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八/后的感性 李硕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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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上旬，中日韩亚洲文学论坛于北九州市召开。在中国作家中，“八/后”代表女作家苏德（29岁）格外引人注目。尽管人们对独生子女的不合群，以及偏爱消费胜过储蓄的性格持否定论调，但作为网络原住民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他们的感受力正孕育出崭新文化。即便在文坛，颠覆既成概念的作家也在不断涌现――十几岁出道、偶像性营销等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
《威马逊之夜》（Transview出版，2017年）中的女性叙事者“我”，在台风“威马逊”临近之夜，将偶然路过的男性带入自己的房间，开始独白。由于告密，女性友人当官的父亲被卷入渎职案件。友人坚信告密者是开办公司的恋人之父，于是在法庭上做出令其被判行贿罪的证言，后因内疚沮丧而自杀。然而，在男人再次来到这个房间时，将友人遗书念给男人听的“我”已留下一封信件自杀。其实，渎职告密之人是“我”的父亲。
友人死后，“我”被负罪感驱使，一直怀有自杀的念想，却因尚未寻得向友人的恋人传达真相之人而继续活着。小说内幕的揭示巧妙且出人意料，而且引用信件后的最终场景――叙事者“我”仿佛在空中眺望自己的遗体和男人――的恐怖之感，让本应是女性友人专情爱恋的故事焦点，转向“我”的赎罪感与超常现象。
作为此次论坛特集的《文学界》（2017年2月号）所收录的《甲脸》亦描写了超常现象。在乌龟养殖池打水漂玩的少年们，发现乌龟的甲壳上浮现出人脸，这在城镇中引起骚动。后来，人们明白只有火葬者的脸才会浮现在甲壳上。而故事结束时则插入了一条暗示性新闻――有人从火葬场购买骨灰，当作喜食人骨的乌龟之饲料。正因为作者通读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全集，才会有此惊悚的结尾，而小说对民俗性的重视则是其成熟的证明。
【作家自述】 留存禅境之美的日本
儿时因为家中有长辈常会去日本出差，所以每次都带回一些好看的画报与杂志。现在除了写作外，我自己也服务于一间杂志社，恰好是与日本的《sotokoto》（树）有合作，就更频繁地阅读日本杂志，最爱看《家庭画报》《和乐》等。非常喜欢日本文化中关于禅境之美的追求，那是中国古而有之，却为现代都市人所遗忘的。我想自己接下来的小说创作会更贴近于这种关于当代中国禅境的追溯与渴求。希望中国能像日本一样，保留并且珍惜传统。
去年冬天去到日本北九州，很喜欢安静而祥和的海边城镇氛围，也很高兴认识了很多日本及韩国的作家、文艺家。
张悦然：“新概念”作家的残酷与唯美 李硕 译
张悦然（28岁）亦是一位备受瞩目的“美女作家”路线之继承者。不仅如此，出身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她，体现了“八/后”文化。这一大赛是面向青年的上海文艺杂志《萌芽》，与北京学院等学校联合举办的文艺奖项。学院免试入学的特殊待遇，以及获奖者作为少年作家如同偶像般出道的营销等等，彻底改变了作家的形象。2017年第一届大赛的冠军是高中在读时便出道的男性作家韩寒（28岁）。他的小说《三重门》（Sunmark出版，2017年），以讽刺犀利的笔调描画出应试教学的重压、学校教学的矛盾以及淡淡恋情。张悦然是第三届大赛的冠军，本专栏第一期介绍的苏德亦出身于此奖。
在《黑猫不睡》（《中国现代文学》第4期，hituzi书房，2017年）中，生活于强大父权家庭的高中少女捡回一只黑猫。或许是为了防备称它为不祥之兆的父亲，黑猫变得几乎不睡觉。在无聊的日子里，少女唯一的心灵依靠是一位视自己如公主一般、笑容俊美的同年级少年。然而，当少女将受父亲虐待的猫交托给他时，他也觉得这是不祥预兆。由于他丢弃了猫，少女对少年的幻想破灭。虽然著作细腻地描写出带有灰姑娘情结的少女内心之动摇，可几处虐猫的情节则又弥漫着青春期特有的残酷。另外，反抗父权与“弑父”是贯穿作者初期著作的主题。
在《竖琴，白骨精》（《现代中国文学短篇选》，鼎书房，2017年）的故事中，只是为了得到丈夫――制作竖琴的乐师――的爱抚与拥抱，妻子便将自己的骨头一根根送给丈夫制成琴框。力量弱小的妻子决心寻死，她拔下竖琴上尖锐的弦刺向自己，骨头却由于沾染血迹不能再作为材料。这种极度自我陶醉且唯美的著作风格，在《誓鸟》（2017年，誓鸟是传说中炎帝的女儿于东海溺亡后转世而成的鸟）中也得到继承。故事描写了在大航海时代的南洋岛屿上，被海啸夺去记忆的中国美少女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少女为取回过往记忆而自刺双目。小说洋溢着壮烈之美。《誓鸟》毫无意外地登上了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7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单。
【作家自述】 风景画与特写镜头
日本文学是我阅读中很重要的一块。相比日本与我同代的年轻作家笔下的迷离，繁华的大都会，我似乎更喜欢久远一点的，更传统一点的日本。比如谷崎润一郎的日本。或许是因为在那个阴翳幽媚的东方世界中，可以找到通向我们已经失去的那个中国的路径。
