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中日两国1970-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范围，利用索洛残差措施分别测算了中日两国整体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和三大产业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日语毕业论文，探讨中日两国能源政策关于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作用，并且略论中日两国及其三大产业的作用差异的问题。从国民经济整体层面来看，中日两国各自的能源政策对能源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截然相反。具体而言，环保政策在促进日本能源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却降低了中国能源生产率的提高。从产业层面上来看，实证结果表明针对第三产业制定的能源政策对其能源生产率的作用微乎其微，并不显著。就第二产业而言，能源政策降低了日本能源生产率，但对中国的作用却不显著。能源政策关于中国第一产业具有降低能源生产率的影响，但在日本作用却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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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能源政策；能源生产率；索洛残差措施
一、引言
能源效率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效率术语，是指用较少的能源生产出一样的产品和服务，或者相同的产品和服务使用较少的能源投入。关于能源效率的测量有很多种指标，比如热力学指标、物理-热量指标以及经济-热量指标、纯经济指标等等，同时测度措施也千差万别。本文使用的是经济-热量指标，根据测度措施简称为全要素能源生产率。
单位GDP能耗只能从一个层面简单反映能源的生产效率，作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比如资本、劳动力、制度等等，关于能源生产效率的测算需要尽可能的包含更多作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就是需要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将从测算中日两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开始，探索能源消费与能源政策关于中日两国以及三大产业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三、实证探讨
利用搜集到的数据，我们首先按照公式（4）计算了中日两国以及三大产业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随后对实证模型公式（5）进行了拟合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1、中日全要素能源生产率
本文分别对中日两国整体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和三大产业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如图所示。
中日两国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波动性都比较大，但是日本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大部分时间段要低于中国，特别是从1990年往后，虽然两国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一直处于波动状态，但是日本的要素生产率要远远低于中国。原因可能在于经济产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往往并不能单纯的从简单的C-D生产函数来决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但是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原因可能不仅仅在于资本、劳动力以及能源的投入水平上，所以造成了能源对应的经济产出要远远低于中国。
中国三大产业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折线图显示，大部分时间段的能源生产率波动性都不是很大，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往后。第二产业的能源生产率在1993年有一次大幅度的提升，但是随后出现了下降并且趋于稳定。反观日本的三大产业能源生产率情况，除了若干年的生产率的忽然上升，绝大部分的生产率波动性不强。从2017年开始，三大产业的能源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2、能源政策与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实证结果
前文我们已经给出了中日两国包括三大产业的能源生产率的测算结果以及简单的折线图表示，无论是整体能源生产率还是三大产业能源生产率，中日两国都存在一定的异同。本文的探讨重点在于中日能源政策的异同，因此我们需要研讨中日能源政策的异同关于能源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并且给出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发现，前文我们给出的能源生产率的作用因素在日本的数据上大部分得到了验证，除了研发支出未能够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两个政策变量：一是环保和单位GDP能耗关于能源生产率的作用和中国相比存在很大的异同。关于日本来说，能源环保政策变量关于能源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EP系数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上大于0），说明日本关于环境保护的能源政策的出台能够很好地达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目的，日语论文，环境约束使得公司能够投入资金开发更加高效环保的能源利用方式和技术。但是从中国的实证结果来看，环保政策并不能够促进能源生产效率的提高，反而出现了抑制影响（EP系数在90%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0），这也许说明，中国能源环保政策和制度的建设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既不能降低能源效率又不能污染环境的两难问题，由此可能说明中国在利用能源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为了达到降低污染的目的，并不是开发新型环保高效的能源技术，而是降低了污染但是却损失了效率。二是单位GDP能耗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并不显著。
