对昨天进行反省，以找出通往未来之路。如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以回到古希腊，从古典哲学和艺术文化中吸取力量，用来对抗中世纪文化就是一个明例。阿城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中指出：“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不会有出息。”①郑义也在《跨越文化断裂带》一文中指出：“主要视著作能否进入民族文化， 不能进入文化的，再热闹亦是一时。”②/ 四、“新写实小说”与日本“第三次新作家”文学/ 中国“新写实小说”是始于80年代中后期，直到90年代中期仍有作用的一个小说流派。“新写实小说”主要有如下特征：①所追求的是真实生活。②它追求的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是生活中平凡边缘的弱势群体，它拒绝“大写的人”。③偏爱“小写的人”偏好灰色的现实，小说格调是灰暗的，有一种反崇高、反悲剧的特征。其代表作家主要有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 池莉1987年发表的小说《烦恼人生》是此流派的代表著作。《烦恼人生》描写的是一个普通青年工人琐碎平常的一天。这一天是在一系列琐屑、繁杂的事务中度过的。洗脸排队、带孩子跑月票、乘船、吃饭铺、去车间评奖金、听训导直到天黑睡觉。《烦恼人生》描写的虽只有一天，但它浓缩的是一个普通工人的一生。这里有种关于普通市民世俗生活的认同，隐含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漠视，放弃了精英文化的清高，以一种日常的世俗生活来冲淡昔日那些所谓“意义”与批判精神，回避崇高、摆脱价值。日本战后“第三次新作家”的文学与中国“新写实小说”的产生不但历史文化语境相似，而且其著作 特征也基本相同。/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 日本经济显现出一片繁荣。这是由于战争期间美国在日本的军需订货大大地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商品极大丰富，政治也趋于稳定。在此形势下，一批“第三次新作家”出现了。从时间上来看他们是继第一、二次战后派之后出现的另一批青年作家。主要有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等人。从他们的创作题材上来看，多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出发，注意日常生活，不赞成战后派作家那种强烈的批判倾向。“第三次新作家”著作中的人物多是平民百姓，行为不端的劣等学生，残疾人或多余人等。他们把审美重心从战争等社会重大问题转移到日常生活和家庭联系上，描写庶民的琐碎生活。在创作手法上有日本传统的“私小说”倾向。在他们的著作中，很少能感觉到外国文学的作用。《坏伙伴》是安冈章太郎的代表作。主人公“我”在战时结识了一个有劣迹的学生藤井。藤井教“我”如何吃饭不付钱，偷东西和偷看女人洗澡等。后来“我”醒悟了，决心改变这种生活。小说以平淡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中日战争时在街头的劣迹学生生活。著作中的主人公虽是作者的化身，但正如评论家松原新一所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劣等生，承认自己平凡、渺小!不像大多数私小说作家那样摆出高深莫测、苦思冥想的样子。”③评论家服部达也对他们下过定义：“他们是劣等生，残疾或普通市民。”④“第三次新作家”著作中主人公的弱者形象，故事的真实性、灰暗的日常生活以及反典型、淡化意识形态等倾向和中国“新写实小说”是极其相似的。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二者都是在相似相近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产物，即国家、民族遭受重大挫折后，政治氛围转入宽松，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开始世俗化。/ “新写实小说”与“第三次新作家”的著作受到了世俗化的作用，不追逐重大题材，淡化意识形态，关注普通大众及小人物们的日常生活。二者从个人化视角叙述人生百态，往往消隐了生命存在的精神追求，与传统文学相比这似乎有些不足，日语毕业论文，但它作为一种具有现实意识的新的文学思潮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中日两国的后现代文学/ 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介绍到中国是80年代中后期。1985年，美国评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北京学院讲演，详尽地介绍了后现代主义。此后介绍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不断见诸杂志、报端。如赵一凡、陈晓明、王宁等人先后撰文阐释后现代主义。其中，陈晓明和王宁等人还把后现代主义应用于当代文学探讨和文化批评。随着其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出现了一批后现代文学倾向的作家。如孙甘露、苏童、格非、余华等。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夜晚的语言》；格非的《褐色鸟群》、《傻瓜的诗篇》；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等显现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特征。如自我的失落与反主流文化，反对现存的语言习俗，意义的分解，把现实抽象化，强调自我感受等。但是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在外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理论直接作用下的一种创作，是在强烈的新潮意识促使下，理论界的明示和诱导下的产物。因而它缺乏培育欧美后现代文学自然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在这点上日本与中国就迥然不同。/ 传播到日本的欧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虽然也是在80年代，但是早在60年代末，日本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倾向就已有体现。60年代末，日本已成为经济高度发展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购买力同步增长，人们开始有条件出入餐厅、舞厅、咖啡厅、高尔夫球场等。一种高层次的现代消费文化已经形成。于是一种崭新视角、全新感受的文学应运而生，这就是日本“内向派”文学。其主要作家有古井由吉、小川国夫和后藤明生等。日本评论家秋山骏曾指出“内向派”作家的四个特点：“1、用最直接、最简单、最单纯的语言来表达普通人的生活感受。2、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把非现实领域的东西引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小说出现许多不易理解的地方。 3、描写的是城市居民生活。4、强调无意义的人、在无意义的场所，过着无意义的生活。”⑤显然，日本“内向派”文学已具有后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 进入80年代，随着欧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传播，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村上龙，田中上健次等人更加完善了后现代主义文学。其中，村上春树的著作还被大量译成中文、博得我国一些年轻读者的青睐。村上春树著作的倾向是无意义、无主题，他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都市里的小人物。啤酒、威士忌、咖啡、外国音乐、女人等成了主人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消费品。主人公以消费者的姿态、悠闲地享受着当代社会所提供的这些消费品。既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质和肉体上的。/ 20世纪后期中日两国文坛上出现的后现代文学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中国的后现代文学一开始就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指导下，其著作大部分是理论框架下的产物，缺乏文学著作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尽管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仍没有达到后现代社会所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所以中国后现代文学是畸形、先天不足的，是不能持久的。与此相反， 日本的后现代文学是在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它没有中国后现代著作中那种刻意追求，生硬模仿。因而它受到日本民众的喜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与日本的近当代文学都处在传统与现实，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撞击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两国的文坛都出现了几次类似的文学思潮和论争。如政治与文学，文学的主体性，欧化与民族性等等。中国的十年浩劫， 日本的十五年战争，都是两国近当代史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灾难过后，不但经济复苏发展、政治民主、人民生活改善，而且文学著作，特别是小说百花争艳。在这些类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体现时代的愿望、人民的心声，出现相似的文学思潮及其著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中国文学有“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自古以来就非常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中国的政治和文学比日本更有着相互关联的必然性。特别是近代中国备受东西方列强的压迫，民族的生存一向作为首要问题。所以无暇顾及所谓个人“近代自我”的觉醒等等。日本虽然近现代历史进程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点，产生了一些类同的文学现象，但是日本传统文学的淡化社会性、注重个人感受、偏爱个人审美情趣的倾向在日本近当代文学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 日本的传统文人始终远离政治。尽管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受到“社会小说”、“普罗文学”、“民主主义文学”的冲击，但是却没有撼动它的地位。这些与中国大不相同。/ （作者单位：黑龙江学院东语系） ①《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②同上，7月13日。/ ③《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松原新一等著，第292页。/ ④⑤同上，42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