此外，我还很喜欢宫本辉，《泥河・萤川・道顿崛川》中的日本非常迷人。在更年轻一些的作家中，我非常喜欢川上弘美女士的小说，以及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山七惠。读她们的小说，有时会觉得好像就是发生在身边的事，很少会强烈地感受到作为日本的“异国情调”。对我而言，先前的日本小说更像一幅风景画，而现在的日本文学，则是对准某个人物的特写镜头。
余华：描绘狂躁，引发向往俭朴的乡愁 陈青庆 译
近年来，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候选人，余华（51岁）的名字屡屡出现在莫言（55岁）之后。1993年出版的《活着》（角川书店，2017年），翌年由张艺谋拍摄成电影并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令余华闻名于世。该著作以压抑中不时流露出幽默的笔调，描绘了在国共战争、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剧烈动荡的时代中，八位家人中虽有七人逝去却继续活下去的农民。先锋作家余华一直都与残酷的现实社会保持距离，在接纳欧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追求新式小说语言。他对现实主义的回归，成为当时一大话题。 《兄弟》（文艺春秋，2017年）描写了一对义兄弟反差性的生存状态。二人在“文革”时期共同度过悲惨的少年时代，结下超越血缘的浓厚情谊。被镇上的人们当作笑柄却仍遵循欲望生存的弟弟遭到意中人的拒绝，更令他无法忍受的是，这名女性与容貌端正、性格诚实稳妥的哥哥结婚。备受屈辱的弟弟创业失败，靠捡破烂勉强糊口。然而，改革开放、经济正规化后，弟弟发挥与生俱来的才智，扩张事业，迅速成为富豪。另一方面，工作的国营工厂倒闭后，哥哥因过于沉重的体力劳动弄坏了身体，最终沦为销售丰乳膏的小贩，漂泊于边疆之地。当哥哥回到小镇之后，得知妻子与弟弟的外遇，选择了自杀。尽管余华曾在《活着》出版之际说过，“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控诉和揭露，而是向人们展示高尚”，但令人难以立刻相信的是，沾满粪尿和性欲望等献丑趣味的《兄弟》，竟出自他的笔下。
然而，不惧背离读者期待的余华想要追问的必定是，女性对再生处女膜的愿望所催生出巨大经济效益――“处女膜经济时代”的狂躁。我一边重读《兄弟》，一边想起于去年12月“东亚文学论坛 in 北九州”的主题演讲中，女作家铁凝（53岁）在阐述礼仪文明的必要性时介绍的一段轶话：南方某农村的葬礼之际，村民为了挣面子，竟叫来一班脱衣舞娘！从译文中我们无法窥知 “悲剧中穿插喜剧，喜剧中穿插悲剧”的余华之文体的抑扬与饶舌，不过反照时代狂躁浮现而出的则是掺杂于著作中的一段情节――收获成功后，想起“文革”时贫苦底层农民之苦痛的弟弟仍旧身着陋衫。这是对国民同等俭朴的逝去时代的乡愁。
【作家自述】 在细节里感受日本
我三十年前开始阅读日本文学著作，当时十分欣赏日本作家对细节的丰富描述，与同时期读到的欧美文学著作相比较，我感到日本作家对细节的迷恋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
六年前有机会来到日本，体会到日本民众对细节的讲究，也就理解了日本作家为何如此迷恋细节。我觉得，在细节里感受日本的文学或者生活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潘向黎：知日派作家的纤细与幽玄 李硕 译
2017年，中国迎来了私家车与房产的热潮，而作家潘向黎（44岁），则巧妙地体察到受西洋风洗礼的都市新兴中产阶级生活之中潜藏的心灵缝隙。父亲是复旦学院教授，出身于上海书香名门的她，是一位曾留学东京外国语学院探讨生院的知日派人士。从2017年开始，潘向黎连续四年跻身中国小说排行榜，获得业内高度评价。
《奇迹乘着雪橇来》（《新潮》2017年1月号）描绘了一位三十多岁、与条件理想的丈夫过着无拘无束生活的主妇，于平安夜仅有一日的恋爱冒险。《白水青菜》（鲁迅文学奖获奖著作，《昴》2017年8月号）则描写出四十多岁的风投公司经营者的出轨与离婚危机――男主人公虽耽于年轻女性却厌烦“村上食谱”（女性热衷于再现村上春树小说中的菜肴），因无法忘怀妻子精心烹饪的白水青菜之滋味而回归。简朴的烹饪小说达成了芥末功效的文明批评。
《天国之风》（新潮社，2017年）是高树信子与亚洲作家历时五年的交流成果，其中收录的潘向黎的《永远的谢秋娘》，描画出一位幼时被“文化大革命”夺去音乐学院教授父亲和芭蕾舞者母亲的上海舞厅歌手的半生。在一次次袭来的不幸中，不依靠男性来开创人生的女主人公，给人留下坚强和孤独的印象。该著作令人联想到原题、内容都与之相近的台湾现代主义作家白先勇（74岁）的《永远的尹雪艳》（《台北人》，2017年，国书刊行会）。
《永远的尹雪艳》描述了一位坚强女性，于战后移居台湾、出身上海的外省人的社交圈中，于剧烈的社会动荡里，凭借保持不变的美丽和魅力生存下去的故事。然而，两部著作的女主人公永葆美丽的必要性却不尽相同。对男人们而言，尹雪艳持续的美丽强化了他们对过去的光辉记忆，关系着对如今的肯定。男人们甚至心甘情愿失去地位，只要被曾为上海名舞厅当红歌手的尹雪艳用甜腻的声音招呼，便恢复了优越感。另一方面，谢秋娘的不变之美则表现出承受住“来自文革和数度不幸的秋霜”而依然盛开着的花朵之美。《陶庵梦忆》是一部描写明朝末年风物的古典随笔，其中出现的菜肴成为该小说的重要小道具。与古典情绪一起，著作为读者带来纤细幽玄的余味。
【作家自述】 一种亲切感
多年前曾在东京留学，因此对日本怀着亲切感。山手线报站的声音，至今还会在我梦中响起呢。
