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对20世纪的中日文学交流，曾有如下论述：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芦沟桥事变的一段时期，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日本文学作用中国文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离开了日本文学就无法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没有日本文学的作用，没有中国现代作家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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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有作用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近现代中国人中从事日本探讨的中心人物。“五四”时期俳句传人中国，对当时中国盛行的小诗以巨大的作用，其中郭沫若、周作人所受作用最为明显。周作人热心致力于日本“小诗”(即俳句)的译介工作，为“五四”时期中国小诗的生成及流行起到重要的推动影响。本文拟从俳句与松尾芭蕉、俳句与周作人以及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作用三个方面，研讨日本古典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作用。
一、俳句与“俳圣”芭蕉
俳句是日本传统诗歌中的一种短诗，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唐诗。松尾芭蕉(1644―1694)被誉为“俳圣”，是日本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俳句诗人，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俳句的历史沿革
俳句是日本韵文学的传统形式之一，作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产生于15世纪，至今不过四百余年。俳句的历史沿革可表述如下：
和歌→短连歌→长连歌→俳谐连歌→发句(俳句)
俳句源于日本传统的三十一音节的短歌(和歌)的前三行，是俳谐连歌的发句，而最初俳句就叫“发句”。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正冈子规的提倡，“俳句”这一名称才被普遍采用。“俳谐”二字出自中国，(史记滑稽列传・索隐)云“滑稽犹俳谐也”一语，杜甫集中也有“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①。“俳谐连歌”产生于室町时代(1392―1573)，是用平易的口语表现市民生活为主的诙谐诗，多为迎合卑俗的低级阶层而创作。句作多使用双关语，工于技巧，逐渐趋于陈词滥调。到了日本的元禄时代(1688―1707)，松尾芭蕉对俳句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他“推翻了纤巧诙诡的俳谐句法”，将俳句提高到艺术境界，“造成一种闲寂趣味的诗，在文艺上确定了位置，世称‘正风’或‘蕉风’的句，为俳句的正宗。”造成一种闲寂趣味的诗，在文艺上确定了位置，世称‘正风’或‘蕉风’的句，为俳句的正宗。”①他创立的蕉风俳谐几百年来久盛不衰，至今仍博动于日本民族的心灵之中。
2、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
在日本文学史上，松尾芭蕉和俳句是两个可以互为代称的名词。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他的俳句使沉睡了两百年的俳界受到了极大震动，并认识到俳句要作为一种文学形式长期存在下去，不能只停留在滑稽诙谐的层次，而要以严谨的态度进行创作，从各个方面对感情内容和艺术技巧进行探讨琢磨。俳句应该、而且也可以写出严肃而又清新的著作。芭蕉以自己的著作为俳界树立了一个可供探讨、效法的范本，指出了俳界的正道。芭蕉的句作是日本文学史上的一大丰碑，说俳句到了芭蕉才正式进入艺术领域，一点都不过誉。
芭蕉不仅在俳句的创作上，在俳句理论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俳论包括俳谐的本质论和美学论，当前在国内的定说是中国社科院探讨员叶渭渠先生在《日本文学史》中的论述。书中指出芭蕉的俳论主要内容由“风雅之诚”、“风雅之寂”、“不易流行”三部分构成。芭蕉一再强调，自己一生是“献身风雅之道”，自己的诗心乃“迷于风雅之魔心”，他的风雅，乃是风雅之“诚”与“寂”，而中核是“不易流行”。
二、俳句与周作人
1、周作人与俳句的邂逅
周作人1906―1911年赴日留学，之后多次访问日本并终生保持对日本文化的热爱。在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以及文艺理论建设中，都有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子。
周作人最初接触到的日本古典文学是“落语”②1909年周作人开始在“寄席”③听“落语”。从“落语”中，周作人惊奇地发现了日本民情与语言文字中的谐趣，之后又发现了川柳与狂言④。从欣赏民间文学里的滑稽趣味开始，周作人逐渐转向对日本文人文学中的“俳谐”的关注。周作人在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与谢芜村的著作，正冈子规、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俳文随笔中“反复体验、吟味其中的俳境禅趣，陶醉其间，既不能自制。”他在《苦竹杂记》中说“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漏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
钱理群先生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俳谐对周作人的意义：“他正由此而进入了日本文化的殿堂”。⑤
2、周作人对俳句的译介
周作人一生致力于翻译外国文学著作及理论作品，在他的各种译著中，日本文学的翻译数量占五分之三，是中国译坛上“真正以严肃的态度对日本文学这座宝库进行有系统地发掘者”⑥，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形成了一个庞杂的体系。其中包括各流派作家专著、各种题材的小说与诗歌。在诗歌方面，他就曾译介过俳句、和歌等。
俳句在中国一般被称为“小诗”或“日本小诗”。在1916年周作人发表的《日本之俳句》一文中，首次将“日本诗歌”和“小诗”联结起来。其后，周作人在1921年发表于《小说月报》12卷5号上的《日本的诗歌》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短歌、俳句和川柳三种形式。“日本语很是质朴和谐，做成诗歌，每每优美有馀，刚健不足；篇幅长了，便不免有单调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为贵……诗形既短，内容不能不简略，但思想也就不能不求含蓄。”1921年，周作人在《新青年》9卷4号上发表《杂译日本诗三十首》，翻译了出自13位日本诗人的30首日本诗歌。1923年3月3日在清华学院发表题为《日本的小诗》的演讲，对俳句以及松尾芭蕉都有很精辟的评价。
周作人对俳句的译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以至许多文学青年争相模仿，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国“小诗”的出现。因此可以说，“像周作人那样的对和歌俳句颇有探讨的专家，以前是没有的。周作人为中国文坛理解和借鉴日本和歌俳句起了重要的影响。”①
三、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作用
1、俳句之“短小”
日本的文学形式多短小且结构洗练，从上古的和歌到近世的俳句无不例外。即便是日本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明珠――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前后衔接松散。这种结构短小的特点，贯穿于整个日本文学史，成为一种传统。
“五四”期间，中国的诗人们从西方学来了长诗，以叙事或抒发复杂的情感。但一时的激动，瞬间的情感则需要更短小、更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中国的古诗虽大都属于短诗，但限于文言和格律的束缚，不再适应新时代人们的表达需求。周作人认为，日本诗歌形式短小，很适合抒写瞬间的情感，“正是现代人的一种需要”，“现在我们没有再做绝句的兴致，这样俳句式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