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70年代，幼稚园教育伴随着福禄培尔教育思想传入日本，并在日本迅速发展起来。幼稚园教育传播到中国则是以日本为媒介的，因此清末幼稚园教育的发展深深地打上了日本幼稚园教育的烙印。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清末幼稚园教育在日本作用下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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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幼稚园教育；清末；日本
【中图分类号】G6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7）05-0053-04
虽说自人类产生以来就有了幼儿教育，然而幼儿教育机构的正式定型却是后来的事。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起初无不以家庭为幼儿教育的基本“机构”。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第一所幼稚园在德国产生。由于其自身具有的优越性，再加上福禄培尔及其追随者的大力宣传，幼稚园教育在西方开始盛行。19世纪70年代，幼稚园教育伴随着福禄培尔教育思想传入日本，并在日本迅速发展起来。幼稚园教育传播到中国则是以日本为媒介的，晚于日本约二十余年。因此，清末幼稚园教育的发展深深地打上了日本幼稚园教育的烙印。本文试图略论日本幼稚园教育是如何作用中国幼稚园教育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时中国幼稚园教育的特色与不足之处。
一、日本幼稚园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
19世纪70年代，近代中国开始了与日本明治政府的外交往来。1877年1月，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等正式出使游历日本，他们在游历过程中对日本的学校教育（包括幼稚园教育）均有所关注，并留下了可贵的片言只语。如张斯桂在《使东诗录》中写道：“携同保姆学观场，乳臭孩提六七行（约近百人）；何必胜衣方就傅，纵然总角也登堂（自四岁至六岁）；教循矩步心求赤，试听弦歌口褪黄；画荻馀闲呈杂戏，秋千影里话斜阳。”〔1〕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馀纪》中专门列有幼稚园表一项简单介绍了日本的幼稚园情况。〔2〕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这样描述当时日本的幼稚园：“联袂游鱼逐队嬉，捧书挟策雁行随，打头栗凿惊呼暮，怅忆儿童逃学时。（附女子学校有幼稚园，皆教四五岁小儿。鸟兽草木，日用器具，或图画，或塑形，以教之以名。教之剪纸画/，抟土偶，叠方胜，以开其知识。教之唱歌、说话、习字，陈一切蹴鞠、秋千之类，于放学时听之游戏，以诱掖其心，节宣其气。课程皆有一定不易之刻，坐立起止，皆弱以兵法部勒之，泰西之教法也。校中有保姆，有训导。）” 〔3〕
遗憾的是，一方面由于甲午战争之前国内风气未开，另一方面由于以上诸君在教育界的作用力有限，所以这一时期对日本幼稚园教育的介绍没有在国内引起重视。甲午战争之后，大量学生赴日学习教育，成批的官绅赴日考察学务，再加上部分维新人士在日本避乱时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方面的探讨，使得日本的幼稚园教育得以正式完整地传入中国。其代表性的人物有吴汝纶、罗振玉、严修、梁启超、吴朱哲、曹广权、吴荫培等。
吴汝纶于1902年以京师学院堂总教习的身份赴日考察，为时将近四个月。在日本期间，吴汝纶不仅参观了日本的各类学校，还聆听了文部省对于教育的讲座，并与日本教育界人士进行教育方面的交谈。吴汝纶于同年10月归国前在日本出版了自己的考察日记《东游从录》，提出改革中国教育的设想。吴汝纶考察的重点放在学校制度上。在吴汝纶赴日前，中国学校教育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各类学校较为分散独立，基础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02年8月，由张百熙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当时吴汝纶正在日本考察，并未直接参与学制的制定工作，但是吴汝纶是在张百熙跪请下出任京师学院堂总教习，并取得张百熙的同意后出游日本的。在此期间，两人经常保持关系，吴汝纶曾给张百熙写过六封信，表达自己改革学校建设的设想和意见。因此，不能否认吴汝纶赴日考察对清末第一个学制的作用。
罗振玉于1901年冬受张之洞与刘坤一的委托，携两湖书院监院刘洪烈，自强学堂教习陈毅、胡均等一行六人赴日考察学务，出发之际即受命考察日本现行学制章程，以期为国内参考之用。罗振玉一行于次年春归国。罗振玉著有《扶桑两月记》介绍日本教育制度，并在其创办的《教育世界》上发表多篇对于建立学制的文章。他还与随行的陈毅直接参与了《癸卯学制》的起草工作。《癸卯学制》将“蒙养教育”的年限从六七岁儿童降至“为保育三岁以上至七岁幼儿”，并确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幼稚教育法规――《奏定蒙养院章程和家庭教育法章程》，更加明显地体现了属于幼稚园性质的蒙养院地位。《癸卯学制》的制定与罗振玉一行的考察密不可分，参与起草者陈毅更是功不可没。
