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银行业从被动开放、政策管制到主动开放、制度放松，经济经历了复苏、繁荣、泡沫、萧条和再恢复的奇异怪圈，其中又诞生诸多风险。难道是日本银行业主动对外开放的决策路线错误了吗？对中国银行业来说，从外资银行的引入到2017年中资银行的走出，再到加入WTO后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中外资银行国内同台竞争，资本流出入方式不断增多，因当局采取的防控方法，将中国银行业开放的风险损失降低化解。这是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决策比日本好吗？如此问题，通过中日银行业风险调控的对比以揭开其“面纱”。 三、中日银行业风险调控策略略论 银行体系具有对增量资产的交易和配置职能，同时亦“累积”或“沉淀”了各种风险。分散、化解风险应为银行体系最基本的特征，但日本银行业防控风险的策略（以下简称“日本模式”）相对中国银行业防控风险的策略（以下简称“中国模式”）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并为中国银行体系的完善提供了不少的经验教训。 （一）日本银行业风险调控的策略 源于“护舰队”式的金融行政保护、利率管制以及主银行制的分别或共同影响，日语毕业论文，使得风险释放机制无法得以分期发挥功效，并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全球普及，日本不断放开利率、监管方法等，这种累聚的银行风险最终爆发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并为日本带来之后20年左右经济停滞或徘徊的“回报”。日本防控银行风险的策略表现如下。 第一，日本央行的作为与不作为。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面对日元汇率的升值而大肆“抛售”本币，并通过这种超低利率和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引发资产价格的膨胀。日本央行此种举措使得日元这种货币“误进家门”，（即本应投入实体经济而错投入非实体经济），加之日本央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实施，造成财政和货币“双扩张”政策实施的时间和幅度没有控制好，从而导致资产泡沫的产生。 第二，日本金融监管机构的作为与不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不良资产肆虐银行业“肌体”，风险的“敞口”暴露使得银行业处置风险手段变得迟缓，同时监管机构对风险投资工具的认识存在欠缺，造成监管不力和次贷产品风险的发生。尽管日本银行业实行“金融集团”式的混业形式，将有关风险银行机构吸收合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日本银行业国际竞争力，然而这种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却因金融杠杆无限制归并和延伸使日本的银行体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又由于单个银行机构追逐尽可能大的风险利润及央行监管机制的非有效跟进，“促成”了微观银行机构风险防范缺陷的显现。1996年11月日本实行的“金融大爆炸”，使得当局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更加国际化、自由化，并通过变革法学法规加以制度化和法制化，以规定资本充足率、信用评级、要求公开不良债权数额和详细的资产负债表并不断使财务会计制度符合国际惯例等方法来确保日本宏观金融体系的安全。 第三，日本银行业机构的作为与不作为。面对金融自由化以来的银行组织变革，日本银行业的重点经营目标由重视最大效益目标转向追求最大贷款规模。此现象尤其显现在20世纪中期之后，加之稽核不力，产生了银行机构信贷显著的异常：众多贷款流向不动产机构，而对制造业等融资却呈下滑趋势，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远远超过实物资产的积累速度。这种由于银行带来的资本过剩，尽管当局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由于事前非生产领域通货集聚过多（1980～1990年实体与非实体经济增长比率为1:4.9），最终形成为90年代的不良资产。 （二）中国银行业风险调控的策略 尽管经济金融的自由化、转型与全球化不断交织发展，推动了全球金融更加紧密地关系在一起，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但“中国模式”显然与“日本模式”并非同出一源。 首先，“中国模式”侧重风险管理预警能力的提高，包括中央汇金和财政部代表国家的资本注入、不良资产剥离至四家资产管理企业等方式运用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不仅排除它们历史沉积风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风险排查来优化资产结构，逐渐达到国际银行业监管要求，为之后的商业化、市场化、股份制及上市做好了铺垫，因此属于“防患于未然”之长效战略机制。 其次，在处理风险暴露时，包括直接风险暴露（即银行机构在相同或相似资产类别下所发生）和间接风险暴露（即银行机构业务交叉导致的风险），以制定审慎宏观监管框架为基点，通过风险管理政策纵向、横向进行传递，将全局银行体系风险损失控制在局部，从而有效控制了“尾部风险”，保证了银行体系“三性”（安全性、效益性、流动性）。 