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的某些因子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所以要清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就必须反思日本文学作用这一事实，也就是应尽可能地返回历史现场，弄清中国近现代文学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背景及其特点，追问日本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想象、建构究竟起了怎样的影响，意义何在，由此深化对20世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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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交流
一、以近代为例
中日文学联系的桥梁是留日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例外），日本文学主要是经由他们而作用中国文学的。留日学生是甲午战争后中日联系逆转的产物，留学日本目的在于吸取其近代化良方，并由日本获取“泰西各学”，即政治、律例、理财、外交、武备、农工、商务、矿务之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陈述的“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之理由是：“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注：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这段文字表露了张之洞乃至当时朝野上下的两种心理：一是求事半功倍的走捷径心理，也就是一种急功近利心理；二是由“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体现的对日本西学、日本近代化经验的一种信赖乃至依赖心理。
留日学生长期生活在日本，接受日本式教学，对日本文化、文学逐渐产生了某种程度不一的认同感，例如鲁迅对日本“认真”、“余裕”文化的认同（注：参见方长安：《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下）》，《鲁迅探讨月刊》，2017年第5期。），周作人对日本人“爱好天然”、“崇尚简素”文化的喜爱（注：参见周作人：《最初的印象》，载《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他们虽然遭受了种种不公平的民族歧视，但对日本近现代化本身并无抵触，甚至极为向往，因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中国输入日本近现代化经验。这样，他们与日本文化、文学间便缺少文化、文学传播接受中应有的距离感，也就难以在认同、接受中作一种冷静的观察、略论。这意味着他们中多数人难以看清日本文化、文学的优与劣，势必导致接受上的某种盲目性。而这些留日学生，大都是关注现实、满怀理想的激进的革命青年，充满青春激情，为拯救祖国，日语论文，在世界上重塑中国形象，他们恨不得一下子让中国实现近现代化，跨入世界强国之列。所以只要他们认为是有用的，就于焦虑、情热之中不惜一切地加以介绍、吸纳，因而往往是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
留日学生这些特点和上述张之洞所流露出的两种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共同影响，使中国近现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变得极为复杂，即：它在促使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长的同时，又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潜在地制约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健康生长。
二、日本文学中子路形象的变异与《史记》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打破了“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 （《史记》1137）的历史沉寂，描写了“卿曲之侠”“布衣之侠”“闾巷之侠”等民间游侠。中国游侠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氏族制度崩溃的春秋末期，没落氏族的一部分人沦落成四处流浪的武士，寄身在权力者周围并得到其庇佑，而武士则要付出生命、知恩图报，典型为孟尝君等“战国四公子”的养士美谈。这一传统文化在汉朝武帝时期更为盛行，渗透到民间。因为正常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所以在普遍要求自卫的基础上产生了与游侠阶层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个别秩序(14)。当然这也与春秋时期以下犯上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关联。
从这样的历史时代的可能性来看，生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的子路，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游侠之徒”。中岛敦正是根据历史和时代的这种可能性，再结合上述的《论语》等的古典资料中的子路与游侠资质相似的记述，才在《弟子》开篇使用了“鲁国卞邑的游侠之徒，名仲由，字子路”这样的开头。而且为了突出时代背景中的游侠传统的鲜明色彩，也好像是为照应小说开头的设置，著作第三章中专门交待这是“以下犯上的世道”（『弟子』第一卷：102），而在第十三章则写到“世道的混浊加上诸侯的无能”（『弟子』第一卷：105）等等。
那么，《弟子》中子路的性格特征与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游侠的性格特征到底有多少相似之处呢？在这里做一下具体的比较应该是必要的。《游侠列传》中是这样写游侠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1137）。我们把这段叙述拆开，日语论文题目，分别与小说《弟子》中对子路的描写一一做以下对比。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史记》1137）→他打算羞辱一下最近贤者之名甚高的学者―陬人孔丘。（『弟子』第一卷：463）
三、从菅原道真看日本平安朝文学与唐文学
据史书记载，公元7世纪至9世纪日本多次派遣隋史和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唐朝的文化和制度。这些使节将唐时的政治、法学、艺术、宗教等先进文化带回日本，经过吸收理解与融合终于形成大和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
作为唐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唐文学，尤其是唐诗对日本汉文学的产生发展作用更为深远。日本的平安朝（794-1192）和唐朝有着频繁的往来，据藤原佐世写的日本最古的汉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记载，遣唐使曾把白居易的诗文集带到了日本。现在，日本的NHK每天都有汉诗的相关节目，内容上几乎都是唐诗。并且日本现在还有很多唐诗爱好者。本文主要从日本平安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菅原道真入手，浅显地研讨一下唐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联。
菅原道真（845-903）是日本平安时代前期的政治家和学者，深受宇多、醍醐天皇的赏识。作为政治家能力超群，曾经抵制过藤原氏集团的专政，当唐朝国势日渐衰微之时，是他上奏天皇，建议停派遣唐使。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不仅和歌写得好，还精通汉文学。“传题伤马送，江尾损船迎”、“驿长莫惊时序改，一荣一落是春秋”这样的诗句放在唐诗中也令人拍案叫绝。其诗文集《菅家文草》、《菅家后集》和他编纂的《类聚国史》《日本三代实录》成为日本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名字在中国可能鲜为人知，但在日本却是家喻户晓，人们都遵奉他为“天神”、“学问之神”。
菅原道真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文学造诣与唐文学有很深的渊源。菅原道真出生在一个世袭的文章博士（日本古代特有官职）家庭，菅原道真的祖父曾于804年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石川道益前来中国，在遣唐使团中任判官职，次年回日本后，他大力提倡引进唐朝的宫廷服饰、礼仪等，向日本人讲读唐文学，参加了《凌云集》、《文化秀丽集》的编纂。菅原道真的伯父菅原善主于838年随遣唐使藤原常嗣到过中国。其父菅原是善的时代是唐文学传入日本的全盛时代，菅原是善的诗被称为“藻思华瞻，声价尤高”。这一切使得菅原道真从小就深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施展文学才华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姚亚玲.白居易和日本平安朝文学.日语知识，2017，01.
[2]川口久雄校注本.菅家文草，菅家后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72册）.岩波书店，1966.
[3]饶/子，王琢.中日比较文学探讨资料汇编.中国美术大学出版社，2017，3.
[4]于长敏.日本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日语知识，1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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