严修于1902年、1904年两度东渡日本考察教育。除了考察师范、实业以及各类私立学校外，还着重考察了日本幼稚园。从严修的《东游日记》中可以看到，严修在日本期间参观了多所幼稚园，从与各幼稚园园长或保姆的交谈中汲取了实施幼稚园教育的理论与经验。1905年，严修在天津创办了严氏女塾保姆讲习所，并附设蒙养院作为学员实习的场所。鉴于国内幼稚园的师资和设备的贫乏，严修聘请在日本结识的大野铃子出任教师，翻译并使用日本幼稚园教育教材，还从日本购得钢琴、风琴、儿童桌椅、教具等教学设备。
梁启超在逃亡日本避乱之际，对日本的教育制度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考察与探讨，《教育政策私议》即是他在1902年所撰的一篇教育论文。在该文中，梁启超不仅提出了构建一套从幼稚园、小学校、中学校、分科学院到学院院的系统学制，首次将幼稚园教育纳入学制系统，并且设计了一份教育期区分表，即儿童身心发达表，明确将教育期分为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期、成人期四个阶段，且概括出每一阶段在身体、知、情、意、自观力等方面的特征。梁启超归纳的幼儿期身心特征为：在身体上，一岁前后，乳齿生，习步行，学言语，始与他动物全别，具人类之特性；有营养之求，有欲望之起，感觉之力渐臻敏捷。在知上，感觉知识之动机极为锐敏。在情上，其感情皆起于感觉，恐怖之情甚强。在意上，只有感应的意志。在自观力上，未自知有我，纯然沌浑未凿境界。〔4〕由此可见，将幼儿身心特征与教育分期紧密结合，并以此构建囊括幼稚教育的学制体系，正是梁启超考察日本及西方教育制度的理论成果。
以上诸君在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的过程中，主要是考察学校教育制度，形成了对包括蒙养院或蒙养园在内的学校制度的宏观上和理论上的认识，为中国近代学制的确立以及幼稚园教育制度的确立奠定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后期的赴日考察者则主要是从微观和实践的层面将日本幼稚园教育传播到中国并加以实践。
1906年，礼部侍郎曹广权赴日本考察学制，结识了日本著名教育家中村五六，在与中村的交流中，接触到福禄培尔的幼稚园教育思想。归国时，曹广权将从日本获得的福禄培尔游戏恩物带回国内，并介绍给国人。1908年，曹广权在北京创办曹氏家塾幼稚园，以自己在日本期间所获的幼稚教育知识指导幼稚园工作。1910年，曹广权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幼稚园保育实习谈》一文，宣传福禄培尔对于游戏、唱歌、谈话、手技等方面的幼稚教育思想，“弗勒别尔（福禄培尔）创立保育事项，区之曰游戏、唱歌、谈话、手技四者，各有情义。语其大要，即以使幼儿身体知识平均长育为主，必按合儿童年龄心性及家庭社会情形，由保育者酌定一贯通主旨，联络而善用之，始能合其本意。若四者各不相谋，或畸轻畸重，或任便为之漫无用意，或强行成法不解便通，则非徒无益，反足为害”。〔5〕当然，曹广权所介绍的福禄培尔教育思想是经过日本人加工而成的二手材料，但其思想主旨是基本一致的。自此，该杂志刊登了多篇有关福禄培尔及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文章，逐步形成了幼稚教育思潮。
1906年7月，新授广东潮州府遗缺知府吴荫培受两江总督端方的委派，自费赴日本考察。吴萌培在考察期间著有《岳云/扶桑游记》，详细记录了考察之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并请端方代为上奏。吴荫培的具陈主要有五条，其中第一条即“兴女子师范学校及幼稚园”，具体为：“学业始于普通，终于专门，中学校以下大抵皆普通学。中学校以蒙小学校为基础，蒙小学校以幼稚园为基础。日本幼稚园学生小者只有四五岁，保姆教导分谈话、手技、游戏等三科①，事甚浅易，日语毕业论文，而德智体三育隐寓其中。日课惟午前三小时，无寄宿，过午即归。”目睹日本幼稚教育的发达，有感于本国教育的滞后，吴萌培感叹“今日兴学当以此为第一事”。然而，由于当时新式教育风气初开，除了京师、上海等地外，幼稚园的开设较为艰难，再加上女学风气未开，势必作用到幼稚教育的师资。因此，吴荫培认为“似宜明降谕旨，责成各行省遍设女子师范学校及幼稚园，以开众学之先”。〔6〕1907年以后，中国女子教育及幼稚园教育取得了相应的地位与进步，不能说没有吴荫培等人士的提倡之功。
吴朱哲女士在1903年协同吴馨女士创办上海务本女塾后，也于1904年单身赴日，就读于日本保姆养成所。1907年学成归国，她在上海公共幼稚舍创办保姆传习所，从学者36人，〔7〕更是推进了清末幼稚园教育的实际发展。另外，大量清末留学生和提学使的对日教育考察都在向国人介绍日本幼稚园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二、日本幼稚园教育对清末中国幼稚教育的作用及评价
在清末学习日本的风气和氛围中，幼稚教育同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日本幼稚园教育的烙印，在办园宗旨、师资延聘、课程、教学措施等方面都带有浓重的日本色彩。