作为中国作家，我欣赏日本文化中注重美感、讲究留白、追求禅意的特点。另外，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细密、柔软，能够紧贴现实存在，这有助于抵抗忽略细节的“标签化”，也带来了表达上的细致、幽深与不可重复。在许多日本小说里我都看到了这个长处。
我见过的最优雅的女作家――高树女士正在贵报连载她的长篇，高树女士，好久不见，祝新作大获成功！
春树：回响在青春的朋克、摇滚与纯真 王天一 译
上期我介绍了一位巧妙地将村上春树作为小说元素的作家。提起村上春树，中国有位笔名叫春树的女作家（虽然文风与村上春树完全不同），1983年出生的她是八/后作家的有力代表之一。2017年出版的《北京娃娃》（讲坛社，2017年出版）是一本自传体青春小说，描写了一位多愁善感、无法适应学校制度的“问题少女”见异思迁且矛盾重重的日常生活，以及其开放的性联系。该作不仅在中国国内大为畅销，还被英、美、意等多国翻译。春树亦因此于2017年2月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
《北京娃娃》的书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卫慧（38岁）的《上海宝贝》，但在这部著作中却感觉不到《上海宝贝》那般的煽情与肉欲。《北京娃娃》的原题为《冰的世界》，编辑在修改小说名时也许对其寄予了获得与《上海宝贝》同等畅销的期待。与最初的男友做爱后，主人公发现对方已有女友的事实，开始对男人这一生物失望。于是从男性联系、朋克摇滚乐中寻求排解常据内心深处的虚无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貌似原题可以更好地表现出这种虚无。
这种虚无感大多源于主人公的分裂气质。比如，她极度向往考入北京学院，通常而言应该每天努力学习，然而她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她瞧不起完全不读文学的职高同学，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多次想到要退学。在语文课的演讲上，她发表了“真正有才华的人都会自杀”的一己之见，在列举出海明威、太宰治的例子的同时，推崇自我选择的自杀行为。这一章节让人印象深刻。 著有诗集的春树，在小说中插入了自己创作的题为《把青春永远留在十七岁》的诗歌。“我记得有人曾经对我说过/美好永远只在一瞬间/我喜欢看滑落过的树叶/告诉我我曾经有过年轻/告诉我我还年轻”――这是特立独行的少女真实纯粹而又坦诚的告白。正因如此，《北京娃娃》才震撼了众多中国青春期少年的心灵吧。
【作家自述】 受太宰作用
这次有幸能让桑岛先生将我写的短篇小说介绍给大家，真是缘分。
我曾在日本出版过一本长篇小说《北京娃娃》，小说写的是一个女孩从13岁到17岁的经历，被称之为“残酷青春”。这是我作为一个年轻作者迈出的第一步属于自己的步伐。
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喜欢的日本作家是太宰治，他的忧郁和颓废文风深深感染了我。能将忧郁和颓废写得那么美和凄凉，中国作家里只有郁达夫和他类似了吧。
那时我也常读村上春树的著作，后来我给自己起了“春树”这个笔名，可能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喜欢村上春树的原因吧。现在我喜欢看村上龙的著作，我喜欢他小说里的深度和反叛。
此时我在首尔写作，向大家遥祝。
安妮宝贝：网络作家的传统回归 李硕 译
2017年，中国迎来了网络文学的兴盛，其中如彗星般出现的安妮宝贝（37岁），其首部短篇小说集《告别薇安》成为累计销量超过百万的畅销书（日语版由小学馆出版，2017年）。同名小说《告别薇安》以上海为舞台，描写了男人日夜沉迷于网络聊天的网恋落寞结局。男人思索着网上相识、名为薇安的女性，是否就是同一时段在街角咖啡馆中认识的、自称薇薇安的女性呢？出于对薇安的感觉，男人终结了与同企业女性的联系，致使该女性自杀。而结局则是，薇安并未住在上海。
相较现实中面对面的人际，年轻人认为诞生于虚拟空间的联系更为真实。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出都市化和社会信息化的特征。安妮宝贝是表现“咖啡、白色棉布衬衫等‘小资’（即文雅）情调”的第一人。顺便一提，“小资”这一原本带有小资产阶级意味的贬义词，被用于反映都市生活方式，冠以正面意义后，成为流行语。
以网络小说出道的安妮宝贝，2017年后回归传统，出版了充满人生深度的著作。在《他她》（《文学界》，2017年3月号）中，作家以简洁文雅的辞藻，细致地连缀起归家为父扫墓的女儿目睹曾经严厉的母亲变得如孩童一般的感慨，女儿与母亲之间无法言表的感同身受，以及女儿因遗憾和悔恨而愈发强烈的丧父之情。
这种由倒叙手法形成的内省文体，在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莲花》中亦得到继承。该著作以安妮宝贝前往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徒步旅行的经历为基础，描写了中学时代相识、性格相近的男女，在其后的对照性人生。走精英路线的男人，以及历经奔放异性联系后与法国男性结婚的女人，发誓共同打破婚姻生活于西藏秘境再会。男女二人的西藏之行同人生之旅相重合，令人深切感到生之脆弱。在2017年的畅销书排行榜“图书年度风云榜”小说类别下，《莲花》毫无悬念地获得第一名的殊荣。翌年出版的随笔集《素年锦时》，销量亦超过120万部，令安妮宝贝畅销书作家的地位无可动摇。
【作家自述】 通往人性黑暗的最深处