前文中日三大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折线图已经说明产业间的能源利用效率是存在显著异同的。基于此，本文又将两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分产业进行了探讨，探索能源政策关于两国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结果可以发现，当将能源生产效率按照行业进行划分探讨时，结果并不如整体实证结果显著，政策变量只有在中国的第一产业（EP）和日本的第二产业（ECUG）出现了显著情况，环保政策关于中国的第一产业能源利用效率具有负向作用（EP系数估计结果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0），单位GDP能耗变量关于日本第二产业的作用是反向的（ECUG的系数估计结果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0）。能源政策关于两国的第三产业能源生产效率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作用（能源政策变量均不显著），似乎我们的理论假设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经验证据支持。中日两国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能源政策关于两国的能源生产率的作用存在着很大的异同，甚至作用完全相反。具体到产业上面，两国也存在着很大的异同，和我们的理论预期存在很大出入。
四、结论
本文通过测算中日两国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实证探讨中日两国能源政策关于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作用，并且略论中日两国及其三大产业的作用差异。
中日两国整体全要素能源生产率，能源政策关于两国的作用完全相反，和我们初始预期异同比较大，环保政策变量关于日本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也就是说环保政策促进了日本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提高，给予我们的理论假设充分的经验证据支持。但是这种显著的促进影响并不存在于中国的经验数据中，而且影响完全相反，也就是说环保政策并没有达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目的，起到了适得其反的影响，降低了中国能源生产率。 具体到三大产业上面，第三产业的实证结果表明能源政策对其能源生产率的作用微乎其微，并不显著。但关于第二产业，我们的假设并没有得到完全验证，能源政策关于第二产业的作用在日本是降低了能源生产率，这符合我们的假设，但是在中国却不显著。能源政策关于中国第一产业具有降低能源生产率的影响，在日本则作用不显著。
中日两国能源政策和能源生产率联系的异同，可能的原因在于两国能源开发、使用以及能源政策的演进过程存在着异同导致的。相对中国来说，日本的能源政策制定时间比较早，而且日本是能源稀缺国家，所以其对能源开发和利用的重视程度要甚于中国。成熟的能源政策，完善的能源管理体系带来了不一样的能源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王庆一：我国能源密集产品单位能耗的国际比较及启示[J].国际石油经济，2017（2）.
[2] 王庆一：中国的能源效率及国际比较（上）[J].探讨研讨，2017（8）.
[3] 蔡晓春、肖小爱：基于超效率DEA的中国区域能源利用效率探讨[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7（25）.
[4] 刘建：能源利用效率的区际比较及对策略论[J].技术经济与管理探讨，2017（12）.
[5] 刘征福：建立能源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J].能源与环境，2017（2）.
[6] 邹艳芬、陆宇海：基于空间自回归模型的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区域特征略论[J].统计探讨，2017（10）.
[7] 罗淳、刘英姿：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国际比较：措施与参照系[J].经济论坛，2017（10）.
[8] 邹艳芬：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发展路径[J].北京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4）.
[9] 栾贺平：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作用因素的实证略论[D].湖南学院，2017.
[10] 尹宗成、丁日佳等：FDI、人力资本、R&D与中国能源效率[J].财贸经济，2017（9）.
[11] 沈利生：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不利于节能降耗[J].管理世界，2017（10）.
[12] 孙小羽、臧新：中国出口贸易的能耗效应和环境效应的实证略论――基于混合单位投入产出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探讨，2017（4）.
[13] 张友国：中国贸易增长的能源环境代价[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探讨，2017（1）.
[14] 谢志军、庄幸：宏观经济结构与能源密度的变化[J].中国能源，1996（5）.
[15] 史丹：作用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以能源工业为例[J].经济管理，（23）.
[16] 周勇、李廉水：中国能源强度变化的结构与效率因素贡献――基于AWD的实证略论[J].产业经济探讨，2017（4）.
[17] 吴巧生、成金华：中国工业化中的能源消耗强度变动及因素略论――基于分解模型的实证略论[J].2017（32）.
[18] 朱文宇：技术进步、资源配置与能源效率――基于中国的实证探讨[J].经济探讨导刊，2017（9）.
[19] Birol F、Keppler J.H.Prices：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The Rebound Effect[J].Energy Policy，2017（28）.
[20] Cornillie J、Fankhauser S：The Energy Intensity of Transition Countries [J].Energy Economics，2017（26）.
[21] David S.Macdougall、Thomas W.Walde：European Community Energy Law[M].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Ltd，1994.
[22] Fisher-Vanden K.、et al. What Is Driving China’s Decline In Energy Intensity？[J].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17（26）.
[23] Hang L. M.、Tu M. Z. The Impacts of Energy Prices on Energy Intensity：Evidence from China[J].Energy Policy，2017（35）.
[24] Hang L.，M. Tu：The Impacts of Energy Price on Energy Intensity：Evidence from China[J].Energy Policy，2017（35）.
[25] J. W. Sun. The Decrease In The Difference of Energy Intensity Between Aced Countries From 1971-1998[J].Energy Policy，2017（30）.
（责任编辑：郭亚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