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学院铃木修次教授在其《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中认为：中国文学有重视伦理思想、经世致用的传统，日语论文，而日本文学则倾向于想象、虚玄和游戏；中国文学讲究风骨，崇尚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而日本文学则注重表现心情，描写浮幻景境。铃木先生通过对中日文学的宏观比较，而辨析出的日本文学的个性，简言之，即唯美与感伤的风格。这一风格，从日本8世纪时汇编的和歌总集《万叶集》，直至现当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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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的唯美、感伤风格，广义上说，即不注重伦理教化意义、政治功利意义，而注重纯文学价值，注重表现人心的温良善感的风格。这种风格是日本文学一个显著的民族个性。
唯美与感伤的风格在日本文学中源远流长。从日本文学风格主流在不同时代的变化看，唯美与感伤风格并非始终首领风骚。大而言之，在平安时代以前，它还处于含苞待放的态势，还只是以雄浑苍劲、豪放质朴为主调的“大和”之音中一支不甚嘹亮的旋律；在近现代文学中，它逐渐隐退成为较内在的质素，只在川端康成等人著作中有明显而自觉的表现；而在中古文学中，它却被蔚为时尚，成为主导的风格。换一个思辨角度看，如果把唯美与感伤剥离成两个风格因，那么，在日本文学风格主流的衍变中，促使变化的主因是感伤而不是唯美。二者中，唯美之风更为源远流长，上可追溯到万叶前期歌风乃至更早的神话，下则流贯到现当代仍以醒目姿态而存在的“纯文学”当中。感伤之风则是在万叶中后期随着“歌人”视界的逐渐内向、感受的日益纤敏而萌发，在平安时代光大为时尚，并与唯美结成近乎自然天成的亲和联系。到近代，这种亲和联系又主要由于感伤因素的逐渐隐退而消解了。无论怎样看，总之：感伤之风在中古的盛兴，它与唯美之风的融合，是中古日本文学的主导风格和鲜明特性，并在很大意义上陶冶出了所谓日本文学的“民族性灵魂”。
“富有温和、纤细的性情和关于大自然的细致的感受性。” 吉田精一先生的这句话概括出了日本文学的一种民族性灵魂。这里面潜在具有东方特质的唯美、感伤因素。由和歌演变出来的游戏性的“俳谐”，之所以能在中古后期变成“俳句”而重返艺术殿堂，便是得力于松尾芭蕉剔除了它的诙谐戏谑成分，而给它充盈了以唯美感伤为要质的艺术灵魂。“俳谐”的这个地位上升，固然是松尾芭蕉的一大贡献，但也正说明唯美与感伤作为日本民族一种存在于文学艺术当中的“文化力”要素，其地位是难以动摇的。到平安时代，繁荣灿烂的“天平文化”逐渐失去其清新劲大的一面而衍变为成熟纤华的“王朝文化”；生活范围狭小、追求冶游闲逸的贵族成为文学的垄断阶层；佛家厌弃现世的“净土信仰”在社会上蔓延滋长；没有实际稳定权威的政治造成包括天皇在内普遍感叹“人生无常”的社会心态；加以门阀世袭贵族阶层的形成、稳固使文人不希图以文致仕因而文学功利意识淡薄；尤其是生活在统治集团之内却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的贵族妇女，力图凭借自己良好的文化素养、丰富的上流社会经历和多愁善感、纤敏温柔的内心体验，到文学领域中去施展才华，寻求自身的存在价值。这一切使日本文学民族性灵魂中潜在的，在“万叶歌风”中即已萌发显露的唯美、感伤因素，到平安时代日益张大弘扬起来，以至成为整个中古的诗风文尚。
川端康成的文学著作中有着对西方文学技巧与思想的思考与探究，但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对日本传统文学风格的继承与创新。在日本传统文学精神中，有着幽玄的亘古之风，有着风雅的飘零思绪。但在川端康成文学中最为昭显的却是“物哀”的心理情结与文学传统。而这种别具一格的“物哀之美”恰如春末樱花凋零时节的感伤，仿佛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深深地固结在每个热爱川端文学的读者心底。 从《伊豆的舞女》中清纯可爱的熏子，到《雪国》中驹子的美丽与哀愁，这种蕴含着对女性悲惨遭遇的同情、哀怜是贯穿其著作的主要风格。进一步说，这种感伤之美与日本民族心理是分不开的。
“ 一个民族的文学，自然会在某些方面反映出该民族的爱好来。一个民族的爱好，必然要从该民族的历史、生活和风土之中产生出来。” 日本文学在独特的日本文化中产生并发展也具有其特色性。
首先就是日本人的自然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也是个农业国，自然日本人对自然是特别敏感的，对自然的态度上来说，日本人认为人应该和自然融为一体。所以有这样一个风土的国家，它所产生的文学当然也就自然而然的有和自然融合的色彩，日本的文学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和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日本古代的和歌就是很细腻的观察自然，把人的心情寄托于自然之中而产生的。这种把情感寄托于自然的文学风格，作用到了平安时代的散文，平安时代日本已经由和歌时代转向散文时代，但是无论是和歌还是散文它们都离不开自然。
其次是佛教尤其是禅。佛教随着汉籍在公元538年传入了日本，虽然与土著的神道有过短暂的对抗，但很快就以“本地垂迹”的形式获得了统治者的保护，从而在日本流传开来，作用逐渐扩大到各个领域。从《万叶集》到《平家物语》及其以后的一些文学著作中可以看出佛教的“无常”思想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文学著作当中。到了镰仓时期，禅宗传入日本，由于它“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简易修行方式，日语毕业论文，以及它所宣扬的“死生如梦”“生死一如”受到了日本下层尤其是武士的欢迎，从而也赢得了幕府的重视。室町时期，随着“五山”制度的制定，禅宗的作用开始波及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禅宗所追求的“闲寂”“空寂”“幽玄”“枯淡”的精神也成为日本文化所追求的精神，这其中当然包括文学。这个时期的日本是战乱频繁的年代，因此许多躲避战乱的隐士开始出现，兴起了一个新的文学高峰，述说世事的无常成为著作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确立了一种“无常”的美，形成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