按照中国主流文学的价值观，写作题材最好倾向乡村、变革、时代、战争等大题材，如果有人倾向写出个体与他自身以及所置身的世界之间发生的联系，就务必涉及城市、情爱、性、内心阴暗面、人性秘密和困惑，以及死亡。呈现自我存在，呈现出美、真实、脆弱、尊严，同时呈现出缺陷、卑微、破损、不完满。
写作本身不存在被理解的前提，但如果它具备个体存在感，就务必与越过大众价值观、是非观、道德伦理、常规秩序的尖锐边缘共存。但依然觉得，考验人的写作，最终只能跟人性相关，通到人性黑暗的最深处。这也是一个作者所面临的勇气和考验。
苏童：写尽女性心理的执着 李硕 译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涌现出一批被称为“先锋派”的作家。同前面介绍的余华等作家一样，本期介绍的苏童（48岁）也作为中心作家活跃于其中。以“写什么”而非“怎么写”的切实问题意识为依托，追求崭新小说语言的他们，其前卫可以说是某种现代主义运动。譬如，在重新审视现代史时，话语“主体”丧失与“宏大叙事”凋落之特征的发觉，孕育出后发国家向可实现的后现代主义进发的契机。1987年出版的《1934年的逃亡》令苏童声名鹊起，该著作以好似“意识流”的文体，描写了某家族经延数代的历史。
然而，从80年代末开始，苏童、余华开始以十分平易的文体创作出感知普通读者传统嗜好的著作。其中，由张艺谋（59岁）拍摄成电影，获得1991年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原作《妻妾成群》（《季刊中国现代小说》20号，苍苍社，1992年），令苏童之名为世界知晓。战前，因父亲事业失败难以继续学业的女学院生，以四姨太的身份嫁入一夫多妻制的家庭――这部著作由此开始。继而，她觉察到夫人之间的隐微斗争――三姨太与常来问诊的医生之联系被二姨太知晓，次日清晨三姨太被投入水井。目睹了这一场景的她最终精神失常。翌年春天，丈夫在家庭的喧杂中迎来了五姨太。不过，与其说这部著作是对封建制度的揭发，不如说更为突出的是作者意图写尽女性阴暗心理的执着。
2017年出版的《碧奴》（角川书店，2017年版）是一部以孟姜女传说――秦始皇时代，丈夫被征去修建长城工事未归，孟姜女担心丈夫身体，带着冬衣千里寻夫――为模版的历史小说。苏童借用中国民众心中印刻的贞洁烈女形象，驱使奔放的想象力，以宛如神话传承的叙事，日语论文，记述由于暴政被禁止流泪的农村女性碧奴的苦难历程。身体被囚的碧奴在途中过度悲伤，致使眼泪从乳房溢出。周围的士兵品尝后，称之为妙不可言的美味。这一情节让我想起清代长篇小说《红楼梦》（堪称中国《源氏物语》）中贵公子贾宝玉所言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的女性礼赞。
【作者自述】 流动的水是最美的
曾经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到访京都、大阪和横滨，在我的记忆里，那些樱花至今没有凋落。曾经在少年时代读川端康成先生的《雪国》和《古都》，那些清隽细腻的文字与古城苏州的春雨交织在一起，滋润了我的文学梦。 人们常说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水是最奇妙的物质，水可能是冷的，可能意味着隔绝，水也可能是温暖的，可能意味着流动，毫无疑问，温暖而流动的水，才是最美的。
文学也是水，它应该温暖，应该流动。很多时候，流动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希望。
谢谢《每日新闻》向读者介绍我的著作。
郭敬明：温柔笔触描画的残酷青春 王天一 译
若问到中国青年作家喜爱的日本作家，大多数会举出村上春树的名字，而岩井俊二也经常被提起。仔细回想，卫慧（38岁）的《上海宝贝》，其书名就是电影《燕尾蝶》的主人公“格里高”所唱的主题曲。而销售量突破百万册，出身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80后作家郭敬明（28岁）的《悲伤逆流成河》（讲坛社于2017年出版），或许是作者在向岩井致敬，总令人想到同样以青春期欺凌为主题的电影《对于莉莉周的一切》。
小说的故事由此展开――高中生齐铭和易遥是邻居，从小在上海的弄堂里长大，两人的联系介于爱情和友情之间，但却最终错过。齐铭成绩优秀、长相帅气、细致周到，而易遥成长在单亲家庭，母亲以卖淫为生，母女联系并不融洽。易遥和校外男生发生联系怀了孕。齐铭帮她分担这个无法向任何人诉说的秘密，给予她亲人一般的关怀和守护。然而不久，这个秘密被嫉妒两人亲密联系的女生散播出去，阴损的欺凌逐渐不断地升级……
忧郁悲伤的情感似流沙般沉积在河床，时而在阳光下如泪滴闪烁。与残酷交织成美丽的马赛克图案的美丽青春记忆，化作结晶。同样以青春期的种种尖锐问题为题材，但与岩井相比，郭敬明细腻笔触下的青春更加温柔。虽说关于青春期少女的心理描写多少有些类型化，但也有无法想象是出自青年男作家之手的细致。
由郭敬明创刊并担当主编，面向青年人群的文艺杂志《最小说》获得成功，从2017年起他连续两年问鼎中国作家富豪榜冠军。虽然小说涉嫌抄袭一再引起争议，然而从结果而言，郭敬明的活动却在改变着“文学”的概念。郭敬明在从上海传统弄堂搬到高级住宅区的过程中回忆青春；而我在观看《燕尾蝶》时，一边想起香港和上海的平民区，一边想到日本灰暗的未来。郭敬明著作中少有岩井阴暗惨烈的情感，或许是由于中日青年关于未来在态度上的不同吧。
【作家自述】 充满希望的文坛
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对中国文坛的印象，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市场的角度。