最后，通过不断与国际监管制度接轨（包括1988年版巴塞尔协议和2017年新巴塞尔协议），健全国内银行业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货币制度、组织制度，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银企联系混沌、“道德风险”、利率非均衡、竞争不充分等诸多问题。同时，从微观环境、中观环境到宏观环境，优化了风险管理体系、健全危机处理机制，并伴随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和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新趋势，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信贷风险监控体系，亦对目前较为活跃的衍生工具环境提出了相对完善的策略（即由复杂、不确定到简单、确定的转型）。 （三）中日银行业风险调控的比较 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频繁爆发，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重视对银行风险的事先防范探讨。鉴于中日银行业对外开放进程中体现出来的特性，现通过透析，挖掘彼此的差异。 1.中日银行业风险调控的相同之处 中日银行业依赖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而忽视资本市场的发展，造成了银行业风险的过度集中，进而引发了金融的“过度深化”。同时，公司又在银行无限扩张信贷的前提下制造着银行的不良贷款（五级分类法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中的后三者为不良贷款），锻造了银企的“暧昧”联系。而中日银行业的监管机构对风险的管理围绕着国际银行业监管指标（如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经营管理能力、盈利水平和流动性，即“骆驼评级制度”CAMEL）进行操作，而未对“息滚贷”式的信用风险进行实质性的控制，造成形式上符合指标要求，本质上隐藏巨大的信贷风险（有时即使为已知也被银行负责人所淡视），以银企人际技能的发挥替代了银行风险管理技术的运用，脱离银行信贷风险调控的核心点，使得不良贷款“顺理成章”。 2.中日银行业风险调控的不同之处 尽管日本已经实现金融自由化，但日本《银行法》对于外资银行有如下规定：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合计不得超过自有资金的20%、保有的流动性资产不得低于总存款的30%、一年期以上的中长期贷款的40%必须由中长期存款和负债作为保证、发放的日元存款凭证须限额在其借款额和在日本境外存款额的30%以内等。从这些外资银行进入可能引发的风险防范方法不难看出，日本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与其自身的成长几乎同步，加之高度的集中管理，因而实际进入日本的外资银行一般不会有大的作为，不会成为日本金融的主角。 换个角度来看，虽然中国与日本银行业同样具有对外开放的三个阶段（一是引进外资；二是模式转换；三是金融国际化），且均是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国家，但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带来的是银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形成对外资银行监管的逐步放松（这种放松是基于监管体系更加完善基础上之产物）。尤其是中国2017年12月11日加入WTO，加快银行业的开放，并随着5年过渡期的结束，外资银行在中国享有越来越多的国民待遇。 3.中日银行业风险调控的效果论证 由于银行业对外开放引起的资本国际流动，在增加内外部风险的同时也使世界市场中的资源得以有效配置，提高世界整体的福利水平。这里引用“麦克杜格尔模型”加以论证。（见图1）其中：OA、O1A分别代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最初拥有的资本量，MEI、MEI1分别代表各自的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在封闭经济情形下，因资本缺乏流动性而带来的世界总产出为OBHA/O1CGA；而在开放经济情形下，因资本自由流动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形，即资本从边际效率低的富裕国家流向边际效率高的稀缺国家，最终达到均衡点E，后者比前者增加产出EHG。如果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来吸引资本流入，则其资本存量将从OA扩大到OA1，GDP增加了EHAA1，其中： EFAA1作为利息支付给外国资本要素，而EFH是由于资本存量增大带来的GDP净增加。 随着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程的逐步推进，尤其是WTO过渡期结束后的全面开放，更是引发外资银行以多种方式融入中国金融市场，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迈向国际金融市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开始引进发达国家外资银行的剩余资本以充实本国外汇储备（相当于图1的OA向OA1推进），到当前通过运用外资带动进出口贸易的繁荣，从而获得GDP的净增长（相当于图1的EFH）。