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宫廷女诗人上官婉儿与额田王诗歌创作比较探讨[日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日语论文 责任编辑:花花老师
更新时间:2017-04-14
提示：本资料为网络收集免费论文，存在不完整性。建议下载本站其它完整的收费论文。使用可通过查重系统的论文，才是您毕业的保障。
摘 要：上官婉儿是初唐宫廷中杰出的女诗人、诗歌评论家和政治家，而在同时期的日本皇宫中，也存在这样一位文采卓然、地位不凡的宫廷才女——额田王。这两位同样生活在封建宫廷中的女性，在诗作创作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但她们之间的异同与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对这两位女诗人的比较，除了能够以个体反映出她们在著作结构、著作诉求与文学要求方面的迥异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中日女性诗人创作的缩影。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中日 女诗人 上官婉儿 额田王 比较
引言
在中日古代封建国家里，“宫廷”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存在，作为封建社会里诗歌创作的重要场所，宫廷诗往往具有主宰诗坛趣味、引导创作文风的影响。在漫长的文学史中，谈及“宫廷诗”，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初唐——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唐中宗景龙四年（710）近百年的时间都被看作是“宫廷文学最为繁盛的黄金时代”[1]（P165）。尽管从整体上而言，“其诗风走向仍然与魏晋南北朝一脉相承，整个诗坛的审美趣味仍然为宫廷趣味所主宰”[2]（P165），但不可否认的是，初唐文坛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同时也为漫长的宫廷诗时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上官婉儿，正是这“宫廷诗的时代”中最引人注目的存在之一。而在同时期的日本，也就是既保留着集团性古代歌谣的特点，又有个性和歌表达的万叶第一期，出现了被称作“万叶一流歌人”的额田王。《万叶集》中收录了她的长歌、短歌共12首，著作创作主要集中在天明朝（655-661）、天智朝（668-671）和天武朝（672-686）三朝。她与上官婉儿同样是作为宫廷女官而被人所知，二人在中日文坛中各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
文章拟从她们的诗歌创作以及这背后所折射出的原因出发，研讨这两位宫廷女诗人的共同性与异同性。
一、才华绝代——宫廷才女的诗歌创作比较
上官婉儿与额田王作为宫廷女诗人，其本质其实是统治者的御用文人，歌功颂德是她们诗歌中的主题，极少有个人情感的表达，因此多为应制之作，在中国又被称作“宫廷诗”。宫廷诗由于其特定的主题内涵，所以“外表富丽堂皇，内容却贫乏空洞”[3]（P70），一般不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也正因如此，所以极易被人忽视。然而，与一般的应制之作不同的是，上官婉儿所作的应制诗却并不局限于歌功颂德的狭窄范围。它们或清新隽永，或壮丽雄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上官婉儿的诗歌全集现已散失，只残存32首诗，其中共有6首奉和应制诗、25首出游纪胜诗、1首恋爱诗。与此相类似，在《万叶集》所收录的12首额田王和歌中，有3首应制歌、6首游宴歌、3首相闻（即恋爱）歌，其中长歌3首、短歌9首。
（一）应制著作比较
1.咏物写景，清新自然
上官婉儿的应制诗虽然也有类似于“太平辞藻盛，长愿纪鸿休”等公式化的表达，但却也不乏清新俊美之作。比如《奉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翦彩花应制》[4]（P62）：