我认为中国文坛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变，人们的生活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变了，读者的阅读需求提升，需求面拓宽，但在网络迅速普及的环境下，这种需求越来越两极化。
人们需要能打动心灵的著作，同时又没有足够的耐性来对作者们给予中肯的评价。要经受住读者的挑剔，写出同时具备思想深度和市场号召力的著作，这对现在的年轻作者们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有挑战，代表着这个市场是有活力的，哪怕它处于转变中，存在很多问题，也总是充满了奋斗的希望。
陈染：反转的社会与个人生活 李硕 译
猛然意识到本专栏撷取的作家多以女士优先，不过这并非偏袒，而是（我认为）从中国文坛的主流价值观来看，自由作家多为女性的缘故。
主人公拗拗登场于陈染（49岁）1996年出版的小说《私人生活》（庆应义塾学院出版社，2017年）。幼年时，拗拗便称自己认为是代表自身意识的“手”为“不小姐”，而将无关意志代言肉体的“脚”命名为“是小姐”。拗拗是一位与自己身体对话的早熟敏感少女。著作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尽管压抑的父亲和高中老师令拗拗感到窒息，但是通过与心怀同性爱情的年长美女禾，以及不令人感到压抑的学院时代的恋人尹楠之间的交合，让拗拗由少女逐渐蜕变为“女人”。
作者将所谓“肉体、子宫、胆怯”的私人・女性言论，放置于“即便被光线和明亮上色，却依旧同伪装和谎言相连”的公家・男性言论的对立面，讲述了女性被隐藏的内心。在“镜子房间”里，少女与禾弥漫着颓废之美的交合，与其说是性倒错，不如理解为是对异性恋主义的不协调。
然而，对拗拗而言比母亲还重要的禾却丧命于火灾。另一方面，日语论文题目，尹楠在去德国之前来向拗拗告别，他们在仓库中慌忙完成的性交实在令人感到悲伤。后来，失去两个无可替代之人的拗拗变得精神失常，故事逐渐附着上浓郁的疯癫色彩。
实际上，这个故事开始于拗拗的回忆（从长梦般的癫狂中清醒后，主治医生所给的病历中的内容）。或许讲述至今的美妙“私人生活”，原本就是由于癫狂而捏造的事件――读者对此应该会陷入不安。然而，治愈了疯狂的拗拗，在提交至医院的复查报告中写道：当我读到赞美社会和谐与进步决心这样显而易见的谎言时，自己便会一下子将“隐微的私人生活=异常，公家言论表现出的社会生活=正常”的图式反转过来。
拗拗在比作方舟的浴缸中放入被子睡觉的场景，令人想起法国作家JK・图森的小说《浴室》。她面向“洪水=‘破碎的外部世界’”的出航，洋溢着相应的悲壮感。
【作家自述】 感谢岁月
我现在的心理状态，和我曾经出版的那些著作已经不尽相同了。但是，回头去看那些文字，仍然如遇故人。那些激情与绝望，那些冰冷与热烈，那些傲慢与反骨，那些清冷与孤寂，那些痛苦的幸福以及那些义无反顾的绝然，都是成长时期的人生课题。我想，这些课题应该说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完。
岁月已使我朝着沉着释然、气定神闲的方向大踏步地走近了一些。我要感谢时间，感谢温暖，感谢书籍，更要感谢那些精神上曾经的挣扎与苦痛，感谢冷漠、轻视甚至感谢恶毒，它们使我成长，而且继续成长！
现在，我愿意用古人的话自勉：大道至简，大医至爱，适者有寿，仁者无敌。
阎连科：写尽荒诞的情志 陈青庆 译
近几年，中国作家阎连科（53岁）在欧美评价之高，不亚于莫言和余华。部队出身的他，凭借取材于农村和军队生活的小说，包揽了“鲁迅文学奖”和“老舍文学奖”等中国国内主要文学奖项。 2017年出版的《丁庄梦》（河出书房新社，2017年）描绘了河南偏僻农村为求脱贫鼓励卖血，结果招致艾滋蔓延的荒诞不经。著作以父子纠葛为轴心，从遭受村民怨恨而被毒杀的孙子之视角进行讲述，刻画了一位战后长期担任学校代课教师，颇受村民尊敬的男人，及其不仅倒向鼓励卖血的一方，还在开始出现死者时贩卖棺材牟取暴利的儿子。小说中死者与生者的对话，祖父预见现实的梦境，都能看出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也许唯有这种在拉美文学中蓬勃发展的手法，才能表现出生长于中国文明发祥地，与古老历史相维系的中国偏远农村人的生存感觉。不过，由于作者紧贴人们的传统生死观――执着地将棺材看作来生的居所，所以尽管小说应用动辄容易陷入空洞的创作手法，却不令人感到丝毫的不协调。
阎连科去年完竣的《四书》，是一部饱含作者情志的巨著。该作以“文革”时期为改造知识分子而建造的收容区为舞台，用仿佛圣经般的文体讲述了知识分子的受难、饥饿等极限状态。
【作家自述】 为一个书架而祝福
我的书架上有着超出大多中国作家的日本文学书，从《源氏物语》到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德田秋生、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二十几位日本作家组成的上世纪日本文学灿烂的天空，照亮过我的阅读和写作。
川端细美的文字，三岛澎湃的情绪，安部公房那卡夫卡的荒诞和大江先生对日本现实的焦虑，都曾让我感动和思考。
直到今天，我一直定期到书店挑书和买书。可日本当代文学除了村上春树等，在我的书架上已经不多了，增速减缓、降低了。谁能为这改变负责呢？谁能改变这种状况呢？谁能和我一道为我书架上的日本当代文学期冀祝福呢？
对大江健三郎文学的理解：作为尼采和鲁迅的继承者 陈青庆 译
上期，我谈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家阎连科。此次我想围绕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话题，谈一谈中国对大江健三郎的理解。
