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特殊的女性作家，其小说取材、女性独立意识等方面深受日本近现代文学风格的作用，但作为爱国主义作家的梅娘，也积极抵制、否定了日本文学中的殖民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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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日本文学的作用
1.认同与谢野晶子女性解放意识
与谢野晶子，一生致力于短歌诗的创作，其著作中格外注重女性意识的宣扬。登上诗坛不久便和与谢野宽相识相爱，在次年6月晶子抛开自己在坍市的家庭义无反顾地同与谢野宽结婚，在当时并不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晶子用行动实践着女性个性解放的理念，也因此成为日本早期的先锋女性之一。
晶子曾跟随丈夫游历世界，看到欧洲兴起的女性解放运动，这让本来就带有一定女性独立意识的晶子大受鼓舞，回国之后以满腔热情投身于日本国内的对于女性解放的运动之中，同时通过诗歌及相关文章的书写，在理论与实践双方面为日本的妇女解放作出积极的贡献。晶子出版的第一部诗集《乱发》中，对青春的美好与自由的爱情进行了热烈的歌颂，抒写了女性内心的真挚感受，对性爱大胆地描绘，甚至以肉体的感受来反驳封建伦理，著作中以直白的语言诉说着女性对性爱意识的追求与向往，“不抚摸这热血沸腾的柔嫩难得的肌肤，却津津乐道什么伦理道德，你不感到枯燥无味吗？”“不要说什么伦理道德，不要瞻前顾后，不用问我的名字，在这里相会的是互相热恋着你和我。”“尽情地自由地燃烧吧！青春就应当这样度过。”这些话语传达了晶子对男女平等的强烈要求，批判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对女性欲望的束缚，这在当时依然弥漫着浓厚封建意识的日本无疑是一种大胆而叛逆的举动。
在晶子的诗歌创作实践中我们能深刻感受到女性解放意识的存在，值得一提的便是《贞操论》。通过展示社会中不同女性的悲剧，揭示出传统的贞操观念对女性造成的严重精神伤害，并通过设问的方式指出传统观念的荒谬所在，对压在女性身上几千年以来的封建贞操观念加以尖锐而深刻的抨击。
谈及日本文学对自己的作用，梅娘提到《贞操论》是她最早接触的外来文学之一。尚处在少年时期的梅娘在《新青年》上看到了周作人翻译的这篇文章，虽然此时的梅娘并不能深入理解晶子所表达的内在含义，但启蒙与引导的影响却不容忽视。1936年由益智书店出版的《小姐集》是梅娘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著作，此时的梅娘不过是一名普通的高中毕业生，文艺创作方面并不成熟，但从所涉及的女性主题的书写中能够发现晶子文学观念的痕迹。随着生理与心理的逐渐成熟，对两性认识的逐步加深，梅娘越发感受到《贞操论》对自己的深层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生母不幸一生在我心中烙下的悲惨，我对晶子提倡的贞操应该是两性共守的道德原则非常同感，拨亮了当时社会中对女方不贞而加害女人的道德迷雾。这是日本文学给予我的第一份营养。”正因受到晶子文艺思想的感悟，梅娘在创作中也经常提及“贞操”这一命题，与日本封建思想相似，中国的女性将贞操与自身命运紧密关系在一起，婚前失贞的女性必定遭到全社会的唾弃，不堪其辱的女性往往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因而女性自觉克制性欲望的行为正是封建文化意识形态对女性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的体现。
晶子的作用不仅在于给梅娘指明了一条为女性书写的创作方向，更多的是在精神与思想上启发了梅娘对女性独立意识的关注。在梅娘的著作中能明显感受到对性爱自由的渴求和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愿望。早期小说的代表之一《蚌》反映了女性在性爱问题上的矛盾心理，梅丽思考着、迷茫着自己与琦独处的这一夜，“该怨琦吗？不，该怨的是我自己，该怨的是自己二十岁的心，纵然起意在琦，但也是自己抑制不住醉了的心才促成的。不，也不该怨自己，那是本性之一，谁都需要的，那是想拒绝而不得的事。我不该惋惜我处女的失去。”从独白中看到了梅丽对女性性爱权利的肯定，但不久又产生了悔意，惋惜自己轻易失去了贞操，“不，我不该现在给琦，至少应该再过些日子，……”害怕自己婚前失贞有损家族的颜面，害怕自己怀孕而无力生存，一系列的担忧表现出封建思想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给女性带来的沉重精神负担，梅丽深切感知到自身的无奈时便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社会与懦弱的男性，“还是琦可恶。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呢？女人的路是窄的，尤其这社会是拿贞操来衡量女人的。……他不会想到我现在的心境是怎样地苦恼着我吧！他不会想的，他预备回去结婚。”