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的思想、文化由朝鲜半岛辗转流传入日本，经由日本民族吸收改造，呈现出崭新的形态。在中日思想比较探讨的领域中，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以概念比较为切入点，结合两国文化、社会发展的客观史实，通过文献、语源、社会调查等多元化措施，对中日哲学思想中的“天”“公私”“理”等概念作出了比较。通过比较，研讨了中日思想概念在文化语境中的不同诠释方式，并以此为基础，试图重新建立起对中国和日本的文化认知，同时，也提供了跨学科、跨领域文化比较探讨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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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沟口雄三；中日思想比较；天；公私；理；心
中图分类号：B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7）03-0020-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703003
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给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带去了极大的作用，也为中日文化的“同”与“异”奠定了基础――相同的汉字，不同的解释方式，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在思想概念的范畴中，亦有对相同汉字的异同性理解。日本对汉字的吸收应用，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文化的原有含义，另一方面，与本国固有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新的理解，这也是日本文化中“和魂汉才”的特色所在。
当前，依据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通过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对思想概念进行比较的探讨措施，在中日学界得到普遍重视。日本学者沟口雄三（1932―2017年）在其学术生涯中，将中日思想概念比较作为重要课题之一，对由中国传入日本，并经由日本文化融合、改造的思想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探讨。特别是关于“天”“公私”“理”“心”等重要思想概念的综合比较，他的探讨具有一定开拓性和代表性。因而探讨吸收沟口的学术成果，关于中日思想文化比较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概念比较中的措施和基础
在早年的经历中，沟口对中国的学习探讨经历了两次转折：第一次在其高中升入学院时，原本热爱西方文化的他却选择了东京学院的中文专业，转而探讨风格独特的中国近代小说，并将赵树理的文学著作作为论文题材；第二次，他以学院阶段的学习为契机，放弃经营十年的家业而回归学术，在入矢义高教授（1910―1976年）的指导下，从近代文学转入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探讨。通过阅读明末思想家李卓吾的《焚书》，对中国的近代化变革产生了新的认识，并与日本的变革做了比较。在其比较探讨的起步阶段，对日本近代中国学探讨的固有视角作出了反思与批判。
20世纪70年代，沟口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开始系统地讨论中国学探讨的措施问题。以1973年9月发表于日本《历史学探讨》的《中国思想探讨上のいくつかの///}》（《中国思想探讨上的几个问题》）为开端，指出了先行探讨中措施论上的误区。1987年出版了总结性的论文集《措施としての中国》（《作为措施的中国》），之后90年代发表在台湾《新史学》上《日本人为何探讨中国》一文，将对措施的讨论延伸到目的的层面上，与此同时，在多次访谈中，均以探讨中国思想的措施和基础作为话题发表意见。
在《作为措施的中国》中，他指出：“日本与中国之间，不待插入‘欧洲’，自始二者就是相互独特的；要言之二者在各自的历史个性上，本来就是‘异’的存在。”[1]8――关于近代日本的中国学探讨者以欧洲为参照评判中国的探讨措施，沟口认为，这是对中国像的“扭曲”《对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研讨》一文认为，对近代中国像的“扭曲”，在哲学、文学方面显得尤为突出。――论文收录于《作为措施的中国》，第33页。描绘。因此，去除西方强势文化的作用，从中国文化内部去诠释和理解中国，才是真的以“中国”为主体去理解中国。
以“中国”为主体的探讨措施，亦贯穿于沟口对思想概念的比较探讨。1995年出版的《中国的思想》中文版序言中，他提到：
