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古典文学著作中人狐恋故事的比较探讨[日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日语论文 责任编辑:花花老师
更新时间:2017-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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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是创作者本身，还是读者，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将结尾之处的“大团圆”看做是顺理成章的事，纵使著作中的情节如何跌宕，人物命运如何多舛，最终也多以“大团圆”的形式收尾。在中国的古典文学著作中，“大团圆”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结尾方式，具有一定的喜剧性质，但这在日本的古典文学著作中却并不多见。关于此种现象的产生，本文将分别从自然环境、审美意识和人文心理等方面进行剖析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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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团圆；人狐恋；自然环境；审美意识；人文心理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1-0148-03
一、“大团圆”结局的人狐恋故事类型
从所搜集的资料来看，在中国的古典文学著作中以阖家团圆为结局的人狐恋故事占有一定的比重，笔者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第一种类型
该类型故事的主要情节是：狐经过修炼幻化为人形，邂逅人类男子后，与其结为夫妇（有的会育有一子或多子），但由于某些外界的客观因素使得狐妻必须离开丈夫（及子女），念及多年的夫妻情分，狐妻忍痛向自己所爱慕的对象引荐其他女子为妻，方才放心离去。具有代表性的狐故事，如《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一）》中对于献县周氏仆周虎与狐女的记载、《聊斋志异》中的《娇娜》、《莲香》、《封三娘》和《小翠》等。另外，日语毕业论文，该类型故事中还存在一个特例，就是狐女不是与故事中的男主人公缔结婚姻联系（或存在性的结合），而是与其祖辈存在婚姻联系，以“祖辈狐”的身份前来帮助子孙后代，使其过上幸福生活的。《聊斋志异》中一则题为《王成》的故事就属于这一类型。故事中的狐妇感念与王成祖父之间的深情厚谊，因而帮助其子孙后代重新建立幸福家园的行为是值得我们赞扬和歌颂的，虽然“它”在故事的结尾之处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但仅就这个故事的情节本身而言，可以说应该算是“圆满的”。
（二）第二种类型
该类型故事的主要情节大致为：狐幻化为女子，与家境贫寒（或怀才不遇）的年轻男子相恋、结合，为其生育子女，并帮助其脱贫致富（或考取功名）。该类型中具代表性的狐故事，如《聊斋志异》中的《鸦头》、《房文淑》和《红玉》等。
在中国的古典文学著作中，“大团圆”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结尾方式，具有一定的喜剧性质，但这在日本的古典文学著作中却并不多见。关于此种现象的产生，以下将分别从自然环境、审美意识和人文心理等方面进行剖析和阐述。
二、中国的“团圆式”
首先，“大团圆”的人狐恋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多为风华正茂的才子，而女主人公是由狐幻化而成的绝代佳人，二者志趣相投，便在“发乎情”的基础上缔结了婚姻联系（或发生了性的结合），他们的情感是真挚而热烈的，即便是在礼法森严、门第观念极强、人们的情感长期倍受压抑的封建社会当中，男、女主人公也总是想方设法地冲破种种阻隔，执着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婚姻和幸福，这便为此后产生团圆而美满的结局提供了可能。例如，《红玉》中的女主人公红玉、《鸦头》中的青楼女子鸦头等都是文学创作者以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婚姻作为主线，从而充分地体现出其对爱情和婚姻自由的强烈渴望和对封建制度的坚决反对，同时也使这种违反了封建礼教制度的婚姻观念合理化了。于是，成就了一段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不但在上层社会当中引发关注，而且在下层的普通民众之中也成为美谈佳话。除此以外，“大团圆”的结尾又多采用“家道日益兴旺”或“考取功名”或二者兼有的桥段进行处理，笔者认为，这是为“大团圆”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经济基础。
其次，在人狐恋故事的“大团圆”结局中寄托了创作者和读者双方面的主观意识。实际上，它是将许多现实世界里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呈现于文学著作之中了。因此，该类型著作的生成是创作者最初由自身的视角出发，在著作中注入了创作者个人的满腔热情和远大志向，然后又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个至少能够从精神层面上使之得以一定满足和补偿的理想化的世界，由此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引发共鸣的。例如，《聊斋志异》中《娇娜》的男主人公孔雪笠是个宽厚又有内涵的书生，他通过十数载的寒窗苦读终于考中进士，被授予延安府司理一职，后来却因冒犯了御史行台而被罢了官。就在他自身也前途未卜之时，偶遇娇娜的兄长皇甫公子，得知其兄妹二人并非人类，实为狐狸所变，惊异万分。皇甫公子却说家中天降灾祸，央求孔生搭救，孔生虽然并不知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却立即表示甘愿承担，并发誓与公子全家共存亡。这份愿为恋人和朋友肝脑涂地、两肋插刀的深情厚谊，绝对是人世间可遇而不可求的，不禁令人羡煞不已。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创作者本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初衷，又在孔生性命攸关之时，得到了娇娜及其兄长的救治，“娇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金簪拨其齿；自乃撮其颐，以舌度红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红丸随气入喉，格格作响。移时，醒然而苏。见眷口满前，恍如梦寤。于是一门团/K，惊定而喜。”[1]不得不承认，这正是“善有善报”的圆满结局。
