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大学(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Management Development,简称IMD)发布的《国际竞争力年鉴2017》数据为基础，采用中国人民学院竞争力探讨中心的国内经济、国际化、公司管理、金融体系、科学技术、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政府管理八个要素分类，对中国和日本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价和略论。 公司管理 日本公司在经济泡沫后陷入长期低迷，其竞争力低下，直接作用了国家竞争力。为了改善公司经营状况，促进经济景气回升，日本进一步推进公司改革，改善公司经营的外部环境。其要点有：简化公司合并、破产手续，取消设立纯粹控股企业的限制，促进公司优化重组；改进公司会计制度，向国际会计标准转化；建立优良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中小股东权益；促进劳动力和土地的流动；简化行政手续，提高行政指导的透明度。2017年日本公司的经营状况出现了改善的兆头，但经济形势严峻，总体仍不容乐观。 中国公司竞争力不足已经成为作用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原因。如何借鉴日韩公司的成功经验，增强公司管理水平，使中国公司群体竞争力有显著提高是中国各界一直以来不断研讨的问题，对于国有公司改革、股份制改造等改革方法也一直在不断深化中。加入WTO后，公司竞争力不足直接作用到了中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在政府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的基础上，提高公司竞争力归根结底还要靠公司自身。 金融体系 中日两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了适合各自国情的金融政策。 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仍然是困扰日本经济的一大难题。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日本政府在处理银行不良债券的同时，积极进行金融业的重组。关于日本经济通货紧缩，日本银行一直持续实施强有力的货币供应量的缓和政策。 中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作用程度虽没有日本强烈，但加入WTO给中国金融系统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迫使中国金融体系加快改革速度。如在建立贷款评级制度、加强对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人民币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相比，中国仍然有很大差距，存在着制度不完善、不规范等问题。建立信用制度、调整资本市场如何能从根本上使发展的障碍转变为潜力，是中国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一直是日本的立国之本，自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已无长期规划可言，但作为引导经济发展动力的科技发展却有着明确的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日本正在执行的第二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是2017年制定的。目标是把日本建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的国家”，重点是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纳米技术与新材料等四大领域。但由于其研发以运用为根本目的，在基础科学领域探讨稍有欠缺。有许多学者认为必须打破行政与行业界限，实现产（产业探讨结构）官（政府探讨机构）学（以国立学院为主的学院探讨机构）三位一体的联合探讨体制。日本在科学技术探讨开发中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学习。虽然日本的科学技术的竞争力近年来一直没有提升，但实力依然很强，探讨开发的基础和体系也十分完备。日本在提高科学技术竞争力的政策中，公司群的研发力量也不容忽视。因为中国的公司投入比较少,公司的探讨开发能力也受到了限制。同时，学院和政府机构作为研发主体进行的基础探讨与公司市场开发脱节现象严重，科学技术不能顺利转变为资本。解决这个问题是提高中国科学技术竞争力的前提。 由于在未来发展中IT产业的重要地位，各国纷纷将IT产业作为科学技术的重要部分加以重视。日本IT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以民间探讨开发为先导，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发挥了重要影响。中国IT产业发展要抓住比较优势和战略优势，在产业分工国际调整的新趋势下把握机会，应该充分活用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 作为未来作用整体国力的产业，IT业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而发展IT业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与制造业相比，IT业的人才因素较高，IT业的从业者在注意产业环境的同时,也比较看重城市生活水平、居住条件等因素。一个优美的城市关于人的吸引力更大。此外政府的支持力度/教学环境也非常重要。新加坡近几年凭着良好的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和优惠的政策,大力吸引软件公司，IT产业发展迅速。 由于文化的接近，中日教学体系也存在相近的问题：熟练劳动力和技术开发人员供应不足，教学培训机构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角色;由于长期缺乏严肃的学术探讨传统以及探讨开发基础薄弱，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的知识基础普遍比较狭窄。这个问题虽然可以通过输入外国现成的科学技术设施与装备来解决，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有限的。这两个问题导致中日两国教学体制中，创新体系基本失效，成为现代人才培养中共同的问题。 基础设施 中日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差距巨大。日本的基础建设如高速道路和铁路等方面比较完备。但是,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低迷或有限的复苏,日本的港口和机场扩充能力缓慢，难以构建亚洲物流网。所以,日本在这方面应该加快建设步伐。 中国虽然工业化水准不断提高，但基础设施建设依然落后，特别是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和日本有非常大的差距。伴随着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对华制造业外资的进出和中国出口货物输送需求的激增，中国港口和机场设施的建设更是当务之急。 政府管理 在该项要素中，中日来年各国排名均比较靠前。政府管理是中国各个要素中排名最前的一个。政府管理关于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但同时也应该重视其中的风险。 政府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这决不意味着政府的所有决策都是正确无误的。在日本，政府关于产业技术发展方向和速度的作用甚至更大。在80年代，日本在研制开发高清晰度电视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日本政府认为这项工作应该以模拟技术为基础。而美国电视企业则绕开高清晰度电视而转向数字电视，从而将日本制造商远远地抛在了后面。1996年，日本互联网固定用户增加了两成，达到530万人，个人计算机的销售增加了40%，达到近600万台。尽管增长迅速，日本的数字产品市场较之美国仍然要小得多。因此，许多人认为日本官僚机构的干扰和判断失误延误了日本涉足数字世界的步伐。政府的管理要根据国家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及时地进行角色变换，才能在保持优势的同时尽可能的避免决策错误带来的风险。 中国政府正在推进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加强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在民主化建设等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相对滞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及进一步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将是中国政府今后的重要任务。 从国际竞争力看中日两国的互补性 中日两国地理接近、经济互补、伴随着经济合作的不断发展和相互交流的增加，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中日两国之间有着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合作发展有着很大的成长空间。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虽然90年代后期日本原有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弊病开始显现，发展开始出现停滞。但是仍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中国从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一直十分稳定，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十分丰富，随着中国加入WTO，在经济体制上将更加开放和成熟。 中日两国政治稳定，这为开展良好的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和安定的环境。数年来，在亚洲寻找投资机会的投资者和公司在中日两国及东北亚地区积极投资，这是因为投资者对东北亚地区投资环境具有很高评价。关于利润的预期,充分信心。 我们认为中日两国的合作可以作为东亚地区区域合作的模型。这样的合作不应该是排他性的，而是开放性的。不仅以这两个国家为对象，而应该以包括东北亚所有国家的合作为目标，更好地促进该地区的发展和合作。 诚然,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价值观念的不同以及近年来围绕着“靖国神社参拜”问题等的作用,相对制约了经济合作。但是，从两国间生产要素方面存在优劣互补和在产业结构处于不同层次看，两国进行区域性国际经济合作的潜力巨大。而且，两国在东北亚地区作为最有活力的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可以在解决地域和国际问题上发挥着重要影响。 我们相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以及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乃至政治协调也会更加顺畅。 (王琪延,中国休闲经济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学院教授,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团顾问,经济学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