近30年来，我一方面以亚细亚主义的立场，另方面从多元的世界主义的立场来理解相关于欧洲文明而言、具有独特性的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并努力阐明中国之内在的、独特的历史发展历程。这本书就是这一努力的一个结晶。[2]2
在《中国的思想》一书中，对“天”“公私”“理”“心”等概念的比较，即本于以中国为主体的立场，以社会历史的内在发展为线索，探求思想概念诠释方式上的特殊性。以此为基础，与日本对概念的理解作出比较。
由此可见，从中国的客观事实出发来解读中国的思想概念，由此总结概念诠释的特殊性以及本质内涵，是沟口所采用的探讨措施。并且，他的探讨立足于中国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他对思想概念的探讨以中国的文化语境为基础而展开――“在中国文化中寻找‘中国’”，可以说是沟口探讨的特色所在。
二、由“天”到“公私”的概念比较
“天”的概念，是沟口概念比较探讨的起点。换言之，对中日“天”观诠释路径的探究，贯穿于他的比较探讨中。他从概念的词源入手，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略论总结了“天”的本质内涵。他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天”观，在起源处就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并进一步指出，异同的产生基于两种文化对天人联系的设定上。
（一）“天谴”与“天道”
在中国“天”观的形成阶段，由殷入周的政权交替产生了合法性问题，促使周的建立者将“天”作为王位来源的根基，关于这一点，沟口指出：“在中国大陆，与上帝信仰相结合的天命观念历来是王朝权力的背景。”[2]3“天”的概念，从殷商的鬼神文化，走入周朝的“以德配天”，从原始崇拜角度的理解上升到抽象性的概念，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创造。“天”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西汉的董仲舒处得到确立，沟口认为，由此形成了汉文化特有的“天谴论”模式，具体来说――这是“中国独自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思想，它在日本或欧洲均未曾出现”[2]5。
“天谴论”的独到之处在于其背后中国式的“天道”思想。沟口把中国的天道观分为四类――“（a）自然运行的天；（b）主宰、根源的天；（c）生成调和的天；（d）道德、理法的天”[2]6。其中“主宰、根源的天”是“天”的本原性、至上性，使这一概念具有超越的抽象内涵，由此形成了“生成调和的天”以及“道德、理法的天”。 日本的“天”观在起源处，便与中国有着本质的异同。沟口认为，在日本早期的自然物崇拜中，“天”是与神明相关联的神秘存在，以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为主要代表，“天”超越于凡人的神圣指代。他略论此种局限于自然崇拜的“天”观理解，是因为日本在天文学上落后于中国，使得“天”与人事之间未能产生紧密关系，而无法发展出类似中国的“以德配天”的天人联系模式。总的来说，日本的“天”，在起源处仅意味着对自然力量的崇拜。
发展到15-16世纪，“天道”观在战国时期的日本流行开来，沟口解释道：“他是一种超人类的绝对的存在，关于人具有不可知的巨大力量，是一种裁判人类，人类又无法见到的存在”[2]7。可见，战国时期的日本“天道”观，仍延续着自然崇拜中“天”的神秘性。
此处，沟口重点指出了中日“天道”观的异同：中国的“天道”背后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即“天”与“人”是相通而非分离的联系――他以《庄子・天地篇》“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以及《诗经・大雅》里的“天生/A民”等为例，认为中国的“天”不仅具有主宰的崇高性，同时与人类社会紧密关系，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关于“人”，“天”带有着生成、调和的意味，能够“均等地成就民之生存”[2]8。由此，至中国汉代，“天道”发展成天、人相通互动的“天谴”模式。但日本早期的“天道”存在于超绝人事的神秘层面，人关于“天”只有敬畏和遵从，无法相通，彼此隔绝，而始终停留在自然崇拜的意义上。
（二）从“天”到“公私”
虽然沟口对中日“公私”概念的比较探讨早于对“天”观的系统说明，但他非常明确“公私”概念的理解基础是“天”的异同，在《中国の「公・私」》《中国的“公・私”》（上、下），发表于日本《文学》杂志1988年9、10月号。中文译本收录于《中国的公私・公私》中。的写作后记中，他回忆道：
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公概念的特质，但是谈到与日本公概念的异同时，一直做不出好的说明。但是有一天早上在去学院的电车上，忽然在头脑中闪现了“天=公”的观念这一想法，这才开始能够很好地说明日中各自的公概念的特点。[3]208