在人们的印象中，近年来一直独力承担中国大江文学译介的是中国社会科大学外国文学探讨所的许金龙教授。2017年，他凭借译著《别了，我的书》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优秀文学翻译奖。2017年9月，他参与策划的大江中国讲演之旅，曾被媒体连日报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刻感触。几乎是在与大江访问中国的日子相重合的同年9月8日至14日，《别了，我的书》和《愁容童子》（皆为许金龙译）一同进入《新京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位。
在中国，大江文学能够受到读者广泛的支持与尊敬，其背景是中国对大江文学的独特理解。许先生指出，鲁迅在日留学时代曾接受过尼采的洗礼，而大江在《奇妙的工作》之原型《杀狗之歌》中的“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则是引自鲁迅《白光》（讲述读书人屡次科举落第，最终发狂的故事，亦被指出受到尼采的作用）的一行。由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是与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相勾连的重要源头，因此便可勾勒出尼采→克尔凯郭尔→鲁迅→大江健三郎的谱系。夸张地说，在人文主义的谱系中，将鲁迅和大江健三郎定位为欧洲智慧典范的后继者，这种定位方式将大江文学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侧面突显于东亚语境之中。
当然，正如中国社会科大学文学探讨所的陆建德所长所言，在《别了，我的书》的主人公古义人与艾略特的对话中，他着眼于大江对宗教性归属感的拒绝，由此解读出带有幽暗情志的倾向（寄托于充满苦难的“记忆之战”与塞利纳的“你必须不含丝毫谎言地说出在这个世界上曾见到过的人类的所有的堕落”一句中）。然而，大江的《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获得2017年中国21世纪年度最佳优秀小说奖的著作――的末尾，令许先生联想到但丁的《神曲》，从中解读出与“从绝望之中寻找希望”的鲁迅精神本质相同之处。据闻从今年九月起，许先生预计耗费三年时间出版全40卷的《大江健三郎全集》。
堪称世界文学之锦缎的大江文学，正在那片土地上迎来丰收时刻。
【许金龙】 为未来的新人而写作的文学
在我来说，与其说是大江文学的翻译者和探讨者，毋宁说是学习者，是把大江文学作为教科书或百科全书来学习的，从刚开始时的懵懵懂懂，到当前的似懂非懂。大多数中国读者大致和我一样，正在这种懵懂中感受大江先生与恶势力相搏的决绝，感受面向全人类的大爱……文艺评论家陈晓明认为“大江文学是伟大的，是超越阅读的”，大江文学的中国读者尽管在不断增加，却需要花费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逐渐深入理解其中之宏大、之美妙吧。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江文学是为未来而写作的文学，更是为未来的新人而写作的文学。
林白：扎根于身体的语言之复权 李硕 译
据闻勉诚出版将于明年四五月间发行全十卷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实际上，这是距1997年的《当代中国小说》（新潮社，全四卷）以来时隔十五年的选集。在出版不景气之时，对业界而言这是一则明快的消息。所以，我打算今后两期从勉诚版选集的作家阵容中，介绍两位至今从未列举过却应该重视的作家。首先从被选集收录代表作《一个人的战争》的林白（52岁）开始。
这部著作的主人公是五岁便意识到性觉醒的早熟少女多米。“文革”时，她由祖母代替下放的母亲养育，在成长期中陷入“自己是否是与生俱来的同性恋者”的苦恼（实际上，后来多米作为作家想要成名之时，她像挑逗流连于同性感情的年轻女性一般去诱惑男人）。另外，学院毕业后，多米被相识于独自旅行途中并坠入恋情的船员玩弄，被比自己年轻的男性追求，甚至刚进电影制片厂工作就与电影导演陷入热恋。虽然多米怀了导演的孩子，却由于导演的单身主义，而令其落入堕胎的窘境。
著作中还包含小说剽窃、强奸未遂等沉重事件。女性原本想要隐藏的阴暗面，被林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著作出版之时，这种将个人事件焦点化的创作态度，引起相当大的社会议论，令林白与陈染一同被贴上带有否定性微妙感觉的“个人化写作”标签。然而，正如1996年林白本人在斯德哥尔摩研究会上所言，这种书写方式，无非是将被“集体叙事”（不自觉地按照主流价值观写作）视为禁忌的个人的性经历=生的欲望，从被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 我想起1993年6月爆发的“人文精神讨论”。中国舆论导向者之一的王晓明（56岁），通过对流行作家王朔的批判，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令人们丧失对生活意义这一精神问题的兴趣。这是80年代精英主义“文学”以及“人文精神”――一边调整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底层的共同步调，一边保持作为主流文化地位――的没落之始。陈染和林白则必定是以切身之感对此进行了理解与表现。林白说：“在失去了家乡的如今，唯有语言才是我们的家乡。”因此，她以恢复扎根于身体的语言之权利为目标。