密叶因裁吐，新花逐剪舒。攀条虽不谬，摘蕊讵知虚。
春至由来发，秋还未肯疏。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
这首歌所咏之物是宫人在节日所剪之彩花。剪花本无生命，作者却通过多角度的描写，将它写得鲜艳美丽，生机勃勃。不仅把它比作春来开放、秋日不凋的鲜花，“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一联更是将它置于桃李丛中以假乱真，浑然一体。这首诗所传达出的清新自然、隽永活泼的情调，远非此前的宫廷诗所能比。可见，作为女性诗人的上官婉儿以其特有的细致观察、丰富体验和独特感受为此类单调空乏的应制诗歌注入了一股鲜活清新的气息。同时，这也是一首较为成熟的格律诗，对仗工整，平仄规律。郑振铎认为此诗“正是律诗时代的最格律‘矜严’之作”[5]（P305）。
额田王的应诏歌中也有清新俊逸的著作出现，文风平实自然。例如这首《額田王、近江国仁下る時に作る歌》[6]（P17）：
味酒 三輪の山 あをによし 奈良の山の 山の際にい隠るまで 道の隈 い積もるまでに つばらにも 見つつ行かむを しばしぱも 見放けむ山を 心なく雲の 隠さふべしや
汉译[7]（P14）：
遥望三轮山，隐蔽不可见。前有奈良山，山高遮视线。道路迂且回，长度似中断。几度行望之，望之徒长叹。白云也无情，隐约山影乱。
这首和歌的背景是中大兄皇子希望通过迁都至近江大津，以确立国家新体制事件。而这首歌正是额田王作于离开大和（即旧都）之际，借描写路途的遥远、艰辛，既表达了对故土的依依惜别之情，也充满了对未来的迷惘与不安，隐隐含有祈祷前途平安之意。有趣的是，这首和歌后面紧跟着一首反歌，这一形式在《万叶集》的应制歌谣中是没有的，从中不难看出额田王良好的汉文学素养，及其从汉诗中学习（主要是《荀子》《楚辞》）模仿的痕迹。
2.游幸出征，宏阔雄伟
除此类清新之作外，上官婉儿更以堪比男儿的胸怀气度写成气势恢宏、意境阔大的著作，尤为难能可贵。这一点在她的《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三冬季月景龙年，万乘观风出灞川。
遥看电跃龙为马，回瞩霜原玉作田。
——其一
鸾旂掣曳拂回空，羽骑骖驔蹑景来。
隐隐骊山云外耸，迢迢御帐日边开。
——其二
其一写中宗深冬时节出游，车马仪仗犹如天边而来，气势威风凛凛。作者以遥看、回瞩之“龙为马”“玉作田”的昂扬生气与壮观之景，衬托出圣驾出行的恢宏气势。其二再写皇帝仪仗，从仰视的角度关照写作对象，凸显出皇帝仪仗的浩浩荡荡与自然景观的雄伟称奇。皇帝之威仪，皇家之显赫，跃然纸上。钟惺评此诗云：“毕竟神老气健。……全首皆以猛力震撼出之，可以雄视李峤等二十余人矣！”[8]（P839）而在《驾幸三会应制诗》[9]（P62）中，诗人如是写道：“驻跸怀千古，开襟望九州。四山缘塞合，二水夹城流”。不仅气势磅礴，而且构景壮阔，尤以“四山缘塞合，二水夹城流”一联，对仗工整，意境宏大，颇具盛唐风范。钟惺称其：“如此应制，可称女中沈宋矣！”[10]（P839）因此，以上官婉儿身为纤柔女性，却能以如此气势压倒一众须眉，可见其非凡功力与气度胸怀。 额田王也有不逊于婉儿的宏大之作，和歌中常饱含丰富的感情，展现出不亚于男性的雄伟气势，例如这首著名的《熟田津出征歌》[11]（P8）：
熟田津に 船乗りせむと 月待てば 潮もかなひぬ 今は漕ぎ出な
汉译：
夜泊熟田津，启航待月升。须臾潮水涌，摇橹赴征程。
这首歌写于齐明七年（661），与古代日本有密切联系的百济被新罗所灭后，向齐明天皇寻求援兵，以谋求复国，得到了天皇的支持。而这首诗正是写在军队整装待发之际，“有很多后宫女性跟随着大部队，却只有额田王作了和歌”[12]（P25），可见额田王才华之出众，宫廷地位之重要。当然，在如此重大的场合，借和歌达到鼓舞士气的影响，也是额田王作为女官的职责所在，这也就决定了这首和歌的基调势必是激昂澎湃的。整首和歌较为简洁凝练，前面四句都只是简单交待了时间、地点，并未多加修饰，但却充满着蓄势待发的紧张感。直到最后一句“今は漕ぎ出な”，才大幅提升了著作的气势与主旨，有着出人意料的强大震撼力。
（二）出游著作比较
1.寄情山水，自然率真