在随后的文章中，他延续了由“天”到“公”的逻辑，以两国在“天”观上的异同为基础，略论说明由此对“公私”概念产生的不同理解。
首先从词源上，沟口据白川静的《字统》、松丸道雄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的记载，指出汉字的“公”字早于“私”而出现。接下来在《诗经》中出现“私”的用例之后，“公―私”发展为对立联系也是经过《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直到《说文解字》中才确定下来――“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私为公”，这就形成了代表平均、公平的“公”，以及破坏了公平而成为“曲私”“私邪”，即在道义和伦理价值上，“公”与“私”产生了优劣高下的对比。
再据沟口的介绍，“公”在日语中，有音读“コオ”和训读“オホヤケ”两种发音，音读来自于汉字，而训读是用原有日语来标注汉字，即训读更能体现日本的本国文化。日本人用“オホヤケ”的训读来匹配“公”的概念，在日语语源中，“オホヤケ”表示皇宫的庞大宫殿和所在地，指向特定的建筑、领域。再者，日本的“私”训读为“ワタクシ”，首先作为表示“我”的第一人称代词使用，其次表示一种私人、非公的内部领域，并不具有道义上的对比。
进一步略论，沟口认为，日本的“私”，不仅不是相悖于“公”的存在，而是被包含于“公”的内部，隐微的、个人的领域，他说道：“由于从属于‘公’ ，わたくし（即‘私’，笔者注）概念具备了秘密的、个人的、自家内部的这种属性，在这种属性的延长线上，便形成了以这一属性为核心的、作为第一人称的‘私’的世界。”[3]242由此可见，日本的“公私”并不具备伦理性的指向，而更多是一种界域上的划分。
在领域的问题上，日本的“公”最大范围指向朝廷、国家，最高指向天皇，而“私”仅限于个人及其家庭。但在中国，由于“公”代表着道义上的公正、平均，最高的“公”并不在于皇权朝廷，而是以“天”为终极指向。中国式“天=公”的观念，产生了“天”与“人”相包容的“天生/A民”的联系，由此处于“天”统摄之下的国家、皇权与百姓之间，并不能清晰辨明公私的界域。因而，明清之际，在中国发生了君权、地方势力与民权的对峙，百姓反抗政府，甚至认为皇权是“一家一姓之私”――在日本，将统治者视为“私”的观念是不可能出现的。
沟口还列举了近代社会中的另一例子：近代革命中，孙中山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近况，提出了“天下为公”的要求。主张恢复中国主权、民族平等，这个“公”指的是世界各民族的平等独立。同样在日本明治时期，福泽渝吉主张“天下之公道”，“公”直接指的是日本本国，“天下之公道”推崇的是日本民族自身的富强和发展，这便与中国对“公”的理解有很大异同。
中日在“公私”的联系问题上，前者突出了道义性，而领域性上的划分不明显；后者并不具有道义性，而有着领域划分的指向。并且，沟口认为，此种异同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公”以“天”观为背景，“公”实际上体现了“天”的主宰性和道义性。传统天人联系中，天与人所保持的密切关系，使得“天”成为平等成就每一个人民生存的保证，也是“公”所带有的公平、平等性的来源。但日本的“公”并没有超越的道德性作为根基，更多的是一个指向民族国家的领域概念。由此，在中国思想中形成了“公”与“私”相对立的伦理联系，而日本的“公―私”则成为一种领域的划分。
三、“理”“心”的概念比较
在日本的江户时期，中国哲学的传播达到了新的高峰。此时，日本出现了朱子学、阳明学的勃兴。关于日本朱子学、阳明学的探讨，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中国思想的延续和传承，而应更多关注其内在中日思想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沟口便是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批判审视了江户时期日本的思想发展，在1990年、1995年的陆续著作和访谈中，他反复强调：在江户时期这一转折点上，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模式发生了变革。具体而言，此前的飞鸟、平安、室町时代，同时代的中国文化主动输入日本――“就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那样自然”[4]262，而江户时期的日本，却主动地选择性地吸收了四百年前的南宋文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这必然包含着日本自身的目的性和文化诉求。 （一） 中日对本体之“理”的不同认识
