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教育系统不仅包括学校教育系统，还包括社会教育系统，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大教育系统的结构模式。其教育权力配置也突出体现大教育系统特征，相关行政机关职能广泛涉及社会大系统，而并非仅局限于学校教育系统范畴。由此形成了教育与社会的紧密结合，从而改变了其教育教学的模式、课程、形式和措施等，并形成日本大教育系统的鲜明特征。当然，日本大教育系统的形成与其教育理念由学历教育到学力社会的发展变化存在紧密关联。 二、日本教育的结构模式：大教育系统 教育系统属于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日本教育系统与社会大系统及其相关子系统紧密结合，形成了大教育系统结构模式。明治时期是日本社会近代化发展的黄金时代，教育近代化发展也不例外。现代文部科学省由近代文部省发展演变而来。1871年，日本设立文部省掌管教育，起先主要负责学校教育，之后职能范围逐渐扩大，扩展到社会教育、意识形态、体育和科学等领域。二战后，文部省职能范围进一步拓展，揽括文化、教育、体育、科学和技术等领域[5]。 以日本教育行政职能归属而言，内阁是最高权力机构，其下是文部科学省，其中设有教育系统各分支部门，有社会涵育成份的文化部门则由文部科学省下的文化厅掌管，这就构成比较宽泛的文化科学系统，包括文化、教育、体育、科学和技术等子系统[6]。教育系统中又存在学校和社会两大教育系统，由此形成文部行政系统结构模式，即社会大系统-文部科学系统-教育系统（包括诸子系统）-学校和社会两大教育系统，构成大教育系统结构模式。在此模式中，学校教育系统和社会教育系统并不是相互分离、互不关联的，而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体现出大教育系统中各教育组织间、学校与社会教育机构间的协同关系，从而在人才育成中起到综合性影响。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教育系统中存在大量为青少年开设的教育设施，比如儿童馆和青年之家，它们已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校外活动的重要基地，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基本平台，嫁接起校外活动诸项内容，并成为学校与社会、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间的桥梁和纽带。 第二，社会教育系统中各机构在各种传统节日组织大量的青少年活动，这项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有力弥补了学校教育内容的不足；从另一角度而言，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承担着教育青少年的社会职能，并形成相互间社会职能方面的分化。学校教育致力于培养高素质人才，社会教育则承担起造就高素质社会公民的职责，由此释放学校教育面临的多方压力。 第三，社会教育系统还可以作为学校教育系统职能的延伸，协助其实现社会终身教育。社会教育机构制定了各项严格制度，其中仿效学校教育制定了学级制度。可以说，社会教育系统中各项制度相当正规健全，不是营利性和行政性气息浓厚的教育机构。 综上所述，社会教育机构已成为日本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教育系统与学校教育系统共同构成了大教育系统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存在以下3方面特点。 第一，学校教育系统的社会职能突出体现为人才育成和学术探讨，并形成以素质能力为导向的教学科研准则，关注科学技术探讨运用，以及文化知识通识性教学和宽专结合的学术探讨。 第二，社会教育系统的社会职能在于涵养公民综合素质，以及以地域文化为特色进行文化涵育，对学校教育系统进行协同性作用影响，从而实现学校与社会综合教育和人才育成的功能，并成为大教育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三，大教育系统中的学校和社会两大教育系统实现无缝隙衔接，从而建成终身教育体系，学校教育中的年龄和时间限制被打破，而社会教育机构的各项教育活动则日益制度化，活动的规制性特征日益明显，成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学校和社会两大教育系统的综合功能，即实现大教育系统结构模式的社会职能。 三、日本大教育系统的权力配置 日本社会中主管教育职能的行政机关可分为4级：内阁、文部科学省、都道府县和市町村，这些行政机关下设专门主管教育的行政机构，其中前两者承担国家级教育行政职能，后两者承担地方教育行政职能。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实行教育委员会制度。 （一）日本大教育系统权力配置的文化和社会环境 论及日本各级教育机关权力配置，首先要讲到其地域自治制度。日本文化主体是神道教和武士道精神，其社会制度则主要表现为天皇制度和首相内阁制度。前者属于以宗教文化为主体构建的制度，掌握社会中的精神文化，即思想意识形态范畴；后者掌控其社会中的行政管理，属于物质和机制层面范畴。天皇制度是其国家的根本制度。首相内阁则是其社会的“管家”。近代日本是天皇制度与幕藩制度的双重体系，现代日本则形成天皇制度和首相内阁制度双重体系。 （二）日本大教育系统的权力配置 内阁是日本最高教育权力机关。二战后，日本宪法规定，行政权归内阁所有，因此教育行政权力也归属于内阁，内阁总理大臣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权力担当者。文部科学省处于内阁统辖下，属于专门从事教育行政事务的机关。负责文部科学省职权行使的是文部科学省大臣，即文部大臣。文部科学省内部设置有各类行政机构，负责文部科学省各项行政事务。教育法学法令的制订及其废止，都需要文部科学省向内阁总理大臣提出，并经过阁议通过方可实施。文部科学省还承担其他行政性事务，诸如学术和宗教等相关事宜。由此可知，在政策方面，文部科学省主要担负协助性行政和社会职能。文部科学省机构的设置有内局和外局的分别，内部局还连带性包括教育机关、探讨机关和咨询机关等附属机关；外局主要指诸如文化厅及其附属机关。