此时的她已经意识到女性独立的重要与迫切，也懂得男人是靠不住的，只有自己才是女人的救世主，“……有机会，我会做出点什么来的，至少我要使身边的女人们明白，只有女人才能同情、理解女人，只有女人联合起来才能自救。”《动手术之前》可以看作是高歌性爱自由的宣言，以自白的方式诉说了一个婚前失身的女性在社会中遭遇的种种歧视，“……你们倚恃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以男人为中心的优越地位，在社会上横行，欺凌女人、玩弄女人，迫使女人不得不以她宝贵的肉体去换取生存的时候，嘲笑她，唾弃她，推她落入死谷。”在主人公悲苦的控诉中，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对女性权利的压抑。“我承受着无法分说的折磨，我拼命迎合着你们男人需要的规范，我压抑下我作为自然人的本能。结果，我得到的又是什么？”文中女主公以充满激情的言辞控诉着社会的险恶及摧残人性的封建礼数，从肯定人欲的角度对男权社会进行彻底的颠覆，并全面否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各种不合理的规范与要求。
2.对其文艺思想的深化
从与谢野晶子的诗歌及其对“贞操”观念的态度上不难发现，她以女性自身情感、思想为出发点，通过主观抒情的方式表达女性对真爱的追求与渴望、呼唤社会给予女性同男性一样平等的社会地位。可以说，在晶子的创作中张扬了女性青春的激情，而正是这样一股激流给传统的旧道德、旧思想加以强烈冲击，但我们也要看到晶子对女性解放的努力大多还停留在呐喊的阶段，所体现的是女性对自身权利的要求。而梅娘在汲取晶子文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历史因素，女性的独立意识更强烈，且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著作中的女性直白地控诉了社会的不公与男性的懦弱，如《动手术之前》中“我”的自白，女性不再被男性玩弄于股掌，而是借以巧妙的手段撕破男人虚伪的面纱，展示其肮脏的内心世界。这些女性用自身的行动实践着女性解放这一命题，无一不流露出梅娘对男性的批判、对女性可悲命运的同情。 与谢野晶子将爱情看得无比崇高，并视为毕生的追求，同与谢野宽的结合就是最好的例证。其诗歌洋溢着对神圣爱情的歌颂，可以看出晶子女性思想的出发点是站在回归人性的基础上，从人的本能意识角度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特别是肯定女性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诗集《乱发》中所张扬的激情从正面表达了女性对自身权利的把握，感官色彩浓烈的语言直观反映出那些被传统封建理念所束缚的女性自我解放的要求。梅娘的创作视角远不局限于此，对女性追求性爱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掘，寻找更深层次的内涵，即女人的幸福不仅仅是对本能欲望的满足，而需要性与爱的结合，有自由恋爱的基础，婚姻才有幸福的保证。在梅娘的著作中可以感受到女性的精神追求甚于单纯的性爱体验，男性独特的精神气质是吸引女性关注的主要因素，没有彼此间的情投意合是很难走到一起的，如梅丽与琦的相恋，凤凰历经磨难毅然与丈夫远赴他乡等都是极好的例证。
梅娘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超越了与谢野晶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其一是不同的文学体裁所呈现的价值体系有所异同。晶子擅长应用诗歌，尤其是日本的短歌诗，与传统诗歌相似，讲究韵律与音节，有固定的表现形式，但因篇幅的短小而局限了诗歌所要传递的内涵，此外，虽然晶子的短歌较之传统有较大的突破，但仍带有传统模式的创作痕迹，因而无法较为全面地反映特定的时代环境与生活。与晶子不同，梅娘文学成就的高峰集中于小说，在结构布局、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方面小说远甚于诗歌，更能囊括广泛的社会内容。其二社会环境、特定时代也是造成异同的因素之一。日本全面移植了西方近代文明，社会变得空前的开放，随着个性解放思潮的涌入，不少日本作家满怀激情地投身于大解放运动中，晶子也不例外，对性爱追求的大胆袒露，使著作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调；而梅娘所生活的时代，民族矛盾深刻而尖锐，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残酷的现实环境无法让有识之士高歌浪漫主义的美好，忧患意识成为此时中国作家的共同选择。梅娘坚持以现实主义手法暴露出社会的种种弊端，尤其着重表现女性承受的不公正待遇及其悲剧人生，这种创作无疑增添了著作的理性色彩。
无论晶子还是梅娘，毕生都在为女性的独立与解放贡献力量，虽有着不同的^生历程，相同的创作选择使她们敢于反抗封建旧道德、旧礼教，积极与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社会相抗争，艰难中探究属于女性自己的人生路。她们的反抗是一场与社会、与世俗、与封建意识的斗争，其渗透的叛逆精神越发显示出女性对把握自身命运的渴求。挣扎也好，追求也罢，激动过，悲苦过，她们为女性解放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会被历史铭记。