沟口的探讨，围绕着核心思想概念的比较而展开。首先以“理”为中心，着重比较了这个概念在中日思想语境中的异同。对“理”的讨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被提出，而后成为其探讨的重心。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和展开》一书中，他研讨了“理”在明清之际以至清末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原因，同时也涉及到对“理”概念抽象含义的思考。《中国的思想》中，沟口系统梳理了中日“理”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从语源上比较，中国的“理”在宋代以前，在字形、字义上已经包含了客观、普遍的法则之意，但日本的“理”却指向带有个人色彩的主观见解和行为――“日本的理的规范性，与其说是共同性不如说是更强烈地打上了个人主观的烙印，与其说是与周围外界相协调不如说是更突出自己的主张”[2]20-21。
也就是说，中国的“理”字本身便具有普遍性法则的含义，而至宋代被赋予了形而上的意涵，形成本体之“理”，发展为程朱理学的核心。但日本的朱子学并未完全吸收接纳“理”字的形上、本体含义――据日本另一学者源了圆的探讨，日本朱子学中对“理”的形上层面意义并不重视，仅强调了“理”的伦理内涵。把“理”作为本体意义的理解（如佐藤直方）并不多见，但十分重视作为自然条理之“理”，如新井白石、贝原益轩、佐久间象山等，大力发展后天性、经验性之“理”[5]55-62。
由此可见，中日思想概念中“理”的主要区别在于本体上的诠释。沟口在溯源中国本体之“理”时，加入了对“天”观的考察。他认为，宋代本体之“理”并不是独立诞生，而是西汉“天谴”论向“天理”观的转化。进一步说，宋代理学家对“性即理”的论述，实际上瓦解了“天谴”论中天人联系，而是在“天”观下展开新的天人联系――“它将作为宇宙万物之法则的理，阐释为内在于人类本质的道德性的依据。换言之，宇宙的自然法则性与人类的道德性被连成一体了”[2]28。
但在日本，朱子学学者关于形上之“理”并不重视，正如沟口所说：“日本的儒学家们越是明白理的特性，就越是明显地对它产生一种疏离感。”[2]23究其根源，一方面，日本在对“理”字的原有理解上即与中国不同，有着较强的个人主观，这相悖于本体“理”的客观性、普遍性；另一方面，沟口强调了日本的“天”只具有神秘性，与人的关系并不紧密，因而在缺乏紧密的天人联系的情况下，形上之“理”在日本并未得到普遍推广。
（二） “心”的主体性在中日文化中的不同意涵
除了对中日朱子学的比较，沟口还重点考察了阳明学的异同。而“心”概念的诠释，可以说是阳明学的思想精髓。沟口认为，日语毕业论文，日本阳明学中的“心”，指向个人的精神层次，这与中国王学的本体性“心”观有着本质异同。他从幕末志士对阳明学的应用中发现，当时日本的思想家提倡“心”的境界，认为这是个人道德的最高境界，而原本王学中作为道德本体的“心”并未被理解吸收。
从沟口的理论出发加以考察，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的阳明心学发展轨迹并不相同：阳明心学承陆象山、陈白沙一系，通过王阳明的建立和其弟子的传播，在明清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作用。而江户时期日本的阳明学与朱子学同时并行，却未能正式进入官学，多在分散传播于民间，缺乏连续的师承联系，因而在理论上无法与朱子学相抗衡。到了德川幕府末年，阳明学与幕末运动相结合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在思想内核上也发生了改变。
实际上，幕末思想家、革命家如大盐中斋、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日语毕业论文，将阳明学与社会动态相结合，并非宣扬原本的阳明心学，而是为革命的正当性作注脚，企图把个人主体意识推向极致。沟口是如此描述的：“心即理与致良知，作为以自我之心的主体判断为最高准绳的高扬主体的命题而被接受，因此其往往伴随着‘吾心即天’的（日本式的）天人合一的命题。此外，知行合一也指对自我之伦理的正当做出主体性判断后，即便和周围环境的规范相对抗也敢于实行，它作为重视实践的命题而被接受。”[2]94因而，“心”在日本幕末，作为一种纯粹个人主观性的实践，出于当时以个人为主体反抗幕府统治的需要而得到应用。
反观王学的发展，对“心”的理解首先是一个本体的概念，即是将外在于人的“理”本体还原到人自身，使人立于道德上自作主宰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心”是具有普遍性的本体，因而它是道德的最高本体而不是个人道德的最高境界。然而日本江户后期的阳明学，保留了王学中对个人主体性的高扬，但并不承认具有普遍性的本体。因此在强调个人主观的纯粹性上，极易与日本的武士精神甚至与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产生出与中国全然不同的理解方式。造成异同的原因，一是由于两种思想产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中；另外，与日本对“天”“理”的本体性认识的排斥也有着深刻联系在《中国的思想》中，沟口比较强调社会背景造成日本阳明学的不同发展，他认为：“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的阳明学包含、体现的参予民众的道德教化、参予民众秩序的形成、以及肯定欲望的社会秩序的新模式等社会性思潮相对，仅限于知识分子之间传播，而且表现出特定的个人自我的确立或变革主体的确立，其特点是未向民众阶层普及。”