【作家自述】 我看日本文学
因为有《源氏物语》，我知道日本是一个有着悠久小说传统的国家。日本文学的极致、精微、冷艳、哀绝、纯美以及人生况味，与中国传统文学的道德、劝善、中庸、和谐、敦厚有所不同，是我很喜欢的。
我早年读过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人的著作。其中《金阁寺》读过不止一次。
本世纪我参加过与大江健三郎的座谈会，还有2017年9月参加了中日女作家研究会，知道有一批优秀的当代日本女作家，比如柳美里、川上弘美等。我写于1993年的《一个人的战争》在《每日新闻》上连载，这是一件使我感到愉快的事情。向读者问好！
阿来：对明天的美好祈祷 李硕 译
延续前期，我想介绍被勉诚出版收录于来年四五月间预定发行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中值得关注的作家。阿来（52岁）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母亲是藏族人，父亲是回族人，著作也多以西藏为舞台。然而，他自身却喜欢非汉族汉语文学的说法，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思想呢？
从1980年代的后期开始，阿来便以作家的身份不断积累经验。2017年，他凭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日语版发行于2017年，近代文艺社）一举成名。这本销量超过两百万部的畅销书，不仅被拍成电视剧，还被好莱坞买下电影版权，成为当时热议的话题。该著作以作者的故乡――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为舞台，由统治汉族区域和藏族边界地区的藏族土司与汉族二夫人所生的主人公，在土司之间、宗派之间沾满鲜血的斗争和爱恨中，装疯卖傻以求生存。最终，在针对父亲的复仇中，主人公成为替罪羊死去，而故事则在令人产生“转世”的预感后完结。
2017年至2017年出版的《空山》（全六卷，勉诚版收录第一、二卷），是以“机村传奇”为副标题的系列小说。而著作的舞台“机村”，则令人联想到50至90年代的阿来故乡马尔康地区。第一卷和第二卷通过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私生子格拉的视角进行描述。在村中的还俗僧人之子被爆竹炸死之际，周围的孩子们散布出“是格拉所为”的传言。在这样的环境下，格拉也深信或许真是自己炸死了还俗僧人之子，并最终死去。“在机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嫉妒构成生活的主旋律”――正如作者所写，特异的现代化使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荡然无存，这一状况令人痛心。
另一方面，为与村中的美丽姑娘一同生活，定居此地的外地猎人独自战熊而亡。这一情节增添了作者所尊敬的海明威式的传奇色彩。然而，最终村中掀起革命运动，使得青翠的家乡和祖先代代相传的农耕文化都消失殆尽。在80年代的林业崛起与衰落之后，伴随着90年代旅游景区化的大开发与市场经济的潮流，自然生态、虔诚相对的生活方式以及传统价值观濒临崩溃危机。由此，大山着实变得空洞。
据说藏语中“机”是“根”或“源”的意思。故事本身虽带有悲剧色彩，可阿来说：“这既不是挽歌，也并非思乡之伤感，而是对明天的美好祈祷。”的确，当做出如此转换时，故事也向我们日本人提出了一个普遍性问题。
【作家自述】 感谢那些优雅的日本作家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中国小说的主流还充斥着大量粗暴与粗糙的文体。本来，中国汉语文学的传统是优雅深厚的，但眼下的中国文学却背离了这样的传统。
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些文体优雅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给了我在文学的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两个方面追求美丽与雅致的启示与信心。直到今天，我还会怀着郑重的心情重温他们的著作。
意译与直译的距离感 李硕 译
中国篇的连载还剩两期，作为《对大江健三郎文学的理解》之后的补充，我想涉及中国对日本近期代表性作家的接纳。
在中国，尤其是年轻一代中，村上春树仍颇具人气。实际上，我在意的是那种独特的文体被如何翻译。对于这一点，东京学院藤井省三教授的《东亚阅读的村上春树》（若草书房，2017年）一书给予了丰富的启示。该书从各地区的译者和读者的视角出发，探析村上在东亚的接纳状况。其中亦有北京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杨炳菁对于村上文学在中国之翻译与接纳的论述，她对中日两国围绕中国海洋学院教授林少华（59岁）译本的毁誉参杂评价之略论，令我很感兴趣。虽然林译本也有众多爱好者，不过杨的略论可简要概括为，在意译（归化翻译）或直译（异化翻译）的问题上，她将立足点置于村上“不像日语的日语”通过林译成为“太过中文的中文”的同时，偏向直译派。
然而，倘若回想起来，1998年林少华译的《挪威的森林》出版时，中国文坛还在追求现代主义小说语言的时期，而村上的此部著作已经处于后现代主义阶段，如果那时以直译语感来介绍，不仅会产生与中文传统文体之间过大的“异化”距离，而且是否也会将原作平易的文体和崭新的比喻之间的距离感平行移换掉呢？至少，不可能获得累计两百万部的销量数字。