再者，《聊斋志异》中的男主人公多为一届贫苦书生，想要通过考取功名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却总是因为官员之间的官官相护而名落孙山或被革职。然而，作者却在创作过程中给予了平凡的弱者极大的同情，让他们与狐精幻化而成的女子相遇、相知、相爱，并且得到其帮助，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或是恢复官职。例如，《红玉》中的男主人公冯生一家遭到官宦宋家的迫害，家破人亡，却反被其诬陷杀了人，不仅蒙冤入狱，还被革去了功名。出狱后，与红玉相逢，红玉不仅为他含冤昭雪，还在大考的前几日，送了银子给学官，为冯生恢复了原本秀才的资格，在考簿上重新登记上了名字。冯生不负众望，考中举人，家中肥田连片，房屋宽阔广深。此类型的故事还有很多，如《封三娘》等。另外，男主人公还多为家境窘困或家道中落的平凡男子，但在结识狐女后都受到了她经济上的援助，有赠与银两为其经营生意的，也有提供资金为其筹备婚礼的，还有资助经费为其打点人际联系的，《王成》、《红玉》、《房文淑》、《褚遂良》等均属此类。除此以外，也不乏狐女通过神奇的医术救治男主人公的情节，例如《娇娜》、《莲香》、《鸦头》等都是典型例证。总之，创作者在以上各故事中均应用了非现实的描写，使狐女具有超乎常人的神力，将现实世界里难以达成的愿望变为现实，从而促成了“大团圆”结局的形成。读者虽然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感到绝望，不忍直面残酷的现实世界，但却能够通过此类著作看到一丝转机，获得新的希望。这种出自创作者自身主观意图的、虚幻的“圆满式”结局，在相当程度上使读者得到了心理上的平衡和精神上的慰藉，因此，这种结局方式也成为了读者最容易接受的。正如鲁迅先生针对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展开议论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对于国民性的问题。”[2] 最后，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圆满”也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圆满”，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仅仅是通过文学著作的最终结局而进行的简单判断。然而，世间万物并无绝对，从“大团圆的人狐恋”故事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其中也包含了诸多悲剧的因素。人狐恋故事中的年轻男女在追求幸福或取得事业成功的道路上，总是费尽周折、历经磨难的。这些故事中都存在着“为他人做嫁衣”所获得的“圆满”，而这种“圆满”中则饱含着无以言表的无奈与忧伤。
三、日本的“悲剧式”
那么，为什么在日本古典文学著作中却难以搜寻到“大团圆”式的人狐恋故事的实例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与日本人的悲剧意识脱不开干系的，而日本人的悲剧意识的形成又不得不从该国的自然环境、人文心理、审美意识等方面展开略论。
首先，自然环境作用着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及其性格的形成。顾乃忠认为，一方面地理环境作为社会的外部因素，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结构和布局、自然性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乃至人类的存亡和社会的兴衰都起到深远的作用；另一方面地理环境作为社会的内部因素，对生产力的数量和性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以及社会性的民族性格的形成都起到重要的影响。虽然我国的理论界在这两个观点之间的争论仍然僵持不下，但笔者本人则更为倾向于顾乃钟的观点。总之，无论如何，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日本自远古时代起处于怎样的地理环境条件之下的呢？日本是位于亚洲大陆东部的南北狭长的岛国，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以及近7000个小岛组成，总面积约为37万7819平方公里。纵观日本的地形特征，可以发现其中约61%为山地，约11.7%为丘陵地带，而平原面积所占极少。在日本的国土中，超过3000米的山脉有21座，且全部集中于最大的本州岛的中央部位[3]。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为日本固有的风俗文化及特有的民族性格的形成奠定了自然基础。“大海不像高山，不是把人们分隔的元素，而是把人们连结起来的元素，大海给了人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觉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中略）而大海虽然看起来驯服、和蔼、可亲，但实际上是‘最危险、最激烈的元素’，因此特别需要人的敢于冒险的精神和机智、沉着的品格。”[4]由此看来，古代日本人不仅需要充分地利用岛内资源，发展农耕技术，在有限的耕地上进行劳作，从而获得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粮食资源，同时还必须鼓起勇气开始探究浩瀚无际、变幻莫测的海上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造船只，出海渔猎，一方面逐渐地适应了海洋生活，另一方面也使自身得到了迅速发展。
