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日本传统文学类型“物语”出发，初步研讨了村上春树文学当中出现的“中国”元素。略论了在“中国”这个元素周围，文本内外的各种作用因素。显示出村上春树著作当中有意无意模糊化和边缘化“中国”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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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村上春树 物语 中国 符号
在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中，村上春树第一次大篇幅地描写了“中国”这个元素。有日本探讨者将这部小说定位为村上对日本社会批判意识产生的出发点之一，[1]认为其中的中国元素是亚洲、少数族群被日本人、日本社会差别对待的象征。可以看出，村上的中国并不是地图上的中国，而是被对象化为一个日本与外部环境联系链条中的表象。在这篇小说的结尾中，村上这样写道：“那是另一个中国，不同于地球仪上涂以黄色的中国。那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被中国一词切下的我自身。”[2]村上春树眼中的中国从这篇小说发端，开始逐渐游走于两国的现实与历史之间，引起两国读者的推测和猜想。但在之后的小说中，中国元素在作者创作的过程中始终是作为一个“符号”出现的，它被村上春树消解掉任何能引起读者关于历史、政治、文化进行联想的可能性，剪断“中国”这两个字从出生时就和其母体――地理和文化的中国――的实在关系，切断它的历史深度和含义。它虽已不是明显的“假设”或者“暂定”，但其已经被边缘化、疏远化。
一、 “物语”的力
村上春树谈到在进行他的创作时说道：“……较之其中的客观事实，我感觉自己的意识更为指向围绕事实讲述的物语构成方式，本能地相信唯有那种自然而然的物语性方能治愈――哪怕局部地治愈――我们受伤的社会。” 村上春树的创作实践，也始终是围绕着这个“物语”展开的。但是，日本文学的话语体系里的“物语”和西方文学中的“小说”、“故事”还有着一定的差别。因为“‘物语’仅仅是一种类型（pattern）而已”，它并不是文类（genre）的一种。村上春树把“物语”当做一个装置，用这个装置去重新组合他要去组合搭建的故事。最后搭建出的故事相比较于现实和历史会发生一定的变形。这种变形其实就是“物语”的一种影响力。村上春树自己也谈到自己的“物语”，他认为现实主义的写作已经有了局限性，采用开放式的“物语”才能给自己的文学创作以新的可能性。
山口昌男在他的作品《知识透视法》当中用结构主义的措施略论了日本传统文学当中的“物语”，从中抽离出了它们共通的“物语”的结构。他指出，古代日本国家通过从中国输入法学制度（律令制）以确立秩序时，其“未能吸收到中央秩序里的诸种势力（特别是暴力性的势力）在天皇制神话中找到补偿”。加藤周一这样概括日本文化以及文学的特征：在 “物语”当中，还是会重复这种装置自身存在的一种结构，“物语”当中的事物总是会做一种“离心”式的运动。如源氏物语当中的光源氏。以《1Q84》为例，青豆和天吾的存在即是一种离心的存在，青豆作为一个职业杀手，天吾作为影子写手，他们的身份难以被社会所容纳。二者都被动地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节点上，无法在1Q84年的社会中融洽相处。在这个意义上村上春树的“物语”恰好继承了日本传统文学中的“物语”传统，与其内含的结构契合。而中国意象在村上的小说当中边缘化存在状况跟这种“物语”式的结构是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的。
二、 “中国”的不在
村上著作中最典型的战争场面就数诺门罕战役，应该值得注意的就是诺门罕本身的地理位置的暧昧性。诺门罕位于蒙古和中国的交界处，而在当时的历史语境当中，这里其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的交接之处。伪满洲国的所谓“国界”就是日本当时的“国界”，对面就是苏联。历史上的“满洲=日本”这种历史认识深深扎根在战争时代日本人的心里。就这种历史和地理层面的“暧昧”直接抛弃了中国的在场，选取的内容也模糊化了此处是中国的领土这一事实。
在《奇鸟行状录》中，出现了滨野和本田这一对人物。滨野关于日本侵华的战事有着清晰的认识：“南京附近做了很过分的事哦。我们部队也做了。把几十人扔进井里，从上面丢进几枚手榴弹。还做了很多难以启齿的事情。”这种直接提及中国主战场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在村上的作品中不多见，但是在这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描述之后，村上笔锋一转提到本田。本田十分神秘，他可以占卜生死，预言未来。本田的哥哥两年前战死在中国战场，因此他一定也很清楚中国战场的惨烈情况，但是他对此始终保持沉默的态度，和滨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文本来看，本田始终是村上春树的重点描写对象。无意中也透露出村上关于这场战争的态度：对具象的战事和暴力保持缄默，转而用神秘化、超现实的描写将自己的态度暧昧化。当然这并不等于村上否定历史，日语论文，而是对这段历史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态度，还暗含着历史中的个体对战争难以把握、难以言说的苦衷。在此处，任何一个民族属性、政治区域、文化共同体都被模糊化和边缘化，战争没有了加害者和受害者之分，都转变成了村上笔下超越论式的“物语”。
三、父亲与中国
如果说“物语”内在的结构和影响力让村上著作中的中国边缘化和模糊化，那么存在于文本外部的作家本身对“中国”这个符号也产生了作用，这就是父亲。村上自己承认其关于中国的认识部分来自于父亲的战争经历。他在接受杂志采访时表示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就谈起过些许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内容非常骇人，这已经给他的父亲带来的是心灵上的创伤，日语毕业论文，这种创伤也延续到了村上本人的身上。在耶路撒冷奖演说当中，他也提到了自己的父亲，称从他的背影中看到了死亡的气息。中国与死亡的关系是并没有随着父亲一代的去世而化为乌有，仍然由下一辈人继承了下来。战争发生地（诺门罕），在日中国人（《去中国的小船》）都是他尽量避免直接涉及中国的表现。父亲的记忆由他来继承，他也背负上了这记忆的负担，始终无法正视它。
因此，村上倾向于脱离那种历史记忆当中善与恶的二元对立，而善恶的二元对立恰恰是我们讨论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里始终争辩的主题之一。东亚真实的历史是相互缠绕着的，村上试图摆脱这种历史现实当中的纠缠和细节，而是转而瞄准“体制”（system）：邪教式封闭的体制、个人和体制的联系等等。村上春树针对钓鱼岛问题的文章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并没有谈及钓鱼岛问题的历史根源，而是转而批评政治家。这无疑将游行示威活动背后的问题实质归结到了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层面当中，模糊了问题的焦点，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四、结语
存在于村上春树的文学著作当中的“中国”是一个不具有历史内涵和深度的符号。虽然村上本人在后期的著作中强烈批判了那场战争，但是对战争的受害国――中国的认知仍然停留在“符号化的认知模式，不愿深入认识对象内部进行了解”。村上曾经在采访中这样表示：要通过自己的著作提供给读者一个判断事物对错的认识体系。通过亲身体验他讲述的物语，就像穿他人的鞋，世界上有不同大小的鞋子，通过穿这些鞋子去慢慢学习一些东西。村上还是没有脱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种忽视历史逻辑和民族意识的思维模式。他的著作也只不过是试图治愈战争记忆给现代日本人带来的心理创伤而已，而“中国”这个符号也只能在这种抚慰和治愈当中被模糊在历史记忆的边缘地带。
参考文献
[1] 山根由美/.村上春/「中国行きのスロウ・ボ/ト」///社会意/の目/め/[A]//今井清人.村上春/スタディズ2017-2017[M].若草/房，2017.
[2] 村上春树.去中国的小船[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