上官婉儿的出游纪胜诗现存《游长宁公主流怀池二十五首》[13]（P63），占据了其诗作的大部分，这可能与当时的当权者尤其是唐中宗喜爱游玩有关，也与她的身份特征相符。这组诗实际上是一组应制诗，当时“帝及后数临幸，令昭容赋诗，群臣属和”[14]（P6652）。但是由于内容与写景纪胜相关，因此把它归为出游之作。作为一名常年深居宫中的女官，她的写景诗主要完成于皇亲贵戚的园林别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题材的扩大，更不利于文采的发挥，因当时兴建亭台楼阁、游园赏玩已蔚然成风，所以不免有无病呻吟之嫌。但另一方面，又因为脱离了严肃井然的宫廷，而为清丽诗歌的出现创造了可能。上官婉儿的这组诗便一向被称作是其诗作中的“上品”。
这25首诗由6首五言律诗、3首七言绝句、9首五言绝句和2首三言古诗组成。她从不同的角度描绘流杯池周围的景色，勾勒出一幅幽雅闲静的山水画。试举其中的两首：
攀藤招逸客，偃桂协幽情。水中看树影，风里听松声。
凭高瞰险足怡心，菌阁桃源不暇寻。
余雪依林成玉树，残霙点岫即瑶岑。
作者应用拟人、对偶等修辞，将自然美景写得十分生动，虽为园林之色，但在作者笔下却似有声之乐，给人赏心悦目之感，不仅饶有高山幽谷的野趣，而且也颇具寄情山水的桃源之姿。
上官婉儿的一些山水之作，已与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相去不远。如其十三：
策杖临霞岫，危步下霜蹊。志逐深山静，途随曲涧迷。
渐觉心神逸，俄看云雾低。莫怪人题树，只为赏幽栖。
这首诗无论是从韵律上还是情致、志趣上，都被认为与王维的《终南别业》有异曲同工之妙，且笔触清雅，风致疏朗。因此上官婉儿也被看作是唐代文人山水诗的创作先驱。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先生说：“正是在适合于表现这一场景的‘返璞归真’与‘平淡自然’的风格中，上官婉儿开启了王维《辋川集》中的那些名篇佳作的先河。在五言绝句中她也表现了同样的场景，只是在风格上更接近于后者。”[15]（P114）上官婉儿的才情与地位可见一斑。
与上官婉儿在写景诗中所展现的清逸山水相同，日语论文，额田王也将目光放在了打猎时的田野风光上，日语论文，最典型的莫过于她与大海人皇子的对答歌[16]（P20）：
あかねさす 紫野行き 標野行き 野守は見ずや 君が袖振る
汉译[17]（P13）：
君行紫野去，标野君又行。不见野间吏，笑君衣袖轻。
而大海人皇子的对歌是：
紫草のほへる妹を 憎しあらば 人妻ゆえにねれ 戀ひめやも
汉译[18]（P13）：
紫茜同姝艳，往来围猎场。何至他人妇，思慕断我肠。
虽然这首和歌表现的是额田王与大海人皇子之间的欲说还休的情感纠葛，但从创作背景来看，属外出游猎时的即兴之作，所以也被《万叶集》编入“杂歌”部分。仔细来看，这首和歌是以围猎风光为背景的，虽未直接描写风光美景，但字里行间又处处透出自然之味，“紫野”一词就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清新感，伴随着愉悦的视觉享受。不难发现，不管是上官婉儿还是额田王，面对大自然，她们的出游之作都展现出了自然率真的情怀。
2.题材相似，主旨相异
就题材而言，上述两首诗歌表现的都是自然风光，但内容主旨上却各有侧重。上官婉儿在写景诗中所展现的是纯粹的欣赏山水的高雅情趣，而额田王更多的是表现出其内心情感充沛而敏感纤细的一面。从额田王所作和歌看，她的内心其实非常复杂，似亦喜亦忧。一方面，在陪同天智天皇打猎之时遇见昔日的丈夫，而且还是个明显对自己仍痴心不悔、一往情深的丈夫（在古代日本挥袖具有示爱之意），作为女子而言不是不喜悦的。但她已嫁做人妇（虽无正式名分），人言可畏，身为女官，更需步步谨慎。因此，她的这种复杂心境通过上面这首和歌表现得淋漓尽致。此歌被西乡信纲氏评价为：“有与后代平安时代好色之道有相通之处的社交表现成分。”[19]（P62）这一点，是上官婉儿的出游著作中所没有体现的。或许正是这种全然寄情山水、忘却尘世的超然姿态成就了上官婉儿与盛唐山水相似的志趣境界，而额田王的《紫野歌》则显示出了矛盾而忧伤的情感基调，体现出了两者重景与重情的异同。
如前所述，两人都曾在陪同皇帝外出游赏时有游宴之作。由于写作对象的相似性，她们笔下所呈现的皆为一派清新率真的自然景象。但不同的是，上官婉儿的诗风清丽素雅，意境幽深，从中也不难窥见一向汲汲于政治的上官婉儿内心深处的一方净土。而额田王的著作则情感浓郁，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体现了两者在写景主旨上重于写景与偏于抒情的异同。
（三）爱情著作比较
