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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岳远坤，1981年出生于山东济宁，现在北京学院外语大学做博士后探讨。从2017年年底开始从事日本文学翻译。代表译作有《起风了》《德川家康》《苍狼》等。
“还要摄像啊，那我会紧张”，当《环球人物》记者告诉岳远坤，摄影记者来只拍照不摄像时，他方才神态释然。这位在国内日语翻译界声名鹊起的年轻译者，依然保留着学生的淳朴与羞涩。
4年前，刚满30岁的岳远坤因出色翻译了日本作家山冈庄八的鸿篇巨制《德川家康》，获得日本第十八届野间文艺翻译奖，这是在2017年旅居日本的学者陈薇获奖后，中国人第二次获得该荣誉。野间文艺翻译奖设立于1989年，颁发给将明治以后的文学著作翻译成外文的最优秀译者。
从“文青”到译者
其实学日语，并非岳远坤的初衷。中学时，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文青”，喜欢写东西。“本来第一志愿报的都是中文”，可后来被调剂到日语系，“当时很苦恼”。好在，他很快就适应了这个专业，学院里依旧积极发表文章，醉心创作。
而开始接触日文翻译，是在探讨生二年级时，“在论坛上、网站上看到出版社招聘译者，我问编辑能不能试一下。他们让我试译了《德川家康》19卷、20卷，觉得译得不错，陆陆续续又给了3卷。翻译1卷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当时正在写硕士论文，边写论文边翻译，大概翻了一年。”
翻译中，也会遇到波折。“比如说日本城的名字、城里的结构，都非常难。因为日本有的东西中国没有，没办法对接。正好当时我去日本留学，就到一些城堡参观，对翻译很有帮助。”野间奖的评委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译文流畅，“仿佛在读中国的历史小说，不像是翻译的著作”。
2017年，岳远坤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探讨生毕业，应聘去了天津商业学院，做了两年助教。后来觉得天津文化环境、学术探讨环境不如北京，毅然辞职回来读博。
他喜欢读书，喜欢校园那种安宁的氛围，直到现在还在北大做博士后探讨。 德川家康画像。
浑身戴满金链子不叫雅
遍观岳远坤最早的翻译著作，《德川家康》《坂本龙马》等书多为历史通俗小说。现在他更倾向翻译纯文学著作，“一是当代比较有名的纯文学作家，二是古典的作家”，因为“能跟自己的专业关系起来”。
在岳远坤看来，翻译中最难的是修辞。“每种语言都有特殊的修辞。如果直译，读者不懂在形容什么。如果把修辞省掉，翻译的意义又缺失了。这个意义是要把国外的文化及其特殊的表达方式引进来。”
他举例说，日语说一个人很忙，会说忙得想借一只猫爪，汉语则说忙得团团转或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如果按中文的语境翻译，“猫爪”丢失了，又多了源语中没有的“热锅”“蚂蚁”。所以，在行文允许的情况下，译者不妨发挥一下戏谑精神，直接翻译成“忙得想借只猫爪来干活”。
而同时，作为一名好的译者，“一定要把自己的创作欲望克制到最低限度”，岳远坤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虽然翻译本身就是再创作，而且每个做翻译的人都有创作的欲望，但尽量能不加就不加。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的许钧说过，‘翻译不出来时，加译是承认自己无能的表现’。实在没办法译不出来时，才加减些东西。”
翻译家林少华曾把译者分为3种：工匠型翻译、学者型翻译、才子型翻译。岳远坤说自己不想做工匠型翻译，但更不愿做才子型，因为如果把自己当成才子，就“免不了有文艺腔、文艺病”。
“我越来越信服周作人的‘直译法’观点，日语论文，他说‘信、达’足以，‘雅’是不必要的。通常雅就是雕琢辞藻。很多人认为翻译要有文艺气息，把语言雕琢得很华丽，‘为赋新词强说愁’，但到后来发现‘天凉好个秋’就把所有心情都表达出来了。女孩戴个项链很漂亮，但如果浑身戴满金链子就不叫雅了。”
虽然正在一步步走向翻译的新高点，但岳远坤始终难掩对这个行业的忧心。
2017年，《麦田里的守望者》翻译者孙仲旭因为抑郁而自杀。有人发现，他曾在2017年写过一篇《怎样剥削译者》的文章，对文学翻译者报酬过低的现象进行了抨击。这也曾把文学翻译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引入人们的视野。
岳远坤以自己现在所教的北大笔译班为例，“10个学生里超过半数都是同传专业调剂过来的，同传挣钱多，笔译稿酬太低了……现在翻译价格是千字60元，一本书10万字的话，也就6000元。而且我10年前翻译《德川家康》时，就是千字60元，房价都翻了好几番了，译酬竟然没变过。”
文学要回归本质才能走出去
前不久，岳远坤和著名日文译者林少华、竺家荣等6人合译了村上春树的新作《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他负责翻译《山鲁佐德》一篇，“讲述了一个男人生活在远离大陆的孤岛上，与外界的唯一关系就是有位女人来找他”。他认为小说中的现象和日本社会当下年轻人心理趋向自闭很相像，“不婚比例和离婚率越来越高，整个社会都蔓延着一种孤独感。”村上春树的小说因为真实，而有种睁大眼睛直面世界的力量。
这些年，以村上春树、东野圭吾等日本作家为代表的文学著作，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与追捧。岳远坤认为，这得益于日本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细腻和真实。“日本作家不论男女，都注重对日常的讲述，叙事平淡却又能打动人心。”
岳远坤认为，近代以来，日本文学的翻译对中国作家的创作产生过巨大作用。“上世纪30年代是一个高潮，80年代后是一个高潮。优秀的翻译著作能为本国文学带来新鲜的血液，促使本国文学走向成熟。”
相比日本著作在国内的大热，鲜有中国文学著作在日本取得如此成绩。岳远坤对此也有自己的思考，“随着国力的发展，现在我们常说中国文学要走出去，那么文学中的传统元素和国家印迹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回归文学的本质，写‘人’而非其他。语言有差别，日语论文题目，民族迥异，但‘人性’没有不同。这是决定一国文学能否走出本国的关键。而这里面附带的中国文化、中国现实、民族印迹等必然随之传播，让外国人更了解现在的中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