3.对石川达三文学思想选择性接受
与前面谈到的两位日本作家不同，梅娘对石川达三文学观念的借鉴有所选择。石川代表作《母系家族》描述了备受折磨的母女俩苦难的生活历程，在梅娘看来虽然有着地域、国界的异同，但女性面临的社会不公及悲剧命运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因此1942年梅娘满怀激情地翻译了这部著作，并在国内引起众多读者的共鸣。石川的心理略论小说及早期创作中体现出的反战情绪是梅娘所认同的，但石川后期的创作转向为侵略战争呐喊、助威，这与梅娘坚定的爱国信念是截然相反的，故梅娘对石川支持侵华的态度是极力回避的。
南京被日军攻占两个月后，石川达三作为特派员来到中国，当目睹了南京大屠杀之后的社会惨状，石川极为震惊，回国之后满怀激愤的心情，在短短数十天内完成了以战争为主题的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石川曾在第一版自序中明确指出该著作的创作动机是希望以最真实的战争叙述让那些被所谓“胜利”冲昏头的人们深刻地反思。著作真实再现了日本侵华的景象，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字里行间饱含了作者对日本侵华的不满和抗议，有明显的反战情绪。也成为见证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有力证据，石川因这部著作而被日本政府判刑。这个事件给日本作家带来极大冲击，许多作家为了保全自身，纷纷转向协助战争的创作，石川后期为战争辩护、肯定战争的态度也是受此作用。
石川达三在小说取材方面对梅娘有一定的作用，其社会小说及风俗小说的创作中，大量使用心理略论的手法，如《活着的士兵》中日本士官、僧人对杀害无辜中国百姓后进行自身的忏悔。梅娘的著作也应用独白的叙述方式展示出主人公内心的真实感受，用“我”的视角来抒发作家个人的情感，日语论文题目，同时倾诉人物“独白式”的内心世界。《雨夜》便是这类创作的典型代表，在以第三人称为叙述角度的小说《蚌》中，梅丽的一段“日记”通过“自我倾诉”的方式展现出主人公内心的苦闷情绪。
梅娘的文学创作，深受日本近现代文艺思想的启迪，在积极吸取外来文化滋养的同时，又结合中国特定的国情与历史环境，写出了不少优秀著作。梅娘的叙述不仅再现了东北沦陷区人们苦难的生活场景，同时也反映了三四十年代真实的日本社会，其创作不仅仅是文学的叙述，更是亚洲社会历史发展的记录。
对日本殖民主义的否定
《我与日本》一文中，梅娘曾言：“说起我与日本，真格是千丝万缕，恩怨相叠。”尚处在少年时代的梅娘感受到父亲与日本友人间的真挚友情，之后的日本留学期间又目睹了战争给穆叔一家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梅娘认识到侵略战争伤害的不仅仅是中华儿女，对那些无辜的日本平民而言也是一场无力摆脱的如梦魇般的生活：“我甚至恐惧地联想到穆叔又是被无从抗拒的野蛮力量掳了去，折磨得遍体鳞伤。婶婶那妻与母的无限情绪，向我昭示着战争的残酷，它不仅祸害了我的故土，也无情地吞噬了日本善良的百姓。”
著作通过描写封建大家族的衰败反映出东北沦陷时期的社会现实，充分表达了梅娘对民族压迫的强烈不满，体现了这位爱国文人对外来侵略的激愤之情。《蚌》中对白氏家族艰难度日的情景描写无疑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个月眼瞧着就少了五百块钱的进项。烧锅、粮囤昨天又给贴封条了，存粮不许卖，都得归组合，是不是一点活路都没有啦！”
对日本侵略者非正面的描写，折射出梅娘对日本侵华行为的强烈痛恨。《蚌》中作者对日本售票员的描述：“你的，什么的，王八蛋，挤得不行！”，“‘走，你什么的，聋子，浑蛋！’丛生着胡须的黑脸恶狠狠地瞪着梅丽，一下扯着梅丽的膀子给甩开去。”急促而充满恶毒意味的语言将日本侵华士兵嚣张的气焰展露无疑。
梅娘在与谢野晶子文学思想的启发下奠定了自己终生坚守的创作主题——女性解放，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创作了大量表现旧社会女性受压迫、遭欺辱的文学著作，日语论文，同时也展开了对女性反压迫、寻求自身解放的探究；夏目漱石则主要是从文学创作措施上给予梅娘帮助，批判现实的艺术手法、讽刺小说题材的选择为成就梅娘小说的艺术成就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影响。虽然梅娘对石川达三的文学观有选择性地继承，但并不能忽视石川早期反战思想对梅娘的支持。
梅娘曾毫无保留地指出日本文学是其终生难得的一笔精神财富，但一向谨慎的梅娘并非全盘接受日本文学的所有内涵，而是做到了汲取百家之长为我所用，既有对不同文学理念的接受，也有坚守民族立场不畏强权的信念，这样一位有良知的女性在极其艰难的民族压迫大环境中执着创作，用文字记录下真实的历史，为女性的独立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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