1.我心待君，此情可鉴 唐朝虽是少有的气象宏大的王朝，但初唐时期，六朝以来的艳丽词风仍余绪犹存，创作者难免会受到作用，上官婉儿也不例外。但这种作用仅仅体现在题材的选择上，就语言而言，上官婉儿已经逐渐开始褪去了艳丽的色彩，而写得颇为清新自然。她的爱情著作现仅存一首，即《彩书怨》[20]（P62），这首诗也被认为是婉儿的诗歌之“最”，历来被人称道：
叶下洞庭秋，思君万里徐。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
此诗刻画的是独守空闺的思妇因挂念远方的丈夫而孤独难耐、寂寞悲苦的心情。全诗情景交融，情真意切。首句便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中“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典故，点明了其“思”的主题。随后以凄迷的笔调描写更深露重，令她感到孤衾寒凉，冷月独照屏风的寂寂景象更是让她触景伤情，辗转不能寐，“冷”“虚”二字，既拟物境，又关人情。无奈的她只好起身弹琴，本欲以男女贪欢之《江南曲》以遣忧怀，但却了无心绪，于是只得给远在他乡的丈夫写信。一“贪”字，主人公的急切心理便跃然纸上，更凸显出她的思念之浓，爱意之深。最后一联则直接点明离愁别绪之怅然，“惟”字更写出了书信字字关情、句句皆思的特点。此诗章法严密，平仄粘对，对偶押韵，全合五律格局。钟惺《名媛诗归》卷九赞此诗：“能得如此一气清老，便不必奇思佳句矣！此唐人所以力追声格之妙也。既无此高浑，却复铲削精彩，难乎其为诗矣！”[21]（P839）谢臻也称此篇：“平妥匀净，颇异六朝气格。”[22]（P368）
不可否认的是，上官婉儿这首诗的语言大量排除了六朝以来的俗艳成分，并且融入了汉魏古诗的主题和表现手法，展现了一个妙龄女子本该有的纯真情怀，是初唐宫廷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而生性浪漫、温柔纤细的额田王更是不乏此类诗作，最典型的莫过于她的《思近江天皇咏秋风》[23]（P488）：
君待つと 我が恋ひ居れば 我が宿の 簾動かし 秋の風吹く
汉译[24]（P14）：
我正恋君苦，待君门户开，秋风吹我户，帘动似人来。
这首和歌被认为是额田王最具女性色彩的一首著作，细致生动地刻画出了女主人公在等待恋人时的那种急切而失望的心情。尤其是“帘动”这一意象，恰到好处地将“思君君不至”的怅然心情传递出来，并且选取了“秋风”这一情景，为整首和歌定下略略伤感的基调。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首和歌完全是以额田王个人情感世界为蓝本的真实写照，是额田王的自我情感表达，这在普遍集体代言的《万叶集》中是很少见的。
2.主题神似，情感殊异
同为抒情之作，表达的同是因恋爱受挫而导致的凄凉近况，且女主人公都处于思念而不得的被动位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中日封建社会中，男女在恋爱联系中的不平等地位，男性掌握了更多的恋爱主动权，女性常常是处在“等”和“被选择”的状态中。这是中日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共性在诗歌中的体现，也是这两首诗之所以神似的根本原因。而在意象的选择上，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秋”这一时间要素来营造寂寞孤独的气氛，体现了“秋”这一意象与“恋爱失意”的内在关系。所以不管是从主题的表达，还是从意象的选择上，这两首跨越时空的著作都颇有些神似。
但细细品味，这两首诗仍存在不同之处。上官婉儿的诗是对他人的写照，而额田王则是自我写照，因此就诗歌所展现的情韵而言，额田王的和歌显然更能拨动人心，引起共鸣。《彩书怨》代言体的写作模式使得这首诗歌始终难脱矫饰造作之嫌，情感也不如《咏秋风》那样真挚。而上官婉儿的诗则在遣词造句上更甚一筹，文辞清雅含蓄，诗境唯美凄婉，为沉寂多年的初唐文坛吹去了一阵清新之风。相比之下，额田王的《咏秋风》就显得朴素平实得多，寥寥几句中直言相思之苦，并不刻意追求文辞的优美。
二、中日之别——宫廷女诗人创作异同原因浅析