另一方面，可以说村上文学（涉及的一般是世界通用的普遍主题）是在当地被相应地置换而本土化了吗？例如，村上的近作《1Q84》中的出场人物深田保，正如藤井在《文学界》2017年8月号中指出的那样，令人回想起已故的新岛淳良――探讨中国的学者，1966年礼赞“文革”之后加入乌托邦公社山岸会。然而，将这一逸事作为中国问题讨论的中国探讨者却没有局限于这一见解――相对的，大江《同时代的游戏》中的四国森林之根据地/乌托邦，则被中国社会科大学外国文学探讨所的许金龙教授解读为毛泽东根据地理论的换喻。 林最近在自己的博客上接受读者提问，给陈英雄导演的电影《挪威的森林》（2017年）打了稍稍严苛的61分。“欠缺美感、韵律与统一性，以法语版为基础创作的是最好的剧本”――林似乎并不中意过度的意译。
【林少华】 村上为什么在中国走红
1988年译《挪威的森林》时，我才三十几岁，如今我已经老了。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所译36部村上著作，以一种新的文体和感觉作用了一两代无数人的心灵品位、审美取向和生活情调，他们开始以另一种视角感受和看待这个世界，并且在那一过程中伴随着难以言喻的幸福感。例如最近一位军人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从村上文字中获取最多的，无疑是一种源自广泛共鸣的幸福感，看着看着我每每笑出声来。尤其一些精妙的比喻，让我心想这个家伙真是可爱，总好像在我大脑某个地方搔痒痒。”――比喻（文体）与幸福感，此外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村上怎么能不走红呢？
超越国境的文学普遍性 李硕 译
作为中国篇的最终篇，我想以中日青年作家会议日方筹备组相关人员的身份，结合会议，在涉及金原瞳、青山七惠于中国被接纳情况的同时，结束中国篇的连载。
2017年12月，第一届中日青年作家会议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大学外国文学探讨所召开。该会议举办的缘起，基于该探讨所名誉探讨员大江健三郎在2017年9月访华时的提案。陈众议所长回应了大江先生“促进年轻一代相互交流”的热切希望。其实，当时亦曾探析刚刚凭借《裂舌》获得芥川文学奖的金原瞳能否参会，可惜最终未能达成。不过，《裂舌》的译者、中方筹备组成员秦岚女士（社科院外文所副教授），还是在会议上作出了有关金原瞳的发言。当我再次询问秦女士时，她说，《裂舌》在2017年4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领域的资深大型出版社，村上春树的大部分著作也于此社出版）发行单行本之际，初版印刷五万册，且销量不错。虽然有人不能理解其中的另类装扮，可是传闻金原瞳在网络上被亲昵地称为“阿瞳”，也有人关注她的容貌风姿。而且，作为成熟的发达国家日本，从那里的年轻人的生活和内心中，中国读者似乎也可以看到自己不远的将来。
2017年9月，第二届中日青年作家会议同样于外国文学探讨所举行。中村文则作为日方青年作家的团长，带领绵矢莉莎、青山七惠、西加奈子、山崎纳奥可乐、羽田圭介、村田沙耶香等其他优秀团员参加。会议期间，获得采访邀请最多的是青山七惠。于是，当我此次再度问询青山七惠的译者竺家荣女士（北京国际联系大学副教授，作为渡边淳一《失乐园》的译者而闻名）时，她指出：“2017年9月出版的《一个人的好天气》销量二十七万册，倘若加上她的其他中译版本，青山的著作已是累计发行四十万册的畅销书。著作中对自立，对与他人接触的渴望又畏惧的心态，以及淡淡的感伤等等，与中国年轻人的心态比较契合吧。”青山的著作解除了现代社会中的慌乱不安，给人以亲切的感觉。
此外，我还询问了出版《一个人的好天气》的上海译文出版社责任编辑于靖，她说：“细致的女性心理描写，是青山获得人气的原因。著作中提到的飞特族，当前也正在中国悄然兴起。她所描写的这种现象，引发了读者的兴趣。”假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的著作，是原本就关心日本文学的读者之必读“古典”，而读者对他们的著作亦已了如指掌的话，青山的著作则自然有别于此。
实际上，青山的著作出版后，如果看向当时的媒体报道，亦有论述一语中的地指出：“中国的80后作家不应执着于华丽的虚构，而应该以青山七惠为榜样，用精湛的技巧来表达现实与生活……”中国已经不再从异国情调和特殊性的视角去阅读日本文学了。
根据该会议纪念出版的《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萃》（全14卷，2017年出版）的编撰情况，我感到中国的出版界人士和普通读者对日本文坛有着出人意料的了解。我希望日本的广大读者们也至少能够了解到这一点，而且关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能够不仅仅从中国本土，而是从普遍的观点去解读――这或许就是我通过连载一直想表达出的愿望。
编注：桑岛道夫，1967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现为日本静冈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探讨。本文为桑岛道夫2017年连载于日本《每日朝刊》上的一组专栏文章，内容略有删节，总题目为本刊加编。另，文中涉及人物的年龄均为其2017年时的年龄。
责任编校 王小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