同理，中资银行将过剩资本向海外稀缺资本的市场流出，促进中外资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导出新一轮经济增长点（如E′）。尽管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过程中遇到诸如汇率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但由于中国人民银行（2017年后为银监会）的风险调控策略得当（如事前控制、并表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等），不仅使风险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如2017年9月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获得如上提到的经济增长。 日本银行业的开放背景同中国相异，资本的国际流动所遇风险及处理也有自身的特点。具体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受金融自由化的作用，日本银行业对外开放进程中突出的做法是对外输出资本（相当于图1的O1A减至O1A1），不仅为资本稀缺的国家带来急需资金（相当于图1的OA增至OA1），而且促进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繁荣，形成了日本当时的高速经济增长。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广场协议”为标志的日元升值，使日本感觉到汇率风险的弊端（尽管升值初期日本出口贸易不降反增），加之日本央行“顾外不顾内”的政策倾向，由此产生因顾及汇率而产生的本币虚增，并导致后续国内的日元流通速率急转不下（大多在非生产领域徘徊，如股市、房地产市场等）。表面上形似财富增长（图1的EHAA1），实质上是增发货币的“过度经济”。 四、中国银行业风险调控的未来取向 构建一个稳健而不失灵活、具备资源有效配置和分散风险的现代银行体系，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在中国这样一个实体经济与间接金融为主、虚拟经济与直接金融为辅的国度，如何确保健全银行制度与实现经济结构合理的有效平衡，降低和化解银行风险并以此促进经济长期、健康地发展，是当下探讨的主旨和未来前行的方向。当然，可以通过银行制度的演进来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并由此推进经济结构的升级，建构转移或消化风险、孵化财富的蓝图。 （一）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并行不悖 中国银行业不仅要关注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率、对同一借款人贷款比例等指标体现的微观风险，更应当关注银行业所面临的系统风险，保持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鉴于日本银行业监管的经验教训，并通过如此的推进，以实现外生微观风险到内生宏观风险掌控，达到监管审慎目标的转型（见图2）： （二）制度环境的完善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由金融自由化、银行竞争加剧而引致的风险的发生 由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行为主体逆向选择（即因信息不对称使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资信状况没有进行充分而及时的评价导致信贷资金最终流向经营质量低下的公司）、道德风险现象的存在，加之金融自由化带来的“金融脱媒”现象，并辅之以高强度的银行业竞争，“给予”借款人充足的空间展示借款的“本领”，形成“多行借、监督弱、高耗费、收不回”的恶性循环，造成了中国银行业信用体制的滞后。 通过完善银行企业治理结构，在正确实行“三会一层”（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经理层）的基础上，引进国外先进银行的监控体制，例如：以电脑化流程对借款人的流水账、产品等进行评价，实行全方位的事前、事中、事后一体化考查，从而确保贷款指标的良性化。同时，尽快推出银行业风险防控法规，这样不仅从制度上扼制公司的多头恶性信贷等行为、规范银行业资金的供给平衡等问题，而且会从金融工具创新、减少或消灭风险的发生等方面起到引擎影响，保障债权人、股东及银行机构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稳定地发展。此外，由于银行风险最终导致的危机是致命的，因此要层层建立严控体系，实施联系管理，让银行业系统上的每个“节点”一体化，做到“责任人人担、权利人人有、利益人人享”的银行文化氛围。 （三）大力促进银行业开放与经济发展二者的良性互动 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是建立在改善治理结构、健全法学法规、提升良性竞争、增加经济效能的前提下有效展开的，旨在以开放促发展，拓展银行业国际盈利空间并增强中国整体实力。