上官婉儿与额田王同为宫廷女官，才气过人，应制奉和之作是她们著作的主旋律，这是她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点。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发现双方在诗歌创作上存在明显的异同。其一，上官婉儿的32首著作中仅有一首恋爱之作，而额田王仅留下12首和歌，其中便有3首是恋爱歌，体现了她们对待爱情的迥异态度和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其二，上官婉儿与政治的联系更为密切，宫廷地位更高，因此对文坛的作用更为深远，影响更大。然而造成如此巨大的异同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仍然有迹可循。下面就从社会背景、生活经历与文学环境三方面来进行具体研讨。
（一）社会背景——女性地位的异同
上官婉儿与额田王虽然都生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但彼时的中日社会在女性地位上显然存在差距。
初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女性专权的时代，从公元674年武后与高宗并立为“二圣”，到公元713年太平公主被唐玄宗诛杀的40年时间里，包括武则天、上官婉儿、太平公主与韦后、安乐公主在内的多位女性都曾或明或暗掌握过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女性地位大为提高。而社会关于女性掌权的包容性也是非常巨大的，因唐朝统治者本身就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因此，就这一点而言，社会就为上官婉儿提供了广阔的尽情施展政治才能的舞台，这是额田王所不具备的。日本虽也有女皇当政，但社会并不会允许女皇以外的女性掌握权力。经过了大化改新之后的日本，虽然社会制度更为先进，但女性作为附庸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女性仍然是作为男性的“财产”而存在的。
因此，从社会背景上来说，上官婉儿具备了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客观条件，而当时的日本实际并不拥有这种客观环境。表现在创作上，则是上官婉儿的诗歌著作多与社会政治相关，多言志内容，其诗歌实践活动对当时诗坛有引领影响；而额田王的诗歌则多与个人生活相关，多言情内容，对当时日本其他男性诗人的创作没有产生多大作用。
（二）生活经历——性格特点的异同
造成上述异同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两人个性的不同。上官婉儿的愿望并非是成为贤妻，而是成为良臣。追溯形成这一性格的原因，便不得不提起上官婉儿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她出身于显贵门庭，祖父乃一朝宰相，父亲乃一廷高官，却因得罪武后而遭遇灭顶之灾。她的母亲虽对她善加教导，却无法让她脱离深宫内院这种危机四伏、冷漠疏离的生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上官婉儿内心逐渐有了对权力的渴望与诉求，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额田王则顺风顺水得多，她几乎没有经过什么灾难的洗礼。凭借家族的显赫成为采女入宫，受到大海人皇子的宠爱并生下一女，后来被天武天皇召去成为重要的宫廷女官，即便是在壬申之乱后她也得以回到情人的身边继续生活。在这样的经历背景下，额田王选择爱情、亲情几乎是毋庸置疑的选择。更何况，她本就无意于政治理想的实现，经历多朝更替，依旧安然无恙地生活在宫廷中便是最好的例证。我们也可以从她的和歌中感觉到，这是一位独具魅力而耽于安定生活的女性，她更多地倾向于与所爱之人白头偕老，度此一生。
因此，上官婉儿坎坷的经历造成了她内心始终惴惴不安的情愫，并不得不通过对政治权力的追求来使自己获得安全感与成就感，而顺遂的额田王则情感细腻，追求甜美爱情。不同的性格，造成了对人生价值的不同追求，而体现在诗歌中，也就自然形成了前述的上官婉儿与额田王在创作上的异同。
（三）文化环境——诗歌诉求的异同