（页97）但他并未深入说明日本阳明学中的“心”概念特殊性的产生原因，此处推测，日本阳明学的“心”与石田梅岩的心学有着一定关系，而石田心学并不是阳明学的发展，更倾向于表现为日本本土化的思想成果。此外，沟口还提及了“心”概念的形成原因，如他所说这是在（日本式的）“天人合一”联系下形成的，延续了之前由“天”到“理”的思路。：据沟口的描述，日本的“天”观到了幕末，如大盐中斋提出的“吾心即天”、西乡隆盛倡导“敬天爱人”，这个“天”是“摒弃世俗的名誉、地位、财货等等欲念，甚至清除有关世间事物的任何计较、打算，从而确立所谓绝对自我，将其作为人生目的”[2]9，即是说，作为完全抛却个人欲望而达到一个纯粹境界的“天”，是一种主观性的象征。此处，“天”作为日本阳明学之“心”的背景，其实是个人摒弃日常欲望而达到一种超脱凡俗的心理境界，与中国的“天”观下，作为人的道德本体、与人相沟通关系的“天”，有着本质的区别。 [1]沟口雄三.作为措施的中国[M].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2]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M].赵士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 公私[M].郑静，译.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7.
[4]沟口雄三，张萍.日本人认识中国文化的五个阶段[J].中国文化，1995（12）：262.
[5]源了圆.朱子学“理” 的观念在日本的发展[J].哲学探讨，1987 （12）：55-62.
[6]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和思想史探讨的视角[J].文史哲，2017（3）.DOI：10.1634/j.cnki.37-1101/c.2017.03.002.
[7]吴震.十六世纪中国儒家思想的近代意涵――以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相关讨论为中心[A]//林宏星，林晖. 复旦哲学评论・第 2 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孙 丽]
Abstract： Chinese thoughts and cultures have spread from Korean Peninsula into Japan， and been presented in new form safter assimi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y Japanese nation.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study on thought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Japanese scholar Mizoguchi Kozo took conceptual comparison as the hittingpoint， combined objective historical facts of culture and history in these two countries， utilized diversified research methods like literature，etymology and social survey， so as to conductcomparison on the concepts such as “Tian”，“GongSi”，“Li” and “Xin” withi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Through comparison， he explore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ideological concepts in cultural context. On this basis， he attempted to reestablish the cultural cogni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s. Meanwhile， he provided a new idea on interdisciplinary 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y.
Key words： Mizoguchi Kozo；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thoughts； Tian； GongSi； Li； X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