内局设有初、中等教育局，学院学术局，社会教育局，体育局和管理局等，并设置部、室、课等事务性机构。内局附属机构内还包括其他教育和学术机构，比如国立教育探讨所、中央教育审议会和日本学士院等探讨、咨询与学术机关；外局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比如文化厅下设有东京国立博物馆（调查探讨机关）、文化财保护审议会（咨询机关）和日本艺术院（艺术机关）[7]。文部科学省各局的行政业务范围主要包括设立教育课程基准、有关地方公共行政机关和教育委员会职权行使保障，以及学院自治及国立学院管理权限等。 （三）日本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的职权配置 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的职权配置由地域自治制度和教育委员会制度的具体规制而形成。地域自治制度是其社会的基本行政制度，即在内阁及省级行政机关（比如文部科学省）下，都县府道和市町村均实行地域自治，上下间相互不存在行政管辖联系，只具有协调、指导和协助职责，这种地域自治制度适应于各行政机关[8]。各教育委员会只对同级地域行政机关负责，教育委员会的人事权和财政权等都由地域行政机关掌握，接受其业务监管。地方公共团体在地方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影响，其中教育事务相关团体则在地方教育中具有重要社会地位，比如任命教育委员会长，而地方公共团体长则由包括都县府道知事、市町村长、区长以及团体各组合管理者担任。当然，地方教育委员会下也设置多种附属机关，以发挥调查探讨、咨询和监管等社会职能，同时各级教育委员会间没有隶属联系，保持和遵守自治准则。具体事项通过各种法学法令进行明文规定，比如《地权行法》。教育委员会中设有教育长和事务局机构，负责处理地方教育行政事务，同时还有地方公共团体长、地方教育行政联系机关，比如人事委员会、公平委员会和监查委员会[9]。另外，还设有具有准立法权的地方公共团体议会。从大教育系统角度来讲，地方教育行政系统中也设有负责学校和社会教育的机关，负责其各自职能和相互间的协作，包括与教育组织及与社会间的协同。 由上可知，日本教育系统并非完全独立于社会大系统外，而是与社会大系统互相交融，而且教育行政相关制度也与其社会治理制度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比如地域自治制度与地方教育行政中的教育委员会制度。在其教育系统内部，学校与社会两大教育系统同样也存在内在关联，并形成人才育成和学术探讨相互促进的局面，共同承担相应社会职能，从而推进其教育发展和终身教育实现，体现出日本文化和社会的基本特色。 四、日本大教育系统及其权力配置的启示 日本大教育系统结构模式建构具有较大优势，特别是其适应社会大系统机制的特征，体现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文化涵育等子系统的综合作用影响。日本推行地方自治制度也为地域教育机构确立自治准则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确保了各类教育机构办学自主性，为其教育改革提供了适宜的发展空间。通过建构大教育系统结构模式，日本形成了全社会办教育的大格局，而不仅是学校独自承担人才育成和学术科研的社会责任，在体制、机制、准则和方法等方面建构出大教育系统运行架构。 日本教育行政制度中存在鲜明的集权特征，但由于其社会大系统及其子系统实施地域自治制度，由此导致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机构也都遵循自治准则。其教育行政机关日益呈现分权化和民主化的发展趋向，集权性特征在教育行政中日益处于隐性位置，指导、咨询、建议和服务等职能日益加强。社会大系统的自治制度对其教育行政制度模式具有较为深刻的作用，确保了教育机关（包括学校组织）具有办学自主权，并且削弱了教育行政机关的行政干预。同时，学校教育和探讨组织对行政组织也存在制约、监督和作用影响，使教师和探讨者可以保持应有的主体地位，并由此建立了以学术科研为主要特色的学校内部运行机制，做到了以教学促进学术科研，以学术科研支撑教学，并形成了由家庭、学校及社会共同参与的人才育成和学术探讨的机制，为实现学力社会提供了机制保障。 中日两国在教育行政制度上存在某些共性，但其异同也比较明显。其中一点就是日本教育行政机构淡化了集权性的行政职能，更多体现为咨询、建议、指导和协助等职能，从而保障了教育机构的自主权[10]。由此可知，中国教育制度变革并不是要着力改变社会政治制度本身，而是要进行社会治理结构改革，比如淡化教育行政权力，即在集权制基础上建构利于分权化和民主化发展的系统结构模式。但变革的基础在于确立地域和部门（或单位）自治准则，并增强教育行政机构和教育机关内部行政部门在系统组织中的咨询、建议、指导和协助职能。当然，日语毕业论文，同时还要建立教育机构内部以学术科研为核心的制度设计，这样才可以发挥教育机构在人才育成和学术科研中的重要影响，从而为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崛起提供充足的高素质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4][7][10] 严加红.旧制日本文部行政模式的发展及其特征略论——以学院教育职权配置与运行为中心[J].国家教育行政大学学报，2017(12). [2] 严加红.日本学院院教学探讨特色及对中国的启示[M].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管理探讨会秘书处编著:贯彻《教育规划纲要，传承学院精神，强化人才培养》.南京：江苏学院出版社，2017. [3] 小山俊也.教育行政制度：教育行政的原理·组织[M].东京：明星学院出版部，1988. [5][6] 严加红.整合与构筑“大教育”系统模式,推进现代中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以日本教育系统的结构与运行模式为参照[J].国家教育行政大学学报，2017(8). [8] 神田修，山住正己.日本的教育[M].东京：文弘堂，日语毕业论文，1978. [9] 严加红.日本教育经营中的质量保障及对中国教育的启示[J].国家教育行政大学学报，2017(8). 编辑：张力玮 |