通过日本银行业控制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扬的反方向运动之教训，警示中国应对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及时处理、资产泡沫的可能形成等方面引以重视，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以便与开放的银行业相互适应。 加入WTO后的中国，随着中国经济开放成分的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是银行信贷的扩张支持经济增长。无疑，这种信贷扩张是以中国雄厚的资金来源作为保障的，截至2017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总计733382亿元人民币，是2017年220364亿元人民币的3倍多。但是，日本上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事实告诉我们，信贷扩张应是支持实体经济而并非虚拟经济，否则将呈现“虚假的繁荣”。因此，略论银行业开放度这个内生变量要与人均GDP、实际利率与汇率、通货膨胀、银行监管、金融深化等外生变量紧密结合，方能实现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四）为规避“金融脱媒”和外资银行的作用，中国银行业应及时关注直接融资市场 “金融脱媒”是目前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特有产物，反映了资本流向的竞合性、时效性等，是资本由金融中介转向金融市场的行为取向。受这种时代趋势的作用，银行业必将遭遇经营管理上的诸多困难。中国银行业既要及时关注潜在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还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对自身过去、现在及未来的顾客进行敏感性略论，增强“上帝”对银行的有效反馈。 同时，银行业在严守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杠杆率、大额风险集中度比率控制这四条底线的同时，更应将资本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的发展列入增强自身风险抵御的范畴。尽管“金融脱媒”成为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但只要提高风险意识、健全宏观调控与监管方法、强化管理和服务手段，降低和化解银行业对外开放形成的风险必定水到渠成。 （五）在银行国际化中促进金融创新 当前，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产品类型相对不足，定价能力欠缺。从金融衍生产品方面看，中国商业银行交易的人民币衍生产品主要是人民币外汇远期、掉期、债券远期、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等外汇类和利率类的衍生产品，而国际金融市场上一些常见的利率期货、外汇期货、股票指数期货、股票期权、利率期权、外汇期权等仍然缺乏。因此，中国银行业在未来国际金融竞争中应加大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以增强自身的硬实力，并在这种金融深化过程中规避风险可能引致的负向激励。 中国尚处于金融衍生工具短缺时期，关于现存及未来新创工具遭遇风险概率较大，风险防控的压力势必前所未有。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推进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加大风险管理的覆盖面，进一步平衡风险和收益意识，在国际化的金融创新中实现业务发展与制度约束的相互协调，是目前中国银行业国际化中的指南。 参考文献: 1.董青马,卢满生.金融开放度与发展程度异同对银行危机生成机制作用的实证略论[J].国际金融探讨.2017,(6)：79-85. 2.牟怡楠.人民币跨境流通对银行业金融安全的作用[J].国际经贸探究.2017,(4)：54-58. 3.毛泽盛,吴洁，刘敏楼.外资银行对中国信贷供给作用的的实证探讨[J].金融探讨.2017,(1)：106-115. 4.吴晓求.大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与大国金融模式――美、日经验与中国模式之选择[J].中国人民学院学报.2017,(3)：83-88. 5.巴曙松,王/怡，杜婧.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危机下的银行监管启示[J].国际金融探讨.2017,(5)：83-89. 6.张淑艳.中国金融风险管理制度的问题及对策[J].金融与经济.2017,(4)：21-22. 7.杜艺中.日本泡沫经济的再回顾与启示[J].金融与经济.2017,(4)：66-70. 8.汪洋.金融集团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架构探讨[J].上海金融.2017,(10)：66-70. 9.陶长辉.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10.李博.试论日本主银行制的变化[J].日本学刊.2017,(3)：77-90. 11.姜学军,刘丽巍,范南.金融对外开放与监管问题探讨[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倪东明 中国政法学院商大学博士探讨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