从办园宗旨上看，清末幼稚教育较为浓重的德育和智育色彩深受日本幼稚教育宗旨的作用。《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第一条即指出：“幼稚园因家庭教育之不完全而设，专辅小儿自然智能、开导事理、涵养德性，以备小学堂之基础为宗旨。”〔8〕该章程是在日本人户野美知惠的指导下拟订而成的，自然是以日本幼稚教育宗旨为参照。《奏定蒙养院章程和家庭教育法章程》也规定保育教导要旨为“使之远于浇薄之恶风，习于善良之轨范”，“留意儿童之性情及行止仪容，使趋端正”等。〔9〕
从师资上看，清末幼稚园的保姆或教习大多聘自日本。中国近代第一所公立幼稚园是1903年秋创立于武昌的湖北省立幼稚园，聘请三名日本人为保姆。是年北京京师第一蒙养院成立，院长由日本保姆师范毕业生担任，并聘两名日本人为教习。随后，上海务本女塾、无锡竞志女堂、湖南蒙养院、天津严氏家塾保姆传习所和附属蒙养院、福州幼稚园保姆养成所等幼稚机构都聘有日本保姆或教习。清末先后有户野美知惠（湖北幼稚园）、河原操子（上海务本女塾）、加藤贞子（京师第一蒙养院）、春山雪子、佐滕操子（湖南蒙养院）、小野八千代（南京弁敏女学堂幼稚园）、酒井余野（安庆布政司衙门幼稚园）、河濑梅子（福州幼稚园）、山口政子、前田新子（奉天第一、二蒙养院）、大野铃子（严氏女塾保姆讲习所）等日本人来华从事幼稚教育工作。〔10〕
在教学内容和措施上，清末幼稚园的课程及实施措施基本上照搬日本。《奏定蒙养院章程和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保育教导条目为：游戏、歌谣、谈话、手技，与曹广权考察日本时所记录的游戏、唱歌、谈话、手技的课程如出一辙。晚清最后十年中所开设的幼稚园（教会幼稚园除外），基本上都是依据日本的幼稚园课程进行教学的，甚至连日语也成了学习科目。在教学过程中仍然是以注入式为主，正如张雪门在《我国三十年来幼稚教育的回顾》一文中所述：“要形容这一时期的幼稚教育，和现在注入式的小学十分类似。他们将谈话、排板、唱歌、识字、积木等科目，一个时间一个时间规定在功课表上，不会混乱而且也不许混乱的，教师高高的坐在上面，蒙养生很端正的坐在下面。教师教一样，学生学一样，日语论文，全部活动不脱教师的示范，儿童不能自己别出心裁，也不许其别出心裁。至于各种工具和材料，如果教师不给，儿童自然不能自由取用，且放置的地方很高，儿童虽欲取而不得，管理上的严肃主义，也和现在注入式的小学一样。”〔11〕
综上可知，清末中国幼稚教育的发展的确是在日本幼稚教育的作用下进行的，存在着 “东洋化”的倾向。民国后期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都曾指出此时期幼稚教育的主要弊端之一即为此。陶行知称此为“外国病”，提出建设“中国化”的幼稚园，陈鹤琴就此指出“幼稚园要适合国情”，张宗麟在对江浙等地幼稚园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幼稚教育的“民族性”。诸如此类的批判和建议层出不穷。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以上教育家并没有绝对地否定此时期幼稚教育在日本作用下取得的一定进步，“幼稚教育之来华，尤为近十数年间事，故一切设备教法抄袭西洋（引者注：包括日本在内）成法，亦势所难免”，便是最好的注脚。〔12〕“幼稚园要适合国情”从一个方面理解是要体现自己的民族特性，从另一方面看，则是要适应当时的国情。众所周知，当幼稚园教育在西方和日本普遍盛行的时候，中国的幼稚教育还是封建式的家庭式教育，基本上没有正规的社会性幼教机构，因此在幼稚教育内容、措施等方面带有严重的封建落后性，当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日本的媒介将幼稚园教育介绍到中国并加以实践时，幼稚园教育在中国正式落地生根，中国的幼稚园教育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因此不可抹煞日本幼稚园教育所发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斯桂.使东诗录〔M〕.长沙：岳麓书社,1985:147－148.
〔2〕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馀纪〔M〕.长沙：岳麓书社,1985:276.
〔3〕黄遵宪.日本杂事诗〔M〕.长沙：岳麓书社,1985:655.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教育政策私议〔M〕.上海：中华书局,1941.
〔5〕曹广权.幼稚园保育实习谈〔J〕.教育杂志,1910,(6).
〔6〕吴荫培.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
记：岳云/扶桑游记〔M〕.杭州:杭州学院出版社,1999:765.
〔7〕陈鸿壁.幼稚教育之历史〔J〕.教育杂志,1927，（2）.
〔8〕〔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386,384.
〔10〕汪向荣.日本教习〔J〕.社会科学战线,1983,(3).
〔11〕张雪门.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我国三十年来幼稚教育的回顾〔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179－180.
〔12〕张宗麟.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调查江浙幼稚教育后的感想〔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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