其次，在这种受到限制的生存环境下，一方面，日本人开始积极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总结防御自然灾害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又向外寻求途径，主动学习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另一方面，面对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日本人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渺小、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无常，这种对生命的怜悯和岁月无常的悲凉心境构成了日本人的悲剧审美意识。这种意识在文学艺术中被称之为“物哀”。王向远在《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审美概念的形成流变及语义略论》中还特别强调了，所谓“物”并非是指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是特指那些足以能够引发“哀”的事物，也就是说只有能够使人“哀”的事物方才是“物哀”之“物”。这种“以悲为美”的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意识，几乎成了日本文学艺术中的情绪之源。不仅如此，这种悲剧审美意识还作用到了日本民众的自然喜好。
另外，社会伦理也成为作用日本人的悲剧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武士道的伦理精神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武士的生死观及名誉观是与他和主君之间世代累积的恩情与利益紧密关系在一起的，有时为了维护武士集团的整体名誉，武士们宁愿放弃宝贵的生命，从而履行自己作为家臣应尽的义务。关于“生”与“死”的选择，是武士集团内部伦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地体现了日本人的悲剧意识，具有极为强烈的悲剧色彩，其所带来的诸多作用也是多为悲剧的。日本武士压抑自身个性的服从和奉献，当可称得上是一种美德，而这种“美德”中却给人留下了无限忧伤之感。
四、结束语
由于上述原因，比起“大团圆”的喜剧，日本人更喜欢悲剧。在文学方面，从史上第一部著作《古事记》到平安时代的名著《源氏物语》，再到今天的川端康成、村上春树，无不贯穿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在戏曲方面，他们热爱近松门左卫门的剧作；在诗歌方面，他们称松尾芭蕉为至高无上的俳圣；在神话世界，他们喜欢天照天神之胞弟须佐之男命；在现实世界，他们同情以悲剧了结其一生的源赖朝之胞弟源义经，甚至整个民族都怀有“义经情结”。源义经身为“判官”，“判官情结”（日语叫做“判官びいき”）这个词已经成为固定词汇留下来，在当今日本社会仍广为使用，以此表示对命运不幸的弱者的同情及袒护的心理。
参考文献：
[1]蔡春华.中日文学中的蛇形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9.
[2]蒲松龄，著.朱其凯，主编.聊斋志异（上）、（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4.
[3]大森和夫，大森弘子，曲维著.日本（上）[M].北京：外语教育与探讨出版社，2017：11.
[4]于长敏，等.管窥日本 从日本民间文学看日本民族文化[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企业，2017：10.
Comparative Study of Love Story Between Human and Fox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Centering on Reunion of Human-fox Love Story
XU Li-li，JIN Xiang-mei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Changchun，Jilin 130012，China）
Abstract：Whether author itself or readers，it is natural to take the final reunion at the end as a course. Despite how the plot works ups，how unfortunate fate of the characters，It will be ultimately go to a "happy" ending form.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works，"Reunion" is a very common way to end with a certain nature of comedy，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in classical Japanese literature. For this phenomenon，this article will be to analyze and elaborate in term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aesthetic awareness and human psychology etc.
Key words：reunion；Human-fox love story；natural environment；aesthetic awareness；human psychology ，日语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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