除却社会背景与个人经历的作用，从根本上而言，汉诗与和歌异同的产生是由文化环境的不同导致的。汉诗与和歌作为文学著作，是诗人个人情感表达的载体，自然有诗人个体印记的存在，但其总体上是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与束缚的。不管是何种文学形式，包含在文学著作中的精神内核一般体现的是主流的精神诉求，否则就无法得到广泛的认同，甚至被斥为异类。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其精神内核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主要的外化表现是“诗言志”与“忧国忧民”。在这种思想的长期统治下，体现文学的功利性与社会性自然成为了儒家文化的内在要求，文学也就成为了附庸而丧失了应有的独立地位，甚至沦为个人追求政治理想的工具。也正因如此，诗在内容上倾向于政治主题与伦理道德主题，精神上则体现出积极入世、奋斗进取的态度。
与中国不同，儒学并非日本文化的核心，其主干思想是本土的“神道教”，它是复合型的文化结构，兼有儒、道、佛以及现代科学的成分，是日本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并予以本土化的成果。它的基本教义除了对神（其物化代表为天皇）的崇拜外，还有对现实利益的崇信与追求，“文以载道”的思想并未对日本文学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所产生的日本文学是非功利性的，远离政治生活，自有其独特的抒情风格，这与中国载道济世的文学传统正好相反。
另一方面，中日两国的诗人构成也有异同。中国自隋以来就实行了科举制，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稳定的士大夫阶层，深受儒家文化作用的他们是文学创作的中流砥柱，因此，政治在诗歌创作中的流露几乎是无可非议的。而日本却从未举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科举，获得知识的权利始终被皇室、贵族、官吏等上流社会的成员所垄断，普通人获得此种特权的可能性非常小，而对上流社会而言，及时享乐是他们生活中的主旋律，针砭时弊的功能被不断地弱化和脱落也是可以想见的。
由此可见，汉诗与和歌的不同，根本上是因为它们的诉求不同。中国作家注重在文学著作中揭示社会问题，评判统治者得失，表达“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理想，而私人情感的表达被看作是细枝末余而得不到鼓励与认同。但日本作家的内心却没有太多封建礼制的束缚，对“自然”与“欲望”的理解与把握是非常感性的，其审美追求具有私人、真实的特点，反映到文学著作中则是个人内心世界、日常生活与自我审视的表达。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上官婉儿的大部分诗作都离不开“言志”的诉求，而额田王的著作却完完全全是自身生活的写照，抒情意味与个人色彩非常浓厚。
注释：
[1][2]李海燕：《上官婉儿与初唐宫廷诗的终结》，求索，2017年，第2期。
[3]苏者聪：《才华绝代的上官婉儿》，湖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4][9][13][20][清]彭定求：《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5]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6][11][16][23]中西进：《万叶论集》，东京：讲谈社，1995年版。
[7][12][17][18][19][24]杨烈译：《万叶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10][21][明]钟惺：《名媛诗归》，上海有正印刷所排印，民国七年。
[1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
[15][美]斯蒂芬·欧文著，陈磊译：《唐代别业诗的形成（上）》，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6期。
[22][明]谢臻：《四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甄周亚 杭州